北方、江南、西域以及外国音乐，在隋代也得到交融发展。北齐、北周时期的宫廷已有龟兹、高昌等西域乐，后来为隋朝继承。开皇九年（589），隋朝平陈，获得宋、齐音乐和梁、陈乐人，文帝下令太常寺设清商署管理他们。大业六年（610），炀帝命各地捡括西魏、北齐、北周、陈朝的乐人子弟，集中于太常寺。开皇年间曾定七部乐，大业中改为九部乐。其中的“清乐”，即“清商伎”，是号称“华夏正声”的汉代旧典；“礼毕”即“文康伎”，据说传自东晋太尉庾亮家；西凉、龟兹、康国、疏勒、安国乐来自西域；还有天竺、高丽两部外国乐。隋九部乐后来沿用至唐，又有了新的发展。
南北朝时期对儒家经典的传习、讲授，南北各有所主，互不相通。学风上，江南继承魏晋以来的新经学，又受玄学的影响；北方仍守汉代遗风，比较质朴。梁末，一些南方儒生如萧该、何妥被迁入关中，可能对北学发生影响。隋代最显赫的经学大九九藏书网师信都（今河北冀州）人刘焯、河间（今属河北）人刘炫被称为“学通南北、博极今古”，他们注解《尚书》和《春秋左氏传》都舍北从南。这时，经学由南北交流走向统一，但这个统一却是南方征服了北方。
南北朝时期思想界以佛教思想最为活跃。当时南、北佛学的学风不同，南方重视义理，北方重视禅定。陈、隋之际，智顗创立天台宗，参合南北学风，主张义理、禅定并重，提出“止（禅定）”“观（义理）”法门作为最高修养原则。由于汉魏以来传入中国的佛经存在着教义上的重大分歧，随之形成各种学派。天台宗批判、整理、解释诸经、诸学派的教义，形成一套由低级到高级、分别层次的理论，建立起自己的判教体系。“止观”法和“判教”体现了南北佛教学风和各种学派的交流和统一，适应了统一王朝的需要。
隋朝结束了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实现国家的政治统一，有力地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南北九九藏书合流。隋朝时期表现在哲学、文学、语言学、音乐、美术等方面的南北交融，是显著的。
（唐长孺）
随着国家的统一，中外交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隋代地理学取得新的成就，特别是地图的编绘技术有了显著进步。大业初年，朝廷根据诸州申报的各地风俗、物产、地图资料，编成《诸州图经集》一百卷。大业六年，炀帝又命臣下依据图经撰成《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图志所叙的山川、郡国和城隍，均附有地图，是一部地理学的巨著。炀帝时的著名地理学家裴矩，在奉敕去张掖管理西域商人交市时，搜集了有关西域的山川、风俗等资料，撰成《西域图记》三卷，书中有地图，有记述，还有穿着民族服装的各族人的彩绘图，是一部地理学名著。
巢元方是隋朝最著名的医学家。他撰写的《诸病源候论》五十卷，从病的来源和病的症候两个方面诊断疾病，共论述了六十藏书网
七个门类、一千七百二十种病候，并探究其病源，提出医治的方法，开辟了后世病因学和病理学的研究途径。
南、北文风过去也不相同。南朝讲究声律辞藻；北方质朴，宜于实用。北魏中期以后，南方文学逐渐在北方传播。北齐、北周时期，北方作家多以南方作家为楷模，出现了以南方文学为主流的文风统一过程。隋代前期，李谔上书，乃至文帝下诏，企图阻止南方文学的流行，但都没有收效。炀帝爱好甚至尊重南方文化，来自江南的文人获得宠任，鄙视江南为“东夷”的臣僚被处杖刑。在炀帝的大力提倡下，南方文学成为正统。
隋朝工匠李春在赵州（今河北赵县）城南洨水上所建的安济桥，即赵州桥，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大石桥。安济桥是一座空腔式拱桥，净跨为37.02米，净矢度为7.23米，主拱两端各有两个小拱。空腔弧拱式的设计，可以减轻桥基的负担；单孔大弧孔可以增大排水面积，小拱可以分洪，减轻洪水对桥身的冲击九-九-藏-书-网力；大跨度、低弧形、单拱的建筑设计，既节省工料，又便于运输通行。安济桥的设计和建造，显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它比欧洲同类空腔式桥梁的出现要早七百多年。
科学技术在隋代取得了新的成就。经学家刘焯又是杰出的天文学家。他使用定朔计算法取代过去的平朔法，创制了当时先进的历法《皇极历》。后来，唐朝李淳风依据《皇极历》制成《麟德历》，行用于唐朝前期。定朔法的采用是中国天文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刘焯还观测五大行星的位置，对它们各自的近日点和远日点作了比较精细的计算。另一位天文学家耿询，制成了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装在暗室中，借水力运行，与室外的天象恰相符合，设计十分精妙。
由南北交流发展到南北统一的倾向也表现在书法艺术上。南北书法是有区别的。南方自东晋以来流行的是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首的新书体（行草书），秀逸流移，长于书札序跋；北方上承汉魏隶法，方正遒９9ｌｉb•ｎet 劲，长于碑刻榜题。西魏破江陵，王家书法的传人、文学家王褒被迁入关中，不仅对关中文学的转变有极大影响，书法也为贵族子弟所崇尚，盛行一时，以至作为关中名气最大的书法家赵文渊（唐人避讳作“文深”）也不得不学习王褒书体，但他的碑榜书却为王褒所推重。隋代书法艺术综合南北，为唐代书法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南北朝时期文学创作的需要，还推动了音韵学的研究，音韵之书竞出。但那时吴楚之音“轻浅”，燕赵之音“重浊”，四方声调分歧很大，各种韵书无不杂有地方土音。开皇初年，颜之推、萧该、陆法言等八人，感到各地语音驳杂，缺乏统一的标准，便共同研讨南北古今语音的同异，而以东晋南渡以前洛阳京畿地区的语音系统为标准，对当时语音详加校正。陆法言记录了诸人议论的大义，又参酌南北诸家韵书，于仁寿元年（601）撰成《切韵》五卷。《切韵》是一部集南北音韵研究之大成的巨著，为唐宋时期音韵学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