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人笃信巫术，称巫师为“厮乩”，或音译为“厮也”。出兵作战时，总要求巫师卜问吉凶。

党项人原崇信鬼神和自然物，巫术流行。西夏建国以后，大力提倡佛教，李德明和西夏景宗都通晓佛学，多次从宋朝请来《大藏经》。此后，以西夏文翻译了大量佛经。夏国境内庙宇遍布。景宗在兴庆府东建高台寺、鸣沙州建大佛寺。西夏毅宗的生母没藏氏曾出家为尼，在兴庆府戒坛寺受戒。她修建了承天寺，前后役使兵民达数万人。西夏崇宗在天祐民安五年（1094）重修凉州的护国寺感应塔，后又在甘州兴建崇庆寺和卧佛寺。在夏国后期官署中设有僧众功德司、出家功德司、护法功德司，位居次品（即五品中的第二级）。有不少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的大乘高僧来到夏国宣教，他们都有颇高的佛学造诣，权势甚盛。

甘州卧佛寺的大卧佛，体形魁梧，仪态庄严，是雕像中的杰作。夏王陵区出土的石马，通体圆雕，神态生动。王陵碑亭遗址发现的石雕人像的造型奇特，线条粗壮，面部和肢体都突出地表现出强力感。在同一地区发现的已残损的竹雕上，有庭院、松树、假山、花卉和人物，藏书网布置适宜，形态优美。

党项人从隋唐以来，盛行收继婚制，允许娶庶母、伯叔母、兄嫂、子弟妇，只是不娶同姓。富有家庭的男性家长可以收养众多的妇女，实行多妻制。党项人旧俗，死则焚尸，名为火葬。西夏建国以后，皇室、贵族多改行土葬，并仿汉人制度修建豪侈的陵墓。

夏国也流行道教。景宗的太子宁明从定仙山道士路修篁学辟谷法，丧命。大安七年（1081）宋军对夏大举进攻，夏人散逃，西平府城里留下僧道数百人。据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夏国地区除偶像教徒外，还有景教（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及伊斯兰教教徒。

党项人中，沿袭古代北方民族的习惯，以十二生肖纪年；藏历对他们有着明显的影响。宋朝每年要向夏国颁发新历，在夏国行用。西夏建国前，党项人患病，便延请巫师驱鬼，或把患者迁避到另一间房内，以图躲避灾祸，叫作“闪病”。西夏建国以后，《千金方》《神农本草》九九藏书网等汉人医书传入夏国。夏国统治者还多次向金朝请求医药。1971年在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药方残页里，有治疗伤寒病的药方，药物有牛膝、椒、𦬸米等，明显地反映了汉族医药的影响。

李继迁、李德明两代是夏国学术文化的发轫时期。西夏景宗建国，经毅宗、惠宗两代，文物渐趋兴盛；及至崇宗、仁宗之世，汉文化影响日益深广。夏国统治者多喜爱汉文化，大量翻译汉文典籍，或依据汉籍编译书籍。夏国涌现出一批对汉文化颇有造诣的学者、文士，如儒学学者斡道冲，诗人濮王仁忠，撰修夏国《实录》的焦景颜、王佥，编纂《番汉合时掌中珠》的骨勒茂才，写作《夏国谱》的罗世昌等。九九藏书

党项人多住毡帐。定居的屋室，只有有官爵者才得覆瓦。建国前后，大批汉人工匠来到夏国与党项工匠一起，修建了宫殿寺庙。皇帝陵墓也具有很大的规模。1972年清理的夏王陵八号陵（它被推断是夏神宗遵顼的陵墓）由阙、碑亭、月城、内城、献殿、灵台、内神墙、外神墙、角台等建筑组成。它们沿中轴线左右对称展开，严格地遵从了唐、宋建筑的格式，但也显示了党项的某些民族特点及其他民族葬俗的影响。现存天祐垂圣元年（1050）建造的承天寺塔（在今宁夏银川）和天祐民安五年（1094）重修的凉州护国寺感应塔（在今甘肃武威），虽经后世重修，仍现当时建筑的宏伟。

夏国的文士多有诗词之作。一些通俗的劝世行善作品，也常采用诗体形式。宋词人柳永的作品在夏国广泛流行。大德五年（1139），夏国攻占府州（今陕西府谷）时，崇宗亲作《灵芝歌》，与濮王仁忠相唱和。诗篇的石刻曾保存在兴庆府的孔庙里。佛教艺术在夏国有较突出的发展。现存的夏文物中，佛画以佛、菩萨的画像为多，画风精致巧九九藏书丽，与敦煌艺术有着某些共同点；在姿态容貌的表现手法上，则与吐蕃画风相似。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等处都保存有夏国时期的艺术作品。榆林窟第一窟内的夏国“水月观音”壁画，是造型艺术中的杰作。榆林窟内还有一些反映夏国人民生活状况的壁画，如《打铁图》《酿酒图》《农耕图》等。党项人早期使用的乐器有琵琶、箫、笛等，以击缶为节。羌笛悠扬清越，最为流行。党项人也十分喜爱汉族歌曲。宋沈括有“万里羌人尽汉歌”句。唐僖宗曾赏给拓跋思恭一部鼓吹乐（即军乐），这是夏人有完整乐队的开始。景宗时，汉族音乐在夏国仍有相当的影响。人庆五年（1148），夏国乐官李元儒曾参酌汉人乐书（歌谱集）更定音律。黑水城遗址曾出土《刘知远诸宫调》残本，说明金朝汉人的说唱艺术也传到夏国。

约自景宗时起，喇嘛教在夏国已见流行，朝中达官有的便是喇嘛教徒，后期影响更加扩大。天盛十一年（1159），吐蕃迦马迦举系教派初祖都松钦巴建立粗布寺，西夏仁宗遣使入藏奉迎。都松钦巴派他的大弟子格西藏琐布带着经像随使者来到夏国，仁宗尊礼他为上师，大规模翻译佛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