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从上古传说到1949_宋北宋政治_邓广铭田余庆戴逸_九九藏书网

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中，一切因循守旧，以袭守成规相标榜。有人对朝政有所建明，即被指为喜功生事；或者不顾时忌，指事陈说，则被指为“沽激”。官员们以“因循懦默者为得计”，遇事唯恐承担责任或招人非议，影响官位，腐朽的官气和暮气笼罩着整个宋朝政府。与此同时，大臣们竞相“广市田宅，争求重利”，文武百官无不仿效。宋仁宗时，“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公卿大臣之占田或千顷而不知止”。土地兼并的发展，使地主与封建国家、农民的矛盾日趋尖锐。

方腊（方十三）是青溪万年乡帮源峒地主、保正方有常家的佣工（一说方腊是漆园主）。十月九日，方腊假托“得天符牒”，率领农民，杀方有常一家，首揭义旗。远近农民闻风响应，很快发展到上万人。起义军尊称方腊为“圣公”，改元永乐，置将帅为六等。在起义的头三个月内，陆续攻占睦（今浙江建德东）、歙（今安徽歙县）、杭、婺（今浙江金华）、衢（今浙江衢州衢江区）、处（今浙江丽水西北）等六州五十多县。各地响应起义的，有苏州石生，湖州归安（今浙江湖州吴兴区）陆行儿，婺州兰溪灵山峒（今浙江兰溪西南）朱言、吴邦，永康方岩山（今浙江永康东）陈十四等。台州仙居吕师囊、越州剡县（今浙江嵊州）裘日新（仇道人）等，也领导当地摩尼教秘密组织起兵响应。

乾德元年（963），宋太祖出兵荆南，占领江陵府（今湖北荆州），荆南主高继冲投降，宋军继续向湖南进发，击败抵御的守军，擒湖南主周保权，平定了湖南。

调整封建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

将兵法

此外，在设官分职、科举考试制度等方面，也都具有它的时代特点，体现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

广大农民和地主阶级及北宋统治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农民、士兵的反抗斗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

熙宁四年（1071）正月，司农寺拟定的募役法（免役法）先在开封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免役法规定，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衙前等州、县官府差役的办法，改为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上三等户分八等交纳役钱，随夏、秋两税交纳，称免役钱。原来不承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僧道、未成丁户、坊郭户等，要按定额的半数交纳役钱，称助役钱。州、县官府依当地吏役事务简繁，自定额数，供当地费用；定额之外另加十分之二缴纳，称免役宽剩钱，由各地存留，以备灾荒年份，全部免征“役钱”时，即以此钱充用。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哲宗病死，无子。宋神宗皇后向氏提议立宋神宗第十一子赵佶。章惇以为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曾布、蔡卞等人呵叱章惇，支持向太后。向太后决策，由赵佶即位（宋徽宗），自己“权同处分军国事”。向太后早就反对新法，当权后，起用韩琦之子、守旧派韩忠彦为左相，曾布也乘机排除异己，进为右相。变法派大臣章惇、蔡京、蔡卞等人被先后贬斥出朝。

宋太祖总结了历代的统治经验，认为“可以为百代之利者，唯养兵也”，因而确定了募兵养兵制度。宋政府每年招募大量兵士，特别是荒年募兵更成为一项定制，其后的嗣君们谨守不变。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以及流浪汉，所谓“失职犷悍之徒”，还有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这些本来足以危害宋专制统治的各种社会力量，通过募兵养兵制度，转化为维护宋专制统治的军事力量。

历代统治者都依赖军队以加强其专制统治。赵宋王朝对军队依赖的程度更超过前代。宋东京开封是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实现其“强干弱枝”、“由中制外”的政策，就只能把重兵屯聚在京畿。于是“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屯兵于内，连营畿甸”，“以兵为险”，便成为宋王朝的基本方针。赵匡胤之所以重视募兵养兵制度，这是重要原因。宋初统治者虽然从根本上认为养兵“为百代利”，但又恐怕军队也可能因这样那样的事故而发生变乱，因而又制定了许多政策和措施，加以预防，其中主要的有：

乾德二年至三年，宋军自剑门、夔峡两路进攻后蜀，连败后蜀军的反抗，迫使后蜀主孟昶归降。

蔡京借口“不患无财，患不能理财”，极力搜括财富。崇宁元年，恢复榷茶法，在产茶州军设官场专卖，禁止商人、园户私相贸易。崇宁四年，罢官场，允许商贩向园户买茶贩卖，由官府“抽盘”后，批给茶引。政和元年（1111）后，朝廷一年的茶税收入达四百余万贯。每年以一百万贯供皇帝“私奉”。蔡京还大改钞盐法，废除东南六路官运官卖制，由商人任便向榷货务出钱买盐钞，凭盐钞去产地领盐，再到指定的州县贩卖。钞法屡次更易，商人出钱买钞，尚未领盐，钞法已变，又须贴钱领新钞，如无钱更换新钞，则“已输钱悉干没，数十万券一夕废弃，朝为豪商，夕侪流丐”，甚至被迫自尽。朝廷还以卖盐多寡为州县官的考核标准，州县往往强迫百姓按户等买盐，有的上户一家全年买到上千贯，第三等末户买到三五十贯。宣和元年（1119）前后，榷货务岁入淮南和两浙盐利，分别为一千四百至一千五百万贯和七百至八百万贯，成为朝廷财政的一笔重要收入。宋徽宗见到盐钞、茶引成柜搬入朝廷，得意地说：“此太师（即蔡京）送到朕添支也。”

政和五年（1115），辽朝统治下的女真族贵族首领完颜旻（阿骨打），在混同江（今松花江及同江以东黑龙江）边建立起奴隶占有制的国家，国号金。随后向辽朝进攻，屡败辽兵。宋徽宗等以为辽朝有必亡之势，决定联金灭辽，乘机恢复燕云。宣和二年（1120），宋、金订立“海上盟约”：双方夹击辽朝，金军攻取辽的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境），宋军攻取辽的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和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灭辽后，燕云之地归宋，宋将原来送与辽的岁币转送给金朝。宣和四年，金军攻占辽中京、西京，由童贯、蔡攸统领的宋军，接连两次攻打辽南京，都被辽军打败。童贯要求金军攻辽南京。十二月，金军由居庸关进军，一举攻下辽南京。金朝提出：燕京（辽南京）归宋，宋将燕京租税一百万贯给予金朝。宋徽宗、王黼全部应允照办。金军将燕京城内财物和男女掳掠一空而去，宋朝接收的只是一座残破不堪的空城，改燕京为燕山府。

北宋中期的农民和士兵起义

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后周世宗柴荣病死，他的幼子柴宗训继位。次年正月，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发动兵变，率军返回开封，夺取皇位，建立了宋朝，改年号为建隆，定都于开封。

《听琴图》
宋徽宗赵佶绘。图上弹琴者为宋徽宗，两侧毕恭毕敬聆听的，右为蔡京，左为童贯。图上还有蔡京的一首题诗，诗意投徽宗所好。因为宋徽宗宠信蔡京，所以在他的画作上多有蔡京的题记、题诗。

服役方面，分为职役和夫役。宋初职役，实行差法，由乡村主户担任，如衙前主管运送官物、看管府库等，按照规定，由第一等户轮流充当。里正、户长、乡书手负责督催官府赋税，里正由第一等户轮差，户长由第二等户轮差，乡书手由第三等或第四等户轮差。耆长、弓手、壮丁负责社会治安，由第一等或第二等户轮差耆长，第三等户轮差弓手，第四等或第五等户轮差壮丁。第三、四、五等户还轮差斗子、掏子、栏头、秤子、拣子、库子等役。上等户常因职役过于繁重，千方百计逃避，将负担转嫁给下等户乃至客户。夫役是自耕农、佃农负担的无偿劳役，如修浚河道、营建土木、运输官物等。夫役一般按人丁户口科差，但官户享有免役特权，实际负担夫役的是下户。客户作为国家的编户，也要按丁口负担夫役。

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以及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因此，在每一项新法实施的过程中，都无例外地遭到他们的阻挠和反对。他们在朝内外利用一切机会，制造事端，造作谣言，掀起阵阵波澜，使新法不得不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推行。

六甲神兵

在金兵围城数月的危急时刻，宰相孙傅向钦宗引荐“奇人”郭京。郭京自称幼年学道，精通秘术，只要有一支七千七百七十七人的部队，就能杀退金兵。于是郭京被委以重任，在开封城内四处招兵，条件更为可笑——不论年龄大小、会否武功，只要生辰八字符合六甲兵的要求就可入伍，并在这些乌合之众中挑选了“北斗力士”“天官天将”等。在出战前，郭京还将守城的士兵赶下城墙，以避免法术被人看到而失灵。结果“神兵”刚过了护城河就被金兵杀得大败，尸体填满了护城河，吊桥也被金兵夺去。宋军及时关上了城门，但仍有金兵搭云梯登上了无人防守的城墙。郭京见势忙说：“这必须我亲自去作法！”跑下城后带着残兵逃得无影无踪。东京汴梁就这样被金兵攻陷了。

熙宁六年（1073）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开封各行商铺原来承担供应官府所需物品的任务，经常被迫用高价收购货物供官，所以“每纠一人入行，辄诉讼不已”。当年，肉行徐中正等首先提出向官府交纳“免行役钱”“更不以肉供诸处”的要求。宋神宗命提举在京市易务吕嘉问和开封府司录司共同调查各行利害，成立详定行户利害条贯所，制定条法。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此后，宫廷买卖物品，都通过杂卖场、杂买务，并设置市司负责估定物价。

在司马光废罢新法的过程中，守旧派中只有刘挚、王岩叟、刘安世等人完全赞成，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有些新法还可继续施行，如范纯仁不主张废除青苗法，苏轼、苏辙、范纯仁等人不主张废除免役法。元祐元年（1086）九月，司马光死，新法已大都废罢，变法派也相继被排挤出朝，新法的存废已经不容再有争论。

⑶收其精兵。宋太祖继承了周世宗的许多做法，派遣使臣到各地，选拔藩镇辖属的军队，“凡其材力伎艺有过人者，皆收补禁兵，聚之京师，以备宿卫”。藩镇的兵权也逐步被剥夺净尽。与此同时，在次第削平南方诸国后，下令拆毁江南、荆湖、川峡诸地的城郭，于是可能被藩镇用来抗拒中央的城防也被撤除了。

宋徽宗重用蔡京一伙，依仿制置三司条例司设置讲议司，商定关于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等政事。他们借推行新法之名，行聚敛之实，如免役法的恢复，巩州（今甘肃陇西）的役钱由元丰时每年的四百贯增加到二万九千余贯。方田的官员往往在原有税额外，增加税数，称为“蹙剩”，一县多达几万贯。在丈量过程中，贿赂公行，弊端百出。豪右形势之家多减免赋役，把负担都转嫁到下户头上。

赋役制度

宋太宗两次攻辽失败，便放弃收复燕云的打算，只在河北平原上疏浚、沟通沿边河道，使西起沉远泊（今河北保定北）、东达泥沽海口（今天津塘沽南）的屈曲九百里之地，遍布塘泊，筑堤贮水，沉远泊以西则依靠种植榆柳林木，设置寨、铺，派兵戍守，以与辽朝相对峙。

宋朝的最高统治集团虽然把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的土地和人民全部割归金朝，三镇的人民却起而抗拒，“怀土顾恋，以死坚守”。北归的金军并不能凭靠宋朝最高统治集团的无耻诺言而占有三镇。因此，究竟应否割让三镇的问题，在北宋最高统治集团中也成为重新争论的议题。于是在靖康元年八月，金军再次南侵。完颜宗翰和完颜宗望仍分东、西两路进兵。这时，宋将王禀坚守太原已八个多月，因粮尽援绝，九月初被攻下。东路金军也于十月初攻入河北路的重镇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宋钦宗惊慌失措，召集百官商议是否如约割让三镇事。这时，种师道已死，李纲贬官，主和派唐恪、耿南仲等控制朝政，坚主割地，遣返各地的勤王军，撤除京城的防御工事。金军渡过黄河，完颜宗翰向宋朝提出，要划黄河为界，河东、河北地归金。宋钦宗一一答应，并且亲自下诏给两路百姓，劝谕他们“归于大金”九*九*藏*书*网。

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制置三司条例司颁布《农田水利利害条约》。这是王安石主张“治水土”以发展农业、增加社会财富的重要措施。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如工程浩大，民力不足，可依青苗法，由官府贷款，如官钱不足，州县官劝谕富室出钱，依例计息，由官府置簿催还。变法派广泛吸取发展生产的建议，社会地位低下的胥吏、商贩、农民、仆隶甚至罪废者，只要能讲求水利、有利农业，都可直接到东京献策。兴修水利有成绩，还要授官嘉奖。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这项新法推行七年后，据统计，全国共兴修水利工程一万零七百九十三处，水利田三十六万余顷，疏浚河汊、湖港之类不计其数。福建莆田木兰陂，在此期间最后建成，溉田一万多顷。扬州天长县（今属江苏）的三十六陂、宿州临涣县（今安徽宿州西）的横斜三沟，建成后也溉田九千顷。这时，北方在治理黄、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良田。

财政危机

市易法

宋朝大臣王钦若主张放弃东京逃跑，迁都昇州（今江苏南京），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只有新任宰相寇准等少数人力请宋真宗赵恒亲往澶州前线督师，以振作士气。这时寇准倚重的将领，是在历次抗辽战斗中屡立战功的杨嗣和杨延朗（杨业之子，后改名延昭）。杨延朗上疏，建议“饬诸军，扼其要路，众可歼焉，即幽、易数州可袭而取”，但未被采纳。宋军在澶州前线射杀辽南京统军使萧挞览，辽军士气大挫。宋真宗进入澶州后，两军处于相持局面。

李继迁后来战死，子李德明继位。他为了专力攻取河西诸州，遂改变策略，与宋修好。景德三年（1006），宋册封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每年“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并重开榷场，进行贸易。宋仁宗赵祯即位后，又在边界增设三处榷场。此外，民间贸易也相当频繁，出现了“商贩如织”的景况。

以章惇为首的变法派再度掌握政权，对守旧派甚至中间派进行打击。宋哲宗下令追贬司马光、吕公著等，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范纯仁等流放到岭南。韩维等三十人贬官，致仕官文彦博由太师贬为太子少保。中书舍人林希在撰写对守旧派的贬官制词中，阴斥高太后“老奸擅国”。

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神宗立志革新，熙宁元年（1068）四月，召王安石入京，任翰林学士兼侍讲，次年二月升任参知政事。神宗一心依靠王安石来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当时，王安石已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士大夫们大都以为只要王安石登台执政，“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

蔡京第宅宏敞，园内林木参天，与其子蔡攸等第宅相邻，“极天下土木之工”，金碧相照。蔡京家蓄养姬妾成群。蔡京生日，各地都要奉献大宗礼物，称“生辰纲”。宦官童贯掌握军权，每得军需，悉充私藏，家中金币宝玉堆积如山。朱勔在苏州占有甲第、名园，田产跨连郡邑，每年收租十多万石。童贯、王黼等人公然鬻卖官爵，贿赂公行，门庭若市。京师人说：“三百贯，直通判，五百索（即一贯），直秘阁。”王黼侍妾甚众，其中有官封者达十八人。其子十四岁便任待制，被称为“猢狲待制”。

宋代纸币交子
交子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最初在四川民间使用。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正式发行官方纸币——官交子。

宋徽宗、蔡京将各地仓贮钱谷搜罗一空。各路每年向朝廷上供的数额，宋神宗时已增加一倍，宋徽宗时重定上供额，又增加到十几倍。蔡京的亲信胡师文为江、淮、荆、浙等路发运使，将每年籴买东南粮米的大部分本钱，移作上供，供徽宗挥霍，胡师文因而升户部侍郎。各路官员竞相仿效，仓贮钱物全被搜空。各地官府还千方百计敲诈百姓。西蜀原来税钱三百文折绢一匹，因辗转纽折，竟增至二十三贯。对一向不施行支移的地区，加征地里脚钱，一斗税粮的地里脚钱竟与元丰时正税相当。此外，还巧立名目，仅绢帛一项，有和买、预买、泛买、常平司和买、应副燕山和买等，米谷一项，有和籴、均籴、补发上供和籴等。名为预买，实不给钱，名为和籴，只给低价。赃吏猾胥，从中侵渔。大批百姓饥寒转徙，苦不堪言。

实行青苗法的目的，是要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致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跟高利贷者的加倍利息相比，青苗法取息二分或三分，应该说是比较轻的。青苗法限制了高利贷者的活动，朝廷也从中获得大量利息。

宋与西夏的和战

北宋王朝极其腐朽、黑暗的统治，使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日益众多的农民破家荡产，“人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北宋建国和消灭诸割据势力

宋江起义

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王小波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立即获得川蜀人民广泛的响应。起义军攻占青城，转战邛州（今四川邛崃）、蜀州（今四川崇州）各县，进而攻打眉州彭山县。起义军把贪污害民的彭山县令齐元振处死，并把他搜括所得金帛散发给农民。起义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王小波在作战中牺牲，起义军推举李顺为领袖。李顺继续贯彻均贫富的主张，凡起义军所到之处，将“乡里富人大姓”家中的财物、粮食，除生活需用外，“一切调发”，分给贫苦农民。

川蜀农民起义

北宋建国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

熙宁五年（1072）三月，颁行市易法。在此以前，同管勾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王韶曾在古渭城（后改名通远军，今甘肃陇西）设置市易司，借官钱为本，每年收商利约可一二十万贯。又有平民魏继宗上书建议在开封设置常平市易司，管理京师市场，物价贱则稍增价收购，贵则稍减价出售，以便由官府掌握“开阖敛散之权”，达到“商旅以通”“国用以足”的目的。中书据此制定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以内藏库等钱一百八十七万贯作本，控制商业。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向市易务贷款，以产业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出年息二分，半年出息一分。商贩向市易务成批地赊购货物，也出年息二分。后来陆续在杭州、成都、广州、扬州、润州（今江苏镇江）等几十个重要城市设立市易务，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完颜宗望见宋朝备战，勤王军不断来援，又因已得三镇，便撤军北归。宋朝两次出兵救援太原，均被金军击破，宋军主力耗折殆尽。

⑵内外相维政策。宋太祖把全部军队分为两半，一半屯驻京畿，一半戍守各地。宋神宗赵顼对这种做法加以解释说：“艺祖养兵止二十二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实际上，这种“内外相制”的政策，不仅体现于京师与诸道之间，而且也体现于皇城内外、开封与府畿各县之间兵力的平衡。在这种政策的作用下，军事能力无形中削弱了不少。

保甲法

宋朝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严重，统治集团面临危机四伏的局面，士大夫们感到必须采取措施，摆脱困境。早在宋真宗初年，知扬州王禹偁建议对辽和夏州李继迁“谨边防，通盟好”；减少官、兵冗员，减轻税收；严格选举，使入官不滥；淘汰僧尼，减少耗费等。宝元二年（1039），同判礼院宋祁上疏，以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三冗”是全国有定官而无限员，各级官员比前增加五倍；几十万厢军坐耗衣食；僧尼、道士人数日增而没有限额。“三费”是道场斋醮，百司供费无数；京师多建寺观，多设徒卒，增添官府衣粮；大臣罢黜，仍带节度使衔，靡费公用钱。他主张裁减官兵，节省经费。所有这些足以说明，宋朝已经不能只率由旧章而无所作为地统治下去了。

此外，王安石等变法派还改革了科举制，整顿了各级学校。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十五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有的是因变法派自己改变了初衷，有的是因执行新法出现偏差，但基本上都部分地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和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而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则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当时朝廷内外的仓库所积存的钱粟“无不充衍”。

熙宁五年（1072）八月，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和《式》颁行。官僚地主无止境地兼并土地，隐瞒田产和人口，乡村中、下户卖掉土地，却仍负担重税。田产不均、赋税不实，一直是严重问题。方田均税法分为方田和均税两部分，规定每年九月由县官丈量土地，以东南西北各千步为一“方”，计四十一顷六十六亩多。依据方、庄账籍，检验土地肥瘠，分为五等，规定税额。丈量后，到次年三月向民间公布，分发方账、庄账、甲帖和户帖四种土地帐帖，作为“地符”。分家析产、典卖割移，都以现在丈量的田亩为准，由官府登记，发给契书。诡名挟佃者，都予合并改正。同时，各县以原有税数为定额，禁止使用合零就整等手段超溢此额。荒地归于耕佃之家，不必追查。瘠卤不毛之地，允许占有佃种。《方田均税条约》和《式》颁布后，派济州巨野县尉王曼为指教官，先在京东路实行，再在各路推广。到元丰八年（1085），开封府界、京东、陕西、河北、河东五路，“已方而见于籍者”共二百四十八万余顷，约为全国纳税土地的半数以上，从而使赋税的负担与土地占有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官府的田赋收入也得到保证。

在恢复新法的同时，章惇、曾布等又主持对西夏的开边活动。绍圣二年八月，宋朝终止与西夏边界谈判，采取进筑堡寨、开拓疆土的战略，先后筑堡寨五十余所，占据了河东路西北、陕西路横山和天都山一线的战略要地，屡败西夏兵，迫使西夏叩关求和。元符二年，又举兵攻占青唐（今青海西宁），以青唐为鄯州，邈川（今青海海东乐都区）为湟州，却遭吐蕃族的反抗，宋将种朴阵亡，宋朝被迫放弃青唐等地。

王安石主张，为了改变国贫的局面，必须采取“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理财方针。一方面“摧制兼并”，把大商人、官僚、地主的部分剥削收入收归朝廷，另方面扶植“农民”（地主阶级中下层和自耕农），减轻差役，兴修农田水利，发展生产，预防农民起义的兴起。为此，王安石建立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条例司撤销后，由司农寺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吕惠卿、曾布等人参与草拟新法，此后陆续制定了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市易、免行、方田均税、将兵、保甲、保马等“新法”。各路设提举常平官，督促州县推行新法。这些新法按照内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

宋真宗初年，益州（今四川成都）戍卒在王均领导下举行起义，占领益州，建立大蜀国。王均起义失败后数年，以陈进为首的宜州（今广西宜山）士兵发动起义，拥立卢成均为南平王，前后坚持斗争三四个月。

妙音鸟砖雕
宁夏银川西夏王陵出土。妙音鸟，梵语音译为“迦陵频伽”，佛经中多有记载，来源于印度神话，形象是半人半鸟，被作为佛前的乐舞供养。

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病死，宋哲宗始得亲政。哲宗早就对高太后不满，并有志继续宋神宗的新法。次年三月，左相吕大防被罢免。苏辙劝宋哲宗不要“轻变”元祐之政，不要再用变法派，哲宗大怒九*九*藏*书*网，罢苏辙门下侍郎。四月，章惇为左相。又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表示决心恢复新法。

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自熙宁七年（1074）始，在北方各路陆续分设一百多将，每将置正将一人，挑选武艺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武官充任，专掌训练。元丰四年（1083），又在东南的淮东、淮西、浙西、浙东等设十三将。“将”成为军队编制的基本单位，正将以下设副将、部将、队将等。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欧阳修（1007～1072）

欧阳修手迹

北宋大文学家和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甲科。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他支持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也曾受过排挤和打击，晚年思想趋于保守，抵制和讥讽王安石的部分新法，但比较实事求是。文学上，欧阳修与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他主张文学革新，诗、词、散文都有佳作名篇流传，《醉翁亭记》便是代表。同时，他还桃李满门，苏轼兄弟和曾巩、王安石都是他的学生。史学上，欧阳修曾奉诏编《唐书》，世称《新唐书》，并且独自撰有《五代史记》（世称《新五代史》）以及关于金石学的《集古录》。

嘉祐四年（1059），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向宋仁宗上《言事书》，要求培植人才，以便改革现行法度。他指出，国家财力困穷，风俗衰坏，在于没有合乎先王之政的法度。然要“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却又缺乏人才。人才成为当务之急。他主张从教、养、取、任等四个方面“陶冶”人才，使“在位者得其才”，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他还指出，汉、唐、五代所以乱亡，晋武帝所以招致祸乱，皆源于人才不足。《言事书》还指出，当时财政的困窘，绝非由于官员之冗滥和官员俸禄之过多，关键在于理财不得其道，不能因世之宜而变通；假若能理财得其道、通其变，即使增加官吏俸禄，也不会影响国家的经费。所以，他主张“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言事书》受到了许多士大夫的赞扬，却未被宋仁宗采纳。

方腊起义

军队和官僚机构是维护和运转中央集权制的两个重要工具，宋太祖、太宗采取种种防微杜渐的政策和措施，极力使这两个工具适应专制主义的需要，从而表现了皇帝权力的空前加强。范浚在《五代论》中指出：“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这些话揭示了唐末五代以来，在政治局面变换中，兵权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从小军官到殿前都点检，又从殿前都点检跃上皇帝宝座的赵匡胤，十分懂得军事力量的重要作用。因此，宋太祖、太宗所制定的军事政策便具有了极其鲜明的时代特点。

宋太祖、太宗建立的一些制度，大大加强了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兵”、“冗官”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

宋徽宗于宣和三年正月，派童贯率领京畿禁军和陕西蕃、汉兵十五万人南下。宋军攻杭州，起义军战败，退回青溪。歙州、睦州、青溪相继落入宋军之手。方腊带领余部退守帮源峒。四月末，宋军重重包围帮源，发动总攻。起义军奋战，七万多人壮烈牺牲，方腊力竭被俘。八月，方腊英勇就义。起义军余部分散在浙东坚持战斗，直到宣和四年三月，最后失败。

社会阶级结构

元符三年七月，宋徽宗亲政后，听从曾布绍述之说，决定恢复新法，改年号为崇宁，表示崇法熙宁。崇宁元年（1102）五月，韩忠彦罢相。蔡京勾结宦官，重返朝廷，很快取代曾布任右相。从此，蔡京与童贯、王黼、梁师成、杨戬、朱勔、李彦、高俅等人在宋徽宗统治的二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掌握全部军政大权，成为北宋王朝极度腐朽、黑暗的时期。

蜀洛朔党争

免行法

《清明上河图》（局部）
北宋张择端绘。此图表现了宋徽宗时期汴河两岸的繁华生活场景。

司马光入朝前，已经上章请求急速罢去保甲、免役和将兵等法。入朝当政后，又上章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主张全部“更张”新法。有人以为按照古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不宜骤改。司马光力争说：“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为推翻新法提供了理论依据。高太后、司马光等首先废罢保甲军训和保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新法大部被废罢。变法派被列为王安石等人的亲党，榜之朝堂，其主要成员蔡确、章惇、吕惠卿、曾布等先后被贬官。

⑶“守内虚外”政策。宋初统治者目睹五代以来内部多变的景象，使他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内患”比“外忧”更为可怕。宋太宗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因此，他们总是把假想敌放在国内，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边境。宋朝面对辽朝强大的军事压力，并未采取认真、有效的对策。

榷场

榷是“专利、专卖”的意思，榷场是指辽、宋、西夏、金政权在接界地点设置的互市市场。榷场贸易是因各地区经济交流的需要而产生。而对各政权的统治者来说，也可以控制边境贸易、获取经济利益、安边绥远，但是榷场的设置常因各政权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反复兴废。

宋太宗时期，宋辽之间就已经在镇州（今河北正定）等地设有短暂的榷场。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主要有五大榷场，四个在宋境——雄州（今河北雄县）、霸州（今河北霸州）、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和广信军（今河北徐水西），一个在辽境——新城（今河北新城东南）。宋夏之间，先于景德四年（1007）在保安军（今陕西志丹）设榷场，后又在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等地设榷场。辽夏之间则在辽境的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设有榷场。

蔡京首先定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苏轼、苏辙、程颐等一百二十人为元祐奸党，又将元符末向太后执政时，主张维持新法和恢复旧法的臣僚，分为正、邪两类。此后，重定元祐和元符末党人及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共三百零九人，刻石文德殿门，颁行全国，称“元祐党籍碑”。奸党名籍中，还包括章惇、张商英、李清臣、陆佃等十名与蔡京意见不合的变法派。章惇因反对立宋徽宗，被指责为“为臣不忠”。被列入党籍的官员，重者被编管、责降到远地，轻者则赋闲或谪降，非经特许，不得内徙。其子弟同样受到种种限制。

⑵制其钱谷。宋初于各路设置转运使，将一路所属州县财赋，除“诸州度支经费”外，全部运输至宋统治中心开封。前此藩镇以“留州”、“留使”等名目而截留的财物，一律收归中央。

宋徽宗、蔡京集团的腐朽统治

宋太宗收复燕云战争的失利

对官僚制度和官僚机构，像对待军队一样，宋代的最高统治者们也极尽防制之能事。历代宰相居中央政府首位，具有“事无不统”的大权。宋太祖唯恐宰相权柄过大，不利于皇帝专制，因而采用分化事权的办法削弱相权。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还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贰”，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与此同时，宋又提高了御史台、谏院等台谏官的权力和地位，许其风闻言事，纠举、弹劾各级官员特别是宰执大臣等高级官员，作为皇帝的耳目，以利皇帝的专制统治。台谏气焰日盛，宋仁宗赵祯时，宰执大臣的任用去留往往取决于台谏，因而不少做宰相的不得不屈从于台谏的意向行事，宰相权势更加削弱、下降了。

州县城郭内还居住着许多富裕的商人。汴京资产达百万的富商很多，超过十万者“比比皆是”。如著名的“大桶张氏”，“以财雄长京师”，许多士大夫也利用一切机会贩运货物，牟取暴利，“日取富足”。社会上逐步改变了贱视商人的传统观念，商人成为封建国家的“四民”（士农工商）之一，取得了“齐民”的资格。国家允许商人中的“奇才异行者”参加科举。商人还可通过接受朝廷的招募为封建国家管理税收，向官府进纳钱粟，充当出使随员，跟宗室或官员联姻，交结权贵等途径获得一官半职。商人一般都要购置土地，把部分商业资本转化为田产，使自己变成单纯的地主或商人兼地主。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空前加强

厢军

宋代承担各种杂役的军队。乾德三年（965），宋太祖将各地精兵编为禁军，剩下的老弱士兵留在本地称为“厢军”，通常没有训练和作战任务。厢军在兵种上分为步军和马军，步军基本从属于各州府和某些中央机构，在御辇院、军器库、后苑造作所、弓弩院、御膳厨、油库、醋库、布库等部门服劳役，也承担修路、建桥、垦荒、运粮等任务；马军则主要负责地方治安。从来源看，从禁军中拣选降为厢军的，称为“落厢”；刺配犯人充当厢军的，称为“配军”。厢军身份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很多时候也有机会替代或补充禁军。

绍述

有关“杯酒释兵权”的记载虽富有戏剧性，未必全都属实，但与赵匡胤一道起家，并作为赵匡胤的义社兄弟的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大将不再掌握军权，则是极为明确的事实。以后又废除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三衙统领。禁军领兵权之析而为三，以名位较低的将领掌握三衙。宋初制军的这些措施都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与此同时，宋初还建立了不同于前朝的枢密院，设枢密使，主管调动全国军队，分掌军政大权。枢密使与三帅各有所司：“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调兵权与领兵权析而为二，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有利于皇权的控制。

在消灭各封建割据政权的同时，宋太祖、宋太宗还逐步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安史之乱以来，藩镇之所以能够与中央皇室对抗，主要在他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掌握和控制了地方的各种权力。为改变这种情况，宋太祖采取如下措施：

农田水利法

开宝三年（970）至四年，宋发兵岭南，负隅兴王府（今广东广州）的南汉主刘鋹投降。

淳化五年正月，起义军攻克成都府，李顺建国号“大蜀”，年号“应运”，占领了剑关以南、巫峡以西的广大地区。宋太宗极为震惊，立即派遣两路大军，分别向剑门（今四川剑阁北）和峡路进军。李顺原想在宋大军入蜀前，先派兵占领剑门栈道，但未获成功。宋军占据栈道，得以长驱直入，李顺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起义军余部在张余、王鸬鹚等人领导下，在川南、川东一带坚持斗争，直到至道二年（996）最后失败。起义失败后，宋朝取消了成都的博买务，川峡地区的封建生产关ｗｗw.９９lｉｂ.ｎｅt系得到了一些调整。

宋朝官僚机构日益庞大，通过恩荫（任子）、科举、进纳、军功、胥吏出职等途径入仕者不断增加。真宗时，文武百官为九千七百余员。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4），增至一万七千余员，还不包括未受差遣的京官、使臣和守选的选人在内。宋英宗时，更增至两万四千员。正官之外，等候差遣空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数，“一位未缺，十人竞逐，纡朱满路，袭紫成林”。

在宋取守势后，辽朝对宋却展开攻势。就在宋军第二次收复燕云战争失利的冬天，辽数万骑逾燕山南下，宋军刘廷让率军阻击，分精兵与李继隆，令其支援，而李继隆逃至乐寿（今河北献县），坐视刘廷让军数万人被歼于君子馆（今河北河间北）。自此，辽利用其骑兵优势不时进扰。咸平二年（999），辽承天皇太后、辽圣宗耶律隆绪率兵南下，宋将傅潜率大军驻定州（今河北定州），闭门自守，不敢出战。次年正月，辽兵到瀛州（今河北河间），大败宋军，擒宋将康保裔。咸平六年，望都（今属河北）之战，宋将王继忠兵败降辽。景德元年（1004），辽承天皇太后、圣宗又以收复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旧南关）以南地区为名，发兵南下，回避不少城市的攻坚战，直趋黄河边的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对宋的都城开封构成严重威胁。

宋初以来，为了供应京城皇室、百官、军队的消费，在江南、两浙、荆湖、淮南等路设置发运使，负责督运各地“上供”物资。发运使只是照章办事，完全按照每年的定额，丰年不敢多运，凶年不能少运，经常支出大笔运费，运来一些过剩物品，只得在京城半价抛售。各司往往隐瞒财富，不肯如实申报朝廷，反而以支移、折变等名目加倍收税，朝廷调用物资时，又多不管产地和时令，一味强征。这些做法给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控制市场提供了方便，百姓则被加重赋税负担，朝廷仍然财用窘急。

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

张迪、高托山等起义

十一月，金军前锋到达东京城外。闰十一月初，金军攻城。城内兵力有限，士气不振，宋廷于危急之际竟派郭京带领“六甲神兵”出战，大败逃散，东京城破。宋钦宗派宰相何栗去金营求和，完颜宗翰、完颜宗望要宋徽宗前往商议割地。宋钦宗亲去金营求降，献上降表。从靖康元年十二月起，金军大肆搜括宋朝宫廷内外的府库以及官、民户的金银钱帛。靖康二年四月，金军俘虏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人北撤。宋朝皇室的宝玺、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等也被搜罗一空，金军满载而去，北宋从此灭亡。

《山东货郎图》
北宋苏汉臣绘。

庆历新政

宋太祖时选练禁军，作为正规军，开宝时（968～976）有禁军十九万三千人，厢军十八万五千人。宋仁宗时，为对西夏用兵和加强对内镇压，各路广募兵士，禁军激增至八十多万人，皇祐元年（1049），总计达一百四十万人，为宋代的最高数字。宋朝用来养兵的费用，竟达全国财政收入总数的十分之七八。

杨业（？～986）

北宋抗辽名将。原为北汉名将，擅长骑射，北宋建立后曾舍命保卫北汉政权。北汉灭亡后，杨业拒绝投降，宋太宗珍惜这员勇将，便派北汉皇帝的亲信去劝降。杨业痛哭之后投降宋朝。宋太宗任命他为左领军卫大将军，驻守代州。在雁门之战中，杨业大败契丹。这以后，杨业一直在雁门关对契丹备战。雍熙三年（986），杨业作为潘美的副将随军北伐，由于受到监军王侁的排挤而孤军深入，被重兵包围后又无援军支援，最终受伤被俘、绝食而死。杨业及其后人杨延昭、杨文广等抵御辽和西夏也多有战功，故后人称为“杨家将”。

宋太宗赵炅（939～997）

宋太宗赵炅像

宋代第二代皇帝。宋太祖赵匡胤的弟弟。最初名匡义，太祖时改名光义，自己称帝后又改名炅。赵炅在位期间（976～997）极大强化了中央集权，不仅大量招考文官任职，而且军事上确立了强干弱枝、限制节度使权力等政策，为后来北宋积贫积弱埋下了隐患。但是赵炅爱看书倒是留下了一段佳话：赵炅曾下令编修一部叫作《太平总类》的类书。书编好后，他决定每天看三卷。有人担心他这样读书会太累，就劝他少读些，他却说：“我天性就喜欢读书，读起书来神清气爽，怎么会劳累呢？而且只要打开书卷就会有收获，时间也不会被浪费。”这也就是成语“开卷有益”的来历。赵炅最终用了一年的时间读完了这部巨著，原书名也被改成了《太平御览》。

北宋中期庞大、腐败的军队和官僚机构

变法派一方面反击守旧派和恢复新法，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出现内部分裂。曾布在王安石初次罢相时，曾上疏攻击市易法，与吕惠卿、章惇分裂。绍圣初，曾布又阻挠吕惠卿回朝任职。曾布还指责章惇引用小人，专恣弄权，攻击章惇、蔡卞处理元祐党人“过当”，是“报私怨”，指责章惇、蔡卞各自植党。章惇和蔡京、蔡卞兄弟原来政见一致，后又发生龃龉，蔡京和蔡卞的权势日盛。变法派大臣互相倾轧，削弱了自己的力量。

宋徽宗还用宦官直接掠夺民间田地。政和六年（1116），由宦官杨戬在京西路设公田所。杨戬死后，宦官李彦又设置西城括田所。李彦等人在京西、京东、京畿、河北等路，以把官地、荒地、逃田、退滩等收归官府为名，将大量民田指作“天荒”，掠为“公田”，课取“公田钱”，强占的田地共达三万四千多顷。大批百姓被夺去常产，“愁怨溢路”。

北宋与辽、西夏的和战

在上述变革之下，全国各地的“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从而极大地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就宋代行政体制看，“收乡长、镇将之权悉归于县，收县之权悉归于州，收州之权悉归于监司，收监司之权悉归于朝廷”，“以大系小，丝牵绳连，总合于上”，把中央集权制强化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前此那些藩镇割据势力被完全铲除。在宋朝统治的三百余年中造成一个“无腹心之患”的统一的政治局面。

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责成他们条列当世急务，以“兴致太平”。范仲淹、富弼在《答手诏条陈十事》奏中认为，当时中心问题是整顿吏治。他们提出内外官吏过于冗滥，其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的人应一律裁汰。宋仁宗采纳了这些意见，连续颁布几道诏令，规定：⑴改革文官三年一次循资升迁的磨勘法。注重以实际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员，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称职者和在任犯罪者。⑵严格“恩荫”制。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垄断官位。⑶改革贡举制。令州县立学，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间方许应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着重策论和操行。⑷慎选各地长官。由中书、枢密院慎选各路、各州的长官，由各路、各州长官慎选各县的长官，择其举主多者尽先差补。⑸改进职田法。重新规定官员按等级给以一定数量的职田，以“责其廉节”，防止贪赃枉法。⑹“减徭役”。将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的五县废为镇，又析王屋县（今河南济源西）并入河南府，以精简乡村役人。范仲淹、富弼还提出“厚农桑”“修武备”等建议，则并未实施。

宋徽宗自从听到金兵南下的消息，即急忙传位给太子赵桓（宋钦宗），企图南逃避难。宋钦宗即位，改明年为靖康元年（1126）。这时朝野官民纷纷揭露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六贼”的罪恶，要求把他们处死。宋钦宗被迫陆续将蔡京等人贬官流放或处斩。

六路发运使

六路是指北宋时期江南东、江南西、淮南、两浙、荆湖南、荆湖北六路。当时六路已经是国家财富的倚重之地，宋神宗朝，江淮六路的各项赋税收入占到全国的三成以上，盐税甚至最高达到四成多。同时，江淮六路每年的上供粮食达到六百二十万石，成为了宋代的重要粮仓。正因为江淮六路的作用日益重要，宋朝在江淮六路设立了江淮六路发运使和江淮六路转运使。江淮六路发运使的职能非常广泛，漕运上供粮食、保证京师物资供应是其核心职能。

在打击守旧派的同时，章惇等人逐步恢复新法。绍圣元年，依照宋神宗时的“条约”，恢复免役法、保甲法。二年，复青苗法。四年，重置市易务。元符元年（1098），“以常平、免役、农田水利、保甲，类著其法，总为一书”，名《常平、免役敕令》，颁行全国。在这段时间内，各项新法基本上按照熙宁、元丰时期的模式进行，只是为了克服熙、丰推行时曾经产生的弊端，并且为了消除阻力，对新法也稍稍做了一些改革。

宋军初战获胜，连下易（今河北易县）、涿（今河北涿州）等州，嗣即因辽军的苦守待援，不得不屯兵于坚城之下。宋太宗率军于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与辽援军展开激战。在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等军夹击之下，宋军大败，宋太宗中箭，急乘驴车逃走，从此不再亲临战场。雍熙三年（986），宋军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战。东路主力由曹彬率领，自雄州（今河北雄县）北上，攻涿州；中路田重进军出飞狐（今河北涞源），攻蔚州（今河北蔚县）；西路军由潘美、杨业率领出雁门（今山西代县），攻山后诸州。宋方的战略意图是以东路军牵制住辽的主力，使西、中两路乘隙攻取山后诸州，然后三路大军合击幽都府。

熙宁三年（1070），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制》颁行。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选取主户中“物力最高”和“有材干心力”者充任保长、大保长和都、副保正。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随后推行到全国各路。保甲原属司农寺，熙宁八年改隶兵部。第二年，实行结队法对丁保进行军训，两大保编成五十人一队。这年，各路“义勇、保甲民兵”达七百一十八万余人，其中保甲民兵六百九十三万余人。王安石组织保甲、训练保丁的目的有二：一是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军队的缺额不再填补，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年岁稍久，保甲民兵便可以代替大部分军队。二是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封建秩序。

在攻打燕京和宋、金交涉燕京归属的过程中，宋朝军事政治的腐朽情况在女真贵族面前已暴露无遗。金军于宣和七年二月俘获了辽天祚帝，乘胜于十一月侵宋：西路由完颜宗翰率领，从云中府（今山西大同）进取太原府；东路由完颜宗望（斡离不）率领，由平州（今河北卢龙）进取燕山府。两路约定在攻下太原、燕山府后，会师于宋朝东京开封府。西路军在太原城遭到王禀领导下宋朝军民的顽强抵抗，长期未能攻下。东路军到达燕山府，宋守将郭药师投降，金即以降将为向导，长驱南下，渡过黄河，直达东京城下。

熙宁二年（1069）九月，制置三司条例司颁布青苗法。宋仁宗时，陕西转运使李参在当地百姓缺少粮、钱时，让他们自己估计当年谷、麦产量，先向官府借钱，谷熟后还官，称“青苗钱”。几年后，军粮经常有余。王安石、吕惠卿等据此经验，制定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一千五百万贯石以上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依陕西青苗钱法，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借贷者，每五户或十户结成一保，由第三等以上户充当“甲头”，客户贷款，须与主户合保。在河北路，贷款的限额是客户与第五等户每户一贯五百文，第四等户三贯，第三99lib.net等户六贯，第二等户十贯，第一等户十五贯。本县如有剩余，允许第三等以上户借贷。如还有剩余，借贷给有物业抵当的坊郭户，贷款以适中的粮价折算，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凡灾伤达五分以上的地区，允许延期归还。先分派提举官到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试行，俟其就绪，然后再在各路推行。

宋徽宗再次对西夏和青唐用兵。崇宁二年至三年，王厚统兵先后占领吐蕃湟、鄯、廓（今青海尖扎北）等州，瓦解了当地吐蕃政权。蔡京还强令王厚招诱西夏卓罗右厢监军仁多保忠，双方用兵三年，胜负相当。政和四年，西夏军攻环庆路，宋以宦官童贯为陕西经略使，战事再起。童贯袭用以往进筑城寨的战略开边，但开拓之地有限，城寨多建于不毛之地，难以防守。宋军与西夏军屡次举行大规模战斗，互有胜负。宣和元年（1119），童贯令大将刘法率重兵袭取西夏朔方之地，两军会战于统安城，宋军大败，刘法被杀。西夏亦为战争所困，双方遂于当年讲和休兵。

辽军的南侵，原是以掠夺财物和进行政治讹诈为目的，及侵入宋境后，因屡受挫败，就示意愿与宋朝议和。这恰好符合了宋真宗的意愿。他只盼辽军能够尽快北撤，不惜代价。十二月，宋、辽商定和议，交换誓书，约定：宋朝每年交给辽朝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不得收容对方逃亡“盗贼”；双方不得创筑城堡、改移河道。此外，还约定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这就是所谓“澶渊之盟”。澶渊之盟后，王钦若转而在宋真宗面前攻击寇准，说寇准把宋真宗当作“孤注”一掷，订立“城下之盟”是大耻辱。宋真宗罢免寇准，改任王旦做相。此后，宋朝裁减河北戍兵一半、沿边戍兵三分之一。

潘美（925～991）

潘美像

北宋将领。字仲询。大名（今属河北）人。曾“平岭表、定江南、征太原、镇北门”，可谓战功赫赫。在嗜杀、勇猛的一面外，他也有着令人称道的另一面，比如他主动收养了后周世宗的幼子，待其像亲生儿子一样。另外《宋史》曾记载，潘美在行军作战时，若不顺心就会大发脾气，并严惩违犯军令者，一些罪过不大的人也会被处死。他的部下李超负责行刑，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总会暗中暂缓行刑，等潘美怒气平息、冷静下来后再定夺。潘美并不怪罪，也由此避免了不少错误。由此可见，潘美是个性格刚烈、胸怀大度的将领，不能和杨家将演义中的那个“潘仁美”画等号。但由于在北伐辽朝失败受诏撤军时，潘美与王侁等逼迫杨业冒险迎敌，导致杨业全军覆没，杨业被俘身亡。为此，潘美被削三任。

靖康元年正月，宋钦宗起用了主战派李纲为亲征行营使，部署京城的防御。战守之具粗备，金完颜宗望部即已抵达城下。宋钦宗派使者去金营求和，完颜宗望提出：宋须交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骡各一万头匹、驼一千头、杂色缎一百万匹、绢帛一百万匹，割让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州）、河间三镇（称三镇，即包括其所属州县），尊金帝为伯父，以宋亲王、宰相作人质，送金军北渡黄河，才许议和。金军攻城，李纲亲自督战，多次打退金军。

坊郭户

从唐代开始，城市居民被称为坊郭户。宋代的坊郭户包括了居住在州﹑府﹑县城和镇市的人户，以及一部分居住在州﹑县近郊的居民区——草市的人户。官府依据有没有房产，把坊郭户分成了主户和客户，然后又依据财产或房产的多少，把坊郭户分为十等。坊郭上户中有地主、商人、地主兼商人、富有的房产主等，坊郭下户中有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和贫苦秀才等。按照宋朝的法律，坊郭户必须承担劳役，并且缴纳屋税、地税等赋税。由于统治中心设在城市，所以官府常对坊郭户临时摊派“科配”，数额往往比乡村户还多。

宋初，川峡地区保留较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土地集中尤其严重，豪强地主役使着几十、几百乃至几千家“旁户”，世代相承，视同奴隶。旁户除向豪户纳租外，还负担官府的赋税和夫役。宋朝消灭后蜀，除向蜀地人民征收两税等“常赋”外，还在成都设置博买务，征调各州农民织作一些精美的丝织品，禁止商人贩卖和农民出售，并“掊取”茶利，使川峡人民的生路几致断绝。到淳化四年（993）二月，广大旁户在王小波领导下，在永康军青城县（今四川都江堰南）发动了武装反抗斗争。

金军第一次南侵

方腊、宋江等起义失败后，宋徽宗、蔡京一伙以极大的代价从金朝手中赎回燕京（今北京）及其附近的六州，燕京驻军和官吏的给养，都摊派在河北、山东、河东百姓头上，还须运到燕京交纳。为了运送一石粮食，沿途盘费十几石到二十几石，造成这地区百姓的极大灾难。随后，王黼又在全国征收免夫钱，数达六千二百万贯。州县官吏对百姓竭泽而渔，急如星火，加上连年灾荒，饿殍遍野。宣和五年，河北、京东等路农民遂相继起义，少者几百人、几千人，多者发展到几万人、几十万人。河北路洺州（今河北永年东）张迪“聚众数十万，陷州县”，曾围攻濬州（今河南浚县）五日。刘光世率宋军镇压，张迪牺牲。河北高托山在望仙山起义，号称三十万人，转战于河北和京东路青（今山东青州）、徐（今江苏徐州）、密（今山东诸城）、沂（今山东临沂）等州一带，宣和七年被宋朝杨惟忠、辛兴宗军战败，高托山降宋。京东路青州张仙（张先、张万仙）号“敢炽”，率领起义军号称十万人。同年，在沂州礧鼓山与宋军作战，失败，张仙接受宋朝“招安”。济南府孙列率领当地农民号称十万人，占领铧子山，靖康元年（1126）被宋梁方平军战败。沂州临沂的武胡、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的杨天王、郓州（今山东东平）的李太子、沂州和密州的徐进、水鼓山的刘大郎等率领的农民军也都号称万人以上。这些起义队伍所到之处，杀地主、官僚，攻打州县，或则保聚山谷之间，以崇山峻岭为据点，树起起义的旗帜，“巡、尉不敢抗，县、镇不敢守”。

李德明死后，子元昊继位，将都城兴州（今宁夏银川）升为兴庆府，宝元元年（1038）称皇帝，国号大夏（西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这时，河西地区已全部为西夏所占有，西夏经济、军事实力都已比较雄厚，乃撕毁勉强维持了三十年的宋夏和约，开始攻宋。宋朝也终止按年“赐”物，禁止沿边居民与之互市。

范仲淹的各项政策，在当年和次年上半年陆续颁行全国，号称庆历新政。由于这些法令侵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在实施过程中，遭到他们强烈的反对。反对派诬范仲淹等人为朋党。庆历五年初，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相继被罢官出朝，他们的新政只推行了一年零几个月，便宣告夭折。新政失败了，但社会矛盾并未缓和，财政危机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宋太祖曾两次发兵进攻北汉，未获克捷。太平兴国四年（979）初，宋太宗亲率大军北征，他采用了围城打援的战法，派潘美等率军四面合围太原，并击败了辽朝援兵，北汉主刘继元被迫投降。至此，安史之乱以来的两百多年的藩镇割据局面基本上结束了。

金军第二次南侵

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

宋西路军进展迅速，连下寰（今山西朔州朔城区东）、朔（今山西朔州朔城区）、应（今山西应县）、云（今山西大同）四州，中路军亦攻占了蔚州。东路宋军主力连续受耶律休哥军的阻击和骚扰，虽然攻占了涿州，但粮道被切断。在辽承天皇太后亲率援军和耶律休哥军攻击下，宋东路军于岐沟关（今河北涞水东）大败溃散，伤亡惨重。西、中两路军因此被迫撤军。西路军杨业由于得不到主帅潘美的支援，在陈家谷口（今山西宁武东北）战伤被俘，绝食三日而死。

王安石变法

宋朝建立时，北边有劲敌辽朝和在辽朝控制下的北汉，南方有吴越、南唐、荆南、南汉、后蜀等割据政权。宋太祖赵匡胤在平定李筠、李重进叛乱后，依照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首先集中兵力进攻经济富庶的南方诸国，准备在此后北向收复燕（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等州。

募役法

北宋前期、中期的阶级矛盾和农民起义

北宋田赋主要是征收夏秋两税，大致按照每亩征收一斗的定额课取，如江南个别地区仍沿袭十国旧制，亩税三斗。各地历史情况和生产水平不同，因而税额也有一些差别。夏税征收钱币或绸、绢、绵、布、麦等实物。在实际征收二税时，还常常采用支移、折变办法，使纳税户的负担更繁重不堪。此外，还有身丁税（身丁钱）、杂变（沿纳）、和籴、和预买、科配等税目。宋时赋税苛重，故南宋朱熹也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宋仁宗、英宗时，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士兵斗争在各地陆续爆发。其中声势较盛的有王伦领导的起义，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起义，王则领导的起义。庆历三年（1043）五月，京东路沂州（今山东临沂）“捉贼虎翼卒”一百多人在王伦领导下起义，杀死巡检使朱进，起义士兵数量随时扩大，南下淮南路。宋廷极为震惊。七月，宋军围攻，起义军战败，王伦在采石矶被俘牺牲。同年，陕西大旱，商州（今陕西商洛商州区）农民一千多人，在张海、郭邈山、党君子、李铁枪等人领导下起义，活跃于“京西十余郡，幅员数千里”，官员纷纷逃窜。驻守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北）的宣毅卒五百多人在邵兴率领下哗变，与起义军互相配合。邵兴进军至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大败宋军。宋朝以重兵残酷镇压起义军，年底，张海、邵兴等相继在作战中牺牲，起义失败。庆历七年十一月，河北路贝州（今河北清河境）宣毅军小校王则也发动兵变，并且利用弥勒教，与京东路德州（今山东陵县）、齐州（今山东济南）士兵和农民秘密联络。王则占领贝州后，建国号安阳，称东平郡王，改年号为德圣（一作得圣），设置官吏。宋朝调集数路兵力，并派遣参知政事文彦博主持镇压。经过六十多天的苦战，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司马光死后，八十一岁的守旧派文彦博继任左相。守旧派牢固掌握朝政后，开始因人事的倾轧和政见、学术主张的分歧而分化为几个小集团。崇政殿说书程颐以师道自居，对宋哲宗正色训诫，又主张一切都用古礼。中书舍人苏轼认为他不近人情，每加讥讽。程、苏二人从此尖锐对立。程颐及其门人贾易、朱光庭等被称“洛党”。苏轼、吕陶等被称为“蜀党”。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被称为“朔党”。三党展开了一场混战。

冗兵、冗官，加上最高统治集团的大肆挥霍，使宋王朝的消费逐年增加。据《宋史·食货志》载，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全国收入一亿五千零八十五万余，支出一亿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余。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全国收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余，“而所出无余”。到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财政已出现赤字。当年，全国收入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余，支出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余，非常支出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余，竟然短缺近一千五百万（单位均为贯、石、匹、两等）。国家财政年年亏空，不断“发诸宿藏”，以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宋朝的财政危机日益加深。

有些上户采用诡名寄产或诡名挟佃的办法，把全部或大部田产诡称献纳于僧寺、道院，或者假立契书，诡称典卖给官户、形势户。还有一些上户以及官户则诡立许多户名，把产业、人丁化整为零，想方设法，将本户列入贫下单丁的户籍，借以避免纳税和服役。因此，繁重的赋税和夫役，往往落到中、下户以及客户身上。他们为了避免重负，有的去为商贾、僧道，有的逃亡佣作。

北宋社会阶级结构和赋役制度

康定元年（1040）至庆历二年（1042），西夏每年都对宋发动一两次大规模的进攻。宋朝在西边驻军三四十万，但诸将直接听命于朝九九藏书廷，作战时互不联络，互不支援，难以合力攻敌。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之战、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之战、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之战，宋军大将刘平、石元孙被俘，任福、葛怀敏等战死，损失惨重。官私屋舍被夏军焚毁，居民和牲畜屡遭屠掠。宋朝在屡败之后，虽也在重新部署兵力，表示要整军决战，实际上却希望能与西夏议和。西夏在与宋交战中虽多次获胜，但掳掠所获既抵偿不了战争中的耗费，也抵不上从前依照和约与通过榷场互市从北宋取得的物资。由于民间贸易中断，西夏人民生活所必需的茶、纺织品等都很缺乏，他们也都厌恶战争，希望恢复和平互市。加上辽朝不愿西夏过分强大，双方出现了嫌隙。衡量利弊，李元昊遂在庆历四年以如下条件与宋朝媾和：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夏对宋名义上称臣，宋每年“赐”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两万斤，还按年在双方的节日赠西夏银两万二千两，绢、帛、衣着两万三千匹，茶一万斤。重开沿边榷场贸易，恢复民间商贩往来。

宋太宗时，占据夏州（今陕西横山西）一带的党项族首领李继迁受辽封号，称夏国王。淳化二年（991），宋赐李继迁名赵保吉，授银州观察使。李继迁不受，攻扰宋沿边诸州，宋朝下令禁止夏州青白盐入境，断绝贸易。此举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使沿边依靠贩卖青白盐为生的大批熟户投奔李继迁。至道二年（996）春，宋军护送大批粮草赴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在浦洛河为西夏伏兵袭击，粮草全被夺去。同年秋，李继迁领兵攻宋灵州。宋太宗派兵分五路去解灵州之围，宋军有的半路折回，有的遇敌不战，仅两路宋军进至乌、白池，与夏军大小战斗数十次，宋军始终不能取胜。关西民夫向灵州运粮，沿途饥渴困苦，遭受攻击，死十余万人。此后数年内，李继迁相继攻下灵州、西凉府（今甘肃武威）。

替地主、富豪家庭服役的奴婢，部分来自雇佣，部分来自买卖或抵债，被雇佣的奴婢在法律上被称为“人力”和“女使”。人力和女使跟雇主一般订有雇佣契约，写明期限、工钱或身子钱等项。法律规定，主人不得随意打死奴婢，不得私刺其面。奴婢的身份地位比前代提高较多，标志着宋代社会中奴隶制残余的进一步削弱。

宋真宗对辽和议后，兵士平时缺少训练，不识战阵，习于骄惰。禁军领取粮饷，要雇人挑运，陕西沿边的骑兵，不能披甲上马。从南方调来的禁军，自称不会打仗，见到敌人就怕得要死。河北沿边的禁军，“卒骄将惰，粮匮器朽”，将领不是“绮纨少年”，便是“罢职老校”，训练更是有名无实。边郡兵士平时坐食军贮，万一有警，则“手不能安弦，目不能辨帜”。加上将帅频繁更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以致作战时将领和士兵上下不相附，指挥失灵。宋真宗、仁宗还经常沿用宋太宗制定的“将从中驭”的办法，自定阵图，交由将帅临阵按图指挥战斗，因而屡战屡败。

两浙路是北宋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封建国家的财赋，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这里。宋徽宗时，应奉局、花石纲之类，又对该地区的广大农民、工匠大肆搜括和奴役，社会秩序动荡不定。宣和二年（1120），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西北）农民在方腊领导下发动起义。

司马光还主张把宋神宗时为了对付西夏而建立的熙河兰会路和在延州（今陕西延安）、庆州（今甘肃庆阳）外围建立的安疆、葭芦、浮图和米脂等堡寨，都送还西夏，他认为这样做既可免“激令愤怒”，还可以换取双方短期内相安无事。

方田均税法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乘灭北汉之势，移师辽南京幽都府（今北京），企图一举收复为石敬瑭割让契丹的燕云地区。

驻守陕西等路的宋军，听说开封被围，立即由种师道、姚平仲等率领前来“勤王”。各地乡兵和百姓也自动组织起来，迅速向开封集中。种师道等各地援军达二十多万，金军不到六万人。李纲、种师道主张坚守京城，在敌军粮尽力疲北撤时，中途邀击，可以取胜。二月，姚平仲领兵半夜出城劫营失败，宋钦宗和太宰李邦彦罢免李纲，向金军谢罪。这些荒谬举动，激怒了东京军民，太学生陈东等在宣德门上书，要求复用李纲，罢免李邦彦等人，几万人来到皇宫前，痛骂李邦彦，砸碎登闻鼓，打死宦官几十人。宋钦宗不得已宣布再用李纲为尚书右丞、京城四壁防御使。李纲复职，下令能杀敌者厚赏，军民无不奋跃。但宋钦宗却继续派使者去金营求和，竟然答应了金朝赔款和割让三镇的要求。

女真兵马的南侵和北宋的灭亡

青苗法

宋徽宗、蔡京一伙大肆搜括民财，穷奢极侈，恣意挥霍。宋神宗元丰间左藏库月支约三十六万贯，这时增加到一百二十万贯。宋徽宗初年，杭州设造作局，由童贯主管，每天役使几千名工匠，为皇室制造奢侈品，所需物料，全向民间征敛。稍后，又在苏州设应奉局。宋徽宗酷爱奇花异石，蔡京最初命朱勔密取江浙花石进奉，后来所运花石规模不断扩大，动辄用船数十艘，每十艘编为一“纲”，号花石纲，朱勔仗势掠夺民间花木、奇石，运到汴京。一块石头的运费，民间至用三十万贯。各路监司、郡守仿效朱勔等人，凡“尺寸之地，入口之味，莫不贡献”，花石所过，沿途甚至毁桥梁，凿城郭，州县官府积存的钱谷，为之一空。大批农民长期被征发当民夫，搬运贡物，不能种田，直到力竭饿死，或者自缢于大车的辕轭下。大批花石树木运到京城，用来建造延福宫、景龙江和艮岳。艮岳用人工筑成，周围十多里，主峰高九十尺，使用山石以万计，都由各地限期运来。山上建造馆舍台阁，穷极华侈。徽宗整日在宫中纵情取乐，宫女多至以万计。

宋太宗赵炅继位后，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吴越钱俶和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相继纳土归附，两浙、福建亦纳入宋的版图。

⑴稍夺其权。为削弱节度使的行政权力，把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支郡”直属京师。同时派遣中央政府的文臣出任知州、知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这一制度逐步推行后，到宋太宗初年，西北边境州郡也都换上了文官。宋代虽然保留了节度使的名义，但在北宋初年，事实上已降为某一州郡的长官，后来更徒具空名，而不到节度使驻地赴任。即使如此，宋太祖仍恐州郡长官专权，一面采取三年一易的办法，使州郡长官频频调动，一面又设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权，利用通判与知州之间的相互制约，使一州之政不致为知州把持，防止偏离中央政府的统治轨道。

元祐四年，蔡确谪居安州（今湖北安陆），赋诗十章，被梁焘等守旧派指为“讥讪”高太后。高太后再贬蔡确新州（今广东新兴）安置。左相范纯仁建言“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蔡确贬后，梁焘、刘安世交章弹劾范纯仁党附蔡确，范纯仁罢相。元祐六年，左相吕大防和右相刘挚不合，御史台官员郑雍、杨畏依附吕大防，奏劾刘挚交结蔡确和章惇，梁焘、王岩叟虽上疏为刘挚辩护，刘挚却终于罢相。朱光庭为刘挚辩解，也罢给事中。守旧派内部交讧的结果，使政局愈加混乱。

宋朝将全国居民分为主户和客户两大类。乡村主、客户的差别，主要是以土地资产的有无来划分。主户是土地和资产占有者，依照占有数额的差别，分为五等。第一等户大致是占有土地三四顷到几十顷、上百顷的大地主，第二、三等户是土地较少的中、小地主，三等户中也有自耕农。上三等户习惯上称为上户，大致上属地主阶级。上户中还包括官户和形势户。官户可以免除差役和杂税等。第四、五等户，习惯上称为“下户”。第四等户仅有少量田产，第五等户田地更少，很多是半自耕农，第四、五等户占主户的大多数。乡村客户主要是佃农，他们全无田地，主要依靠租种地主的田地为生。宋朝的客户一般不是地主的“私属”，也被编入户籍，成为国家的正式编户，交纳身丁钱和负担夫役，部分客户直接负担二税。宋廷逐步明确规定了客户的迁移手续和社会地位。客户在户口统计中，约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

开宝七年至八年，宋发兵进攻南唐，战舰沿江而下，歼灭南唐军主力，包围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南唐主李煜投降。

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和整顿、加强军队的措施，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以及建立军器监等。

熙宁二年（1069）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以薛向为六路发运使，设置官属，推行此法。朝廷从内藏库拨予钱五百万贯，并拨予上供米三百万石，以供周转的费用。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六路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品种、数额以及库存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王安石试图由朝廷“稍收轻重敛散之权”，调节供求关系，做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均输法从增加宋朝“国用”出发，多少改变了旧制，增加了财政官员的权力，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稍稍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
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

均输法

工匠是手工业中的直接生产者。宋朝官营手工业大都采用一种介于征调和雇募之间的“差雇”制，轮流征调工匠服役，给予雇值和食钱。民营手工业则普遍采用和雇制，雇主和工匠之间一般出于双方情愿。官营手工业也有采用和雇制的。有些经济发达的地区还出现众多的机户（专门从事纺织业的人户或作坊），如梓州（今四川三台）有几千家，但机户常被官府或官吏强迫织造匹帛，而且少给或拖欠工钱，以致破产失业。

元祐更化

辽军不断南侵　宋、辽澶渊之盟

稍后，司马光、苏辙、苏轼等也多次上奏札，提出“斟酌事宜，损益变通”的主张。司马光的改革主张，主要为裁减禁军，精加选择；量材录用官员，使久其任；减损冗费，节省财用；善于理财，保养财源，使“农尽力”“工尽巧”“商贾流通”，皆能乐业安富，然后“上下交足”。他还指出：“上下偷安，不为远谋，此最国家之大患也。”苏轼也提出了“课百官”“安万民”“厚货财”“训军旅”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的改革主张。在百姓穷困、官府仓库空虚、社会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士大夫们“争言便宜，以变更旧制”。改弦更张，势所必然。

新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在西北边防线上，对西夏展开了攻势。到熙宁六年为止，由王韶采用“招抚”和镇压的策略，占领了吐蕃部落居住的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临夏东北）等州。王安石罢相后的元丰四年、五年，宋神宗又对西夏发动了两次进攻。第一次攻西夏西平府（今宁夏灵武西南）之战，宋军无功而返；第二次永乐城（今陕西米脂西北）之战，宋军大败，士兵、民夫损失二十余万人。

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客户的主要手段是收取地租。租佃关系已经成为宋朝主要的剥削形态。地主和佃客之间订有口头或书面租佃契约。宋初比较通行的剥削方法是分成租制，地租一般都占收获的五成以上。少数客户自有耕牛，耕种所得一般与地主对分。相当多的客户没有耕牛或农具，向地主租赁，一般要把收获物的六成以上交给地主。另一种剥削方法是定额租制，由地主规定地租定额。在租佃制下，佃客对生产有较多的支配权，但地主可以随意增租。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赵顼死。十岁的幼子宋哲宗赵煦继位，宋英宗的皇后高氏以太皇太后身份处理军国大事。因为新法侵犯了皇亲国戚的利益，高太后早就反对。她刚一执政，便首先起用在守旧派中享有声誉的司马光为宰相，由他主持废除新法。

⑴兵将分离政策。利用更戍法，将屯驻在开封的禁军轮番到各地戍守，或移屯就粮，定期更换。名义上使士兵们“习山川劳苦，远妻孥怀土之恋”，实际上是借着士兵们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以避免对皇权造成威胁。

重和元年（1118），河北、京东遭水灾，贫苦农民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宣和元年（1119）十二月稍前，宋江领导京东路的农民举行起义。起义军活跃在河北、京东、淮南一带。大约在方腊起义失败的前后，宋江等三十六名首领接受了宋朝的招安，起义就此失败。

北宋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