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忍受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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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忍受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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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情况下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在上一代或更久以前,美国大城镇的街道两旁都种上了高大的榆树。如今,他们希冀的美景不仅没有实现,反而面临毁灭的危险,因为甲虫带来的疾病肆虐了所有榆树。但是,如果榆树与其他植物掺杂点缀,甲虫不可能大量繁殖、蔓延。
到了新的地方,没有了自然界天敌的威胁,它们的数量不再受到限制,因此入侵的动植物会大量地繁殖。这样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昆虫问题就不再是偶然事件了。
我们是被什么东西迷惑心窍了吗?以至于好像失去了判断好坏的意愿和智慧,而逆来顺受地接受低劣和有害的事物。如生态学家保罗·舍帕德所言,这种思维就是“脑袋刚刚漏出水面就会觉得很满足,却不知离自身环境的崩溃只有咫尺之遥……为什么我们要忍受带毒的事物,忍受住所周围的死气沉沉,与各种不算敌人但又有威胁的动物共存,忍受快要让我们发疯的汽车噪音?谁会愿意活在一个仅让你只能算得上是活着的世界?
此外,我还要强调,我们很少或从未调查化学品对土壤、水、野生动物以及人类自身的影响,就允许它们投入使用。对于滋养万物的自然世界,我们未能给予足够谨慎的关切。将来,子孙一定不会原谅我们的。
这并不是说昆虫不是问题,不需要加以控制。我想说的是,控制手段必须以现实为依据,而不是靠主观臆想,而且采用的办法必须不能把我们连同昆虫一起毁灭。
在过去的大约25年里,这种力量不仅强大到令人担忧,而且其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人类对环境的侵袭最令人震惊的要数危险的甚至致命的物质对空气、土壤、河流以及海洋造成的污染。这种污染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恢复的;其在生物生存环境以及生物组织中引发的负面连锁效应也是不可逆转的。在当前环境遭受普遍污染的形势下,化学药品可以改变自然界及万物生命,与辐射一样危害巨大,只是尚未为人所知。核爆炸向空气中释放出的锶90,或九-九-藏-书-网随雨水进入土壤,或以放射性尘埃形式落在地表,进而被草、玉米或小麦吸收,最终进驻人类的骨骼中直至其死亡。同理,农田、森林以及花园里喷洒的农药会在土壤中长存,接着进入生物体内,在中毒和死亡的链条中不断地传递下去。它也可以随着地下水神秘地转移,通过空气与阳光的作用再次出现,并生成新的物质,毁坏植被,使牲畜生病,让曾经可以饮用纯净井水的人们遭受离奇的伤害。正如阿尔伯特·施韦泽所言:“人类甚至不认识自己创造的恶魔。”
这些化学药物大多应用于人类对自然的战争。自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人类创造了200多种化学药物,用来对付昆虫、野草、啮齿动物以及其他现代语言中称为“害虫”的生物,而且这些化学品有数千种不同的品牌。
喷洒农药似乎卷入了一个无尽的循环。自DDT民用以来,使毒性升级的活动从未停止过。昆虫成功地证明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原则,它们通过进化产生了抗药性。因此,人类需要毒性更强的药剂,照此循环下去。另外,使用农药一段时间后,被消灭的昆虫会卷土重来,数量反而比之前更多。这种现象的原因会在后面解释。所以,人类从未赢得这场化学之战,而所有的生物却被卷入残酷的战火中。
然而,我们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世界。创造一个无菌、无虫害世界的运动,似乎引发了许多专家以及所谓管制机构的一阵狂热。从各个方面看,那些忙于推广农药的人们实际上是在滥用权力。“负责监督的昆虫学家扮演着检察官、审判官、陪审团、估税员、收税员和司法长官的多重角色,以实施他们的命令”,康涅狄格州的昆虫学家尼利·特纳说。在州政府以及联邦政府机构中,公然滥用职权的现象不受任何约束。
现代昆虫问题的另一个因素必须在地质和人类历史的背景下审视:成千上万不同的生物从自己原来的生存环境扩张、蔓延至新的区域。英国生物学家查九九藏书尔斯·埃尔顿在他的新书《入侵生态学》中研究了这种全球范围的大迁徙,并作了生动的描述。在几百万年前的白垩纪时期,汹涌的海洋切断了大陆间的陆桥,各种生物被困在了埃尔顿所称的“巨大的独立自然保护区”内。它们与同类的伙伴隔绝,开始演化出新的物种。大约1 500年前,一些大陆板块重新连接后,这些物种开始扩张到新的疆土。这一运动如今仍在进行,只是增加了来自人类的大力协助。
很多必要的知识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从不去运用这些知识。我们的大学里有优秀的生态学专家,甚至政府部门也有,但是我们很少听取他们的建议。我们好像别无选择一样,任凭化学药剂的死亡之雨落下。而实际上办法很多,而且只要有机会,凭借我们的聪明才智完全可以发现更多的解决办法。
无论是自然地发生,还是人为的帮助,这种入侵很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检疫和大规模地使用化学药剂不过是在拖延时间。如埃尔顿博士所言,我们所面临的情况,“不仅仅是迫切地需要找到抑制各种动植物泛滥的科学方法”,我们还需要明白动物种群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这样才能“促成一种平衡”,抑制虫灾和新物种入侵的爆炸性力量。
在人口较多的地区,尤其是卫生状况恶劣、自然灾害频发或极度贫困的条件下,携带病毒的昆虫是一个尤为关键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一些昆虫进行控制。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然而,正如我们目前所见,大量使用化学药剂的方法不仅限制了胜利的成果,而且可能造成试图控制的状况更加糟糕。
然而,这正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有些时候,我们甚至还没有研究明白,就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专家告诉我们,杀虫剂的广泛使用是保证农业产量的必要措施。但是,我们的问题不正是“生产过剩”吗?尽管有减少农作物面积的措施和补贴农民不进行农业生产的政策,我们的农业产量仍然惊人。1962年,美国纳税人需要九九藏书为剩余粮食支付超过10亿美元的储囤费用。农业部的一个部门试图减少产量,而另一个部门却在1958年宣称:“通常,在土地银行的规定下减少作物面积会刺激化学品的使用,以从现有耕地获得最大的产量。”状况改善了吗?
除核战争可能毁灭人类外,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个核心问题便是,具备强大潜在杀伤力的物质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普遍污染。这些物质可以在植物和动物体内累积,甚至渗透进生殖细胞,破坏或改变决定未来形态的遗传物质。
一些自称人类未来工程师的人们,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设计、改变人类的遗传细胞。但是,如今我们可能由于疏忽大意而轻率地做了这样的事,因为很多化学物质会像辐射一样造成基因突变。人类可能通过使用杀虫剂这看似微小的举动,决定自己的未来,想来是有点讽刺的。
冒如此之大的风险,是为了什么?未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为我们扭曲的判断力所震惊:为什么智慧的人类要通过污染整个环境、毒害动物甚至人类自身的方法,来控制一小部分自己不喜欢的物种。
如今,这些喷剂、药粉和气雾剂被普遍地用于农田、花园、森林以及人们的院子里。未经选择的化学药剂可以杀死所有的昆虫,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可以使鸟儿不再唱歌、鱼儿不再畅游,可以在叶子表面覆盖一层致命的外衣,可以在土壤中长久留存。一切都仅仅是为了对付野草和昆虫。地球表面覆盖了一层毒药,谁会相信这不会对生物产生危害。这些物质不应被叫作“杀虫剂”,而应是“杀生剂”。
地球生命的历史是一部各种生命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地球植物和动物的形态与习性都是由环境造就的。就地球的全部时间而论,生物对周围环境的反作用却相对很小。随着时间的推进,尤其是到20世纪,人类获得了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
人们对潜在威胁的认识仍然十分有限。这是一个专家的时代,每个人都只关注自己九九藏书网的问题,而意识不到或不愿接受更广泛的层面。这也是一个受工业主宰的时代,不惜代价赚钱是不容批评的首要原则。当人们知道一些使用杀虫剂造成破坏的明显证据而进行抗议时,含着半真半假事实的镇定药片就会给他们服下。我们迫切地需要结束这种虚假的安慰,停止为丑恶事实裹上糖衣的行为。除虫人员造成的危害正在由公众承担着。人们必须决定,是否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当了解所有的事实后,他们有能力作出决定。正如吉恩·罗斯坦德所言:“忍受的义务给予我们了解真相的权利。”
在原始的农业条件下,农民们几乎没有昆虫问题。随着农业发展,大面积种植单一作物,各种昆虫问题开始出现。这种种植系统成了某种昆虫数量猛增的温床。单一作物的耕种方法只是工程师眼中的农业,并不符合自然的规律。自然界孕育了万千物种,然而人类却热心于将其简化。因此,他们破坏了自然界内在的制约与平衡机制,而大自然正是以这种方式控制各种物种。适宜每个物种生存的面积就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很明显,如果一片农场里只种植小麦,那么一种昆虫的数量就可以增加很多,以至于远远超出小麦与其他作物混种的地区,因为这种昆虫不能适应其他作物。
经过了几百万年的演化,地球上才有了各种生物。在漫长的时间里,地球生物发展进化,物种逐渐增加,慢慢与周围环境达到了一种协调平衡的状态。自然环境极大地影响着生物的形态,指引生物的演进方向,包含了各种有利的和不利的因素。一些岩石会有危险的辐射;甚至为万物提供能量的阳光中,也有可以造成伤害的短波辐射。随着时间的推进,不是几年,而是上千年时间,生物慢慢得到进化,与自然环境达成平衡。所以,时间是一个最基本的要素,但是现代社会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时间。
与自然界精妙细微的演进相比,人类活动显得鲁莽而无知,带来的变化异常迅猛,新状况层出不穷。在地球上出现生命之九九藏书网前,就有岩石背景辐射、宇宙射线、太阳光紫外线等各种辐射。如今,人类研究原子的活动产生了新的非自然辐射。生物进化所要适应环境中的化学物质不再仅仅是钙、硅、铜以及河流冲刷岩石带入海洋的其他矿物质,又增加了人类在实验室创造出来的合成化学品,自然界中从来没有这些物质。
适应这些物质所需的时间要以自然历史的维度衡量,不仅仅是人生的短短几十年,而是多少代人的时间。即便奇迹发生,生物的确能够适应新的物质,一切也会变成徒劳,因为新的化学物质源源不断地从我们的实验室中产生;单在美国,每年会有500种新的物质投入使用。尽管这个数字令人惊愕,其后果却不易为人理解——人类与其他动物每年需要适应500种物质,远远超出了生物进化的极限。
我并不是说完全不能使用化学杀虫剂。我要指出的是,我们任意地把具有强大毒性和生物影响力的化学品交到一些人手中,而这些人很大程度上或者完全不知道其潜在的危险。我们让太多人接触了这些毒药,而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甚至常常不去告知他们。《权利法案》中没有规定:公民不应受到致命毒药的威胁,无论是来自个人,还是政府官员。这只是因为,虽然我们的先辈拥有过人的智慧和远见,但也无法预见到这样的问题。
这一问题是我们现代生活的一个产物,刚要试着解决它就带来了诸多灾难。在人类出现很久之前,就有各种昆虫在地球上生存,它们种类繁多,具备很强的适应能力。自人类出现以来,50多万种昆虫中的一小部分开始以两种基本方式与人类福利产生冲突:争夺人类食物供给,传播疾病。
植物引进是现代物种扩张的主要原因,因为动物们必然会随着植物进行迁移。检疫只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不完全有效的措施。单单美国植物引进署就已经从世界各地引进了大约20万种植物。美国180种植物害虫中大约有一半是意外地从国外引进的,其中大部分是随着异域植物一起进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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