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里乌斯将南下前往本国意大利的莱茵河军团分为了三军：驻扎在低地日耳曼诺瓦伊西乌姆（现在的诺伊斯）的第四军团长席西纳统率的第一军有军团兵、辅助兵共约3万人。他们采取的路线是从正南方向南通过现在的瑞士，穿过后世称之为“小圣伯纳德”（Piccolo San Bernardo，法语为“Petit Saint Bernard”）的山岭后跨越阿尔卑斯山脉，从北部攻入意大利。

内乱终究会结束，对于战后的社会重建来说，没有比怨恨危害更大的因素了。因此，胜利固然重要，但必须以一种不让怨恨残留下来的方式获胜，这才是内战的困难所在。能够尽可能杜绝这种危害的办九*九*藏*书*网法便是统帅亲自临阵。可是，在公元69年的内战中，维特里乌斯却采用了将决定胜负的战斗交给先遣的部下武将，自己之后再来领取胜利果实的办法。

维特里乌斯认为，要想打倒有多瑙河军团支持的奥托，确保自己的皇帝位置，需要向意大利境内总共派遣10万兵力。莱茵河军团包括驻扎在低地日耳曼和高地日耳曼的军队在内，共有7个军团，全部派到意大利也只有4.2万人，加上人数相当的辅助兵也不过8.4万人，还需要集结1.6万至2万人兵力才能达到10万人。为此，维特里乌斯进入意大利的时间比席西纳率领的第一军进入意大利晚了2个月。

在胜负攸关的时刻，统帅必须亲自上阵。因为与外敌交战时，最高司令官是否临阵会影响到作战人员的士气，所以没必要再赘述理由。当发生内战，也就是同胞之间的战斗时，统帅亲自临阵更成了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相反，一口咬定自己不是第二个苏拉的恺撒则赦九九藏书网免了所有失败的同胞，并赋予他们去留的自由。他明知道被释放的人有可能会再次将兵刃指向自己，却依然冒着风险做出了这样的处置。

第一，因为是同胞之间的战斗，所以敌我双方的士兵对于将兵刃指向同胞的行为肯定都心存纠结，要想获胜就需要克服这种纠结心理。为了让士兵消除疑虑，就必须让他们认为自己的作战不是出于对敌人的憎恨，而是为了自己的统帅。站在卢比孔河前的尤里乌斯·恺撒在抛出那句“骰子已经掷出”的名言之前这样对士兵说：“渡过此河，人世间将有一场悲剧发生。不渡过此河，我将遭到彻底毁灭。”恺撒通过直率地说出“渡河是为了不让恺撒毁灭”，从而成功消除了决定无视国法跟随跨越卢比孔河的士兵心中怀有的疑虑。这样看来，统帅经常亲临现场与士兵见面是最有效的方法。

另外一个问题是，不得不怀疑维特里乌斯这个人对罗马皇帝一职的认知。他认为强迫士兵在严冬行军时携带军粮会成为负9９lｉb•ｎeｔ担，便以此为由允许行军中的士兵在所经各地筹集军粮。3万大军途经的现法国和瑞士地区的居民如同遭遇了敌军一样，因为舍不得开支的维特里乌斯不是通过付钱来筹集军粮，而是认可了武力掠夺。这也成了史学家塔西佗说的“高卢行省的人对帝国的忠诚动摇”的一个原因。恺撒的做法是对于计划在征服后并入罗马帝国版图的地区，尽可能避免在当地搜刮，万不得已时也要采取用钱购买的方式，这种做法早就成了罗马帝国的传统。浅薄的考虑在以后会带来灾难。

和同胞兵戎相见的行为就算结果再好，也无法摆脱因为做出了违背人性的事情而产生的自我厌恶感。由于人在这种情况下会过于期待从这种消极的想法中摆脱出来，结果，比起回归理性，他们反而更容易委身于兽性，只有最高司令官的坚决命令才能阻止士兵的鲁莽行为。

就算防线再坚固，莱茵河的对岸毕竟是勇猛的日耳曼各部族割据的地区，即使是皇帝也不能做出将防守此地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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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全部调到意大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是，从之后维特里乌斯的行动来看，比起帝国的安全，此人更看重的似乎是他个人的野心，防守莱茵河的各军团士兵除了老兵、病号和伤员之外，名副其实地被“一个不留”地调往了意大利。他可能是觉得此时正值严冬，蛮族在冬天不会有什么行动，只要意大利的事情一解决，马上将士兵调回去，就能赶上蛮族行动活跃的夏季。然而，这招致了莱茵河以东的蛮族对罗马军的轻视。

第三军由兼任低地日耳曼军司令官的维特里乌斯本人率领。第三军出发时间落后，首先是因为维特里乌斯自己没有意识到身先士卒的重要性，还有一个原因是募集新兵组成军团需要一定时间。

第二，需要控制属下的士兵在获胜后有可能出现的鲁莽行为。

驻扎在同属低地日耳曼的另一个军团基地波恩纳（现在的波恩）的第一军团的军团长瓦伦斯统率的第二军规模不明，但据说士兵人数比第一军多。可能是这个原因，第二军选择了距离较远但行军九九藏书更方便的路线。绕过高卢到达里昂，从里昂沿罗讷河畔南下。然后从马赛以北30公里处的阿克瓦埃赛克斯提埃（现在的艾克斯普罗旺斯）改向东前进，到达恺撒动用退役士兵建设的海湾城市法姆尤里（现在的弗雷瑞斯）后，从那里经由安蒂波利斯（现在的昂蒂布）、尼西亚（现在的尼斯）、杰诺瓦（现在的热那亚）到达高卢，然后可以很容易地进入意大利西部。

第三，是与获胜一方对士兵的控制同等重要的问题——正确对待失败同胞。这同样只能倚仗最高司令官的坚决处置。实际上，确实曾有人对化为“野兽”的部下的失控行为置之不管，其中的典型便是苏拉（参阅《罗马人的故事03·胜者的迷思》）。他将敌我双方明确分开，与自己为敌的纵使是同乡的罗马人也要彻底赶尽杀绝。可是，彻底的排挤政策虽然让他自己得以寿终正寝，败者一方的怨念却在之后的30年间深深扎根于罗马的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