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疑问，塔西佗下面的这句话也许能作为解答：

除了卡利古拉皇帝统治末期双方关系一度恶化之外，从犹太人处于罗马直接统治下的公元6年开始的60年间，罗马人一直对犹太人奉行这种政策。不过罗马人唯独没有允许在耶路撒冷建立神权政体，因为如果允许的话，恐怕无法避免这种影响波及海外的犹太人社会。作为不允许建立神权政体的交换条件，罗马一直致力于在犹太地区实现由犹太人的国王领导的统治政体。如果能确立起像大希律王时代的那种世俗王权，就可以抑制犹太人建立神权政体的念头。

虽然希腊人存在反犹太的情绪，但是与希腊人不同，在社会立场和职业上都与犹太人不存在竞争关系的罗马人，却没有反犹太的情绪。不过到了与犹太人发生直接接触60年后的这个时期，也许罗马人终于也开始对犹太人心生厌恶了。

有意思的是，罗马人使用的拉丁语中不存在表示“神权政治”这个意思的词语，这表明古代的罗马人甚至没有设想过让神来介入人类政治的政体。

连续四任犹太长官的残酷统治的背后可能也潜在着长官们的焦躁心理吧！尽管没有酿成大祸，但光是列举这个时期发生的犹太人叛乱，其次数之多恐怕就会占去很多篇幅。被称为“短剑党”（杀人者）的恐怖组织的活动范围已经扩大到了犹太全部地区。另外，从大神殿的重建工程结束的两年前开始，耶路撒冷出现了大量失业者。建立神权政体的大义正道、失业造成的生活不安、中近东地区特有的酷暑，使得当地难免不生状况，这要求直接负责人需要比以前更加慎重。然而，就在要求对这些地方长官的任务执行进行监控并预先制定对策的时候，皇帝尼禄却缺乏这种坚决、持续的责任感。

如果说公元66年夏天爆发、公元73年春天以马萨达要塞玉石俱焚告终的“犹太战争”是罗马帝国内部的行省人民发起的一场反抗霸权者罗马的独立运动的话，从巴达维人的叛乱开始的高卢帝国创建事件也具有同样的意义。但是，两个事件的性质完全不同。犹太战争是本来就应该发生的叛乱，无论统治者罗马如何施行善政，也只是将问题暂且搁置罢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居住在犹太的犹太人起兵反９9ｌib•ｎｅt抗罗马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想到犹太人和罗马人的思维方式（文明）的差别，就可以知道这是一场命中注定的对决。

第五个特殊性会让人感到这是犹太人特殊性的极致，那就是与宗教的关系。以希腊和罗马为代表的多神教中的众神只是保佑人类、为其提供帮助的存在；相反，犹太人信奉的一神教的神却是规范人类行为的存在，一旦有人违反，就会毫不犹豫地对其进行惩罚。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理所当然的结论——在多神教的民族中，政治与宗教是分开的，相反，一神教的民族却容易衍生出宗教积极介入政治的神权政体。

第二，希腊人和犹太人都是优秀的民族，正因为如此，他们动不动就容易陷入敌对关系。罗马采取的方针是不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始终在双方之间充当调停的角色。在作为统治者的罗马人看来，希腊人和犹太人同样是被统治者，我在《罗马人的故事07·臭名昭著的皇帝》中介绍的克劳狄乌斯皇帝的敕令《致亚历山大公民的一封信》就是表明罗马这种立场的好例子。

小麦的发放通常一个月进行一次，有时发放日正好赶上周六的安息日。遇到这种情况时，犹太裔的市民就无法前往马尔斯广场的一角领取小麦，因为在安息日，除了敬神之外什么都不能做，于是负责发放小麦的当局会将属于犹太裔市民的那一部分留到第二天。

第三个特殊性是犹太人与古希腊人不相上下的离散倾向。以叙利亚的安提阿和埃及的亚历山大这两处犹太人聚集区为首，各个城市都存在犹太人的共同体。与希腊人不同的是，这些居住在海外的犹太人与本国的连带关系非常强。具体来说，只要是犹太教徒，不管住在哪里，每年都有义务向耶路撒冷的大神殿捐献2德拉克马的香火钱。与犹太民族相反，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城市的代表锡拉库萨和塔兰托的居民只有在参加四年一度的奥林匹亚赛会时才会意识到自己身上有希腊血统。就算科林斯灭亡，科林斯移民的后代——锡拉库萨的居民也不会起兵复仇，但如果要是灭亡耶路撒冷的话，居住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很可能会起兵。一些学者表示，比起居住在犹太的犹太人来说，居住在希腊移民城市的海外犹太人在数量上要多得多。

除此之外，他们居住的场所也发生了分离，有的犹太人继续居住在99lib.net犹太国内，有的移居到了海外的希腊移民城市。犹太国内的居住区也分成了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耶路撒冷城内还出现了贫困阶级和富裕阶级的分化，情况很复杂。

我在《罗马人的故事07·臭名昭著的皇帝》中也曾经提到过，作为征服者的罗马人一直努力同化被征服者，并试图将他们吸纳为罗马帝国这个共同体的一员。希腊人、西班牙人、高卢人和北非人都赞成并且加入了罗马的这条“同化败者”的路线，相反，只有犹太人以一神教为由加以抗拒，并且，他们不仅抗拒被同化，还固执地坚持建立神权政治，对于不接受他们要求的罗马不断进行反抗。

犹太民族的第一个特殊性是他们的居住地区——巴勒斯坦一带位于大国叙利亚和埃及之间，如果他们居住在黑海东岸一带的话，犹太肯定会有一段不一样的历史。因为如果处在交通要道上，必然长期受到叙利亚和埃及的垂涎，而此时叙利亚和埃及都处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

如果只是5人、10人，负责给数万人发放小麦的当局不会搞这种特殊待遇，这也可以证明兼有犹太教徒和罗马公民权拥有者这两种身份的犹太人在首都罗马也有相当多的人数，同时也表明罗马人有着尊重不同习俗的理念。

帝国的首都罗马有一项名为《小麦法》的小麦免费发放制度，以保障居住在首都的贫困的罗马公民权拥有者的生活。它相当于“面包与马戏”（panem et circenses）中的“面包”。虽然这种做法被后世大加抨击，但也是一项兼顾社会福利和争取选民的政策。

现代的研究者们将这些人统括起来分成了两派：贫困的犹太人属于对罗马的强硬派，富裕的犹太人属于稳健派。当然，在亚历山大拥有一家小店铺的犹太人比在加利利的山野放羊的犹太人确实要富裕一些。但是，对统治者罗马采取强硬还是稳健态度的决定性因素与其说是财富的多少，不如说更多依据的是与异族接触、共生的必要性有多大。对于住在城市里的犹太人来说，正因为这种必要性比较高，所以本来由于选民思想的影响而性格封闭的犹太人也不得不变得开明起来。

（二）允许每年继续向耶路撒冷的大神殿捐献2德拉克马的香火钱。

这便是主张宗教优先的法利赛人和倡导重视政治的撒都该人。

不过，尼禄既藏书网不是一人独揽皇帝大权的提比略，也不是为了公务而鞠躬尽瘁的克劳狄乌斯，他对于皇帝责任之外的事情，比如诗歌的自作自吟，还有罗马的城市绿化倾注了更多的心力。如果是提比略的话，肯定会马上将统治失当的犹太长官召回送上法庭，严厉追究责任。当然，挑选继任的长官时也会比以前更加慎重。皇帝的职责就像驾驶一辆四匹马拉的战车，只要驾驭其中任何一匹马的缰绳发生操作失误，战车就会撞到运动场的观众席，连带驾驶者一起粉身碎骨。也许尼禄缺乏的是这种紧迫感。

然而，在耶路撒冷建立神权政体才是正统犹太教徒的心愿，这是无论罗马如何让步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两个民族对“自由”这个词语的理解是不同的。罗马人的“自由”意为在有军事力量保障的和平以及有法律保障的秩序下，每个人都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犹太人的观念中，能够建立神权政体才是“自由”。罗马人60年来承认犹太人特殊性的统治政策只能暂缓犹太教徒追求“自由”的脚步，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他们的这种愿望。

不能说四名犹太长官的心中不存在这种反犹太的情绪，并且这四个人与远在帝国西方、和犹太人没有直接接触过的塔西佗不同，他们必须日日夜夜与犹太人来往，并且还肩负着统治这些犹太人的任务。

犹太人史学家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认为，60年后爆发的犹太人叛乱是菲利克斯、菲斯托斯、阿尔比努斯、弗洛鲁斯等历代犹太长官施行暴政的结果。罗马人史学家塔西佗也曾写道：“犹太人的忍耐一直持续到弗洛鲁斯那个时期为止，在弗洛鲁斯担任长官期间爆发了叛乱。”

具体来说就是这种人的自卫本能异常发达，失去了思考的灵活性而变得顽固不化。同时，对于任何事物都会反应过于敏感。为了在残酷的现实中存活下来，往往容易将希望寄托在梦中，犹太教中期待救世主的教义就是一个例证。

一旦对犹太人心生厌恶，犹太人的所有行为都会变成厌恶的对象。就像塔西佗所说，犹太人的割礼是为了区别于别的民族，一神教是从对其他众神的轻蔑中产生的信仰，拒绝服兵役和担任公职表现出缺乏对帝国的爱国心，积极增加人口是为了超越其他民族，他们拒绝崇拜仿照人类模样雕刻的神像只代表对人类的蔑视，没有舞蹈也不伴随有体育竞技的犹太教祭祀活动死气沉沉，足以让人们对人生感到绝望，禁止与信仰99lib•net其他宗教的人通婚也逐渐被认为是犹太民族封闭性的一种体现。

（一）在不破坏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给予完全的信教自由。

即使如此，我还是无法同意尼禄手中的“缰绳”偏偏会在犹太问题上操作失误的说法，并且是连续四人，时间长达14年。

第二个特殊性是他们是一个相当优秀的民族。在统治者看来，越是优秀的民族越不好统治。如果是平庸的民族，被打压到社会底层也不会有反抗的能力和勇气。

对于罗马人来说的假日是供奉神灵的祭祀日，不是每周定期一次的休息日。在罗马人眼中，犹太人这种每到周六就停止工作，除了祭神以外什么都不做的习惯一定显得很奇怪，但同时罗马人也将犹太人严格遵守的每周六的安息日视为了他们自己的祭祀日。信奉多神教的罗马人已经习惯了罗马教以外的祭祀日，因此也尊重犹太人的安息日。

这四个人担任犹太长官的时间是从公元52年到66年为止的14年，如果这14年间罗马行政官的暴政是犹太爆发叛乱的原因的话，那为什么罗马的中央政府能够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容忍地方长官在问题最多的犹太地区施行暴政呢？

（五）每星期六仍然定为安息日。

（四）免除兵役及其他国家公务，但对于有意参军、奉公的人仍然保持开放政策。

第一，结束后世称为“希腊化时代”的300年后，罗马人取代之前的统治者希腊人，提高了此前一直处于统治阶级的犹太人的社会地位，使得东方世界的两大势力——希腊人和犹太人在经济上趋于了平等。

在历史上被其他民族长期统治的民族以现代人的思维来看肯定是受压迫的民族，当然会让人们抱以同情之心。但是，也需要注意这样一种现实，就是在历史上长期被压迫的话，很可能会带来精神构造上的变化。

像斐洛这种开明的犹太人高度评价尤里乌斯·恺撒开创的罗马帝政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在罗马人看来，自己的帝国在东方世界实现经济上的繁荣只有通过这两个民族的自由竞争才能实现。

第三，对于犹太人主张自己拥有的“特殊性”，充分给予承认，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

对于这个既特殊又复杂的犹太民族，罗马是如何应对的？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07·臭名昭著的皇帝》中“皇帝卡利古拉”一章中“罗马人与犹太人”“希腊人与犹太人”“提比略与犹太人”“卡利古拉与犹太人”等各小节，此外，“皇帝克劳狄乌斯”一章中也曾单列出“犹太问题”一节进行过介绍，在此重新梳理一下：

（三）除死刑的宣判执行以外，允许犹太人社区内的法律自治，但只限于帝国东方的犹太人社会。

对于接到命令镇压游行的警察部队长官来说，最大的困难不是驱散游行人群，而是对手下队员的掌控。如果放任不管，受到游行队伍挑衅而心里燃起憎恶之火的队员很可能会像野兽一样对游行队伍发动攻击。从这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对部下进行掌控的“缰绳”有多么重要。

加之犹太人还有着诸如巴比伦奴役时代被强制迁移到他国的经历，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在身处异乡的情况下还想保持犹太人的身份认同，除了诉诸宗教外没有别的选择。从他们的历史来看，犹太人观念中的国家一直是神统治的国家，也就是“神权政体”（意大利语Teocrazia，英语“Theocracy”）。

第四个特殊性在于，犹太人没有对自己以外的民族进行统治的历史。犹太人也有诸如大卫和所罗门时代那样的独立时期，但这些都是自己国家内的独立，并不是将他国纳入统治下的帝国。而且，这个时代在他们的历史上稍纵即逝，即使不追溯到被巴比伦奴役的时代，他们也曾长年处于埃及和叙利亚的希腊化王朝（希腊系国家）的统治下，最后又被罗马统治。

但是，如果全体犹太人一致推崇神权政体的话，应该只会与不接受神权政体的罗马人发生矛盾，犹太人彼此之间应该不会存在冲突。然而，事实却是同样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当中对于政体也存在着分歧。

这四个人无一例外都是尼禄皇帝时代的长官。尼禄虽然在很多方面犯了统治错误，但唯独在涉外政治上展现了了不起的见识。在他统治的14年间，除了统治末期的犹太，没有任何一个行省对罗马发起过叛乱。虽说在挑选担任行省统治直接负责人的总督、司令官和长官时只要沿用提比略和克劳狄乌斯建立起来的人才网络就可以了，但是尼禄在用人方面确实有超凡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