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只要收入获得了保障，任谁也不会想再工作了。

储蓄因零利率导致无法生财，换句话说，就是金融机构为了让自己生存下去，而夺走了存款人的财富。全体国民应该要生气，应该要求这种金融机构倒掉才对，但他们却没这么做。

接着我们来检视小泉改革视为“中心议题”的、成为解散众议院契机的邮政民营化，以及引起媒体大肆报道的道路公团。

我有一个在北海道从事住宅建设的社长朋友曾对我感叹，他好不容易才开发出在冬天的北海道也能进行建筑作业的工法，却因为人们即使休息生活也有保障，所以没人愿意承接他创造出来的工作机会。

之所以造成这种不便，是因为各单位使用的是缺少兼容性的不同计算机系统，使计算机与计算机间无法沟通所致。

把借换公债也算进来的话，日本2008年就必须发行100万亿日元的一批新债券。这是因为小渊政权当年大量发行的公债就要到期。这么一来，为消化这笔债券，目前的零利率政策势必得持续下去。利率上升的话，公债暴跌的可能性就很大。即便如此，如果现在这种过剩的货币供给继续下去的话，不动产等的高通胀，势将再度造成泡沫经济。就这样，全体国民被迫要在这种毫无益处、一无是处的选项（选泡沫或选公债暴跌）中做出选择。

渔业相关从业人员也一样，他们因为有收入保障，所以不出海捕鱼也能有收入。这样的机制目前正在讨论中。在其他国家提供给捕鱼者的收入保障中，加拿大纽芬兰岛的鲑鱼是其中一例。这里捕到的大西洋鲑鱼很有名，但由于海况经常不佳，所以只要出海捕鱼两天，就补偿一周的收入，借以保障生活。结果，捕鱼人全都只出海最低限度的天数，渔获量因而锐减。现在他们是向面对太平洋的智利进口鲑鱼，再冠上大西洋鲑鱼的名字销售。

日本的预算分配方式十分没弹性，直到现在下一年度预算都还得看前一年度预算的消化状况而定，实在是全球少见的制度。即使说要大幅削减公共事业费用，顶多也只削减个百分之几而已，哪里看得到“大幅削减”？现在小泉说要“公营转民营”，宣布要减少5%的公务员人数。但公务员又没投保失业保险，也没有裁撤公务员的法律依据，所以必须先解决这些问题。然而，怎么可能要官僚制定砍自己头的法律？什么法案也没弄出来的议员，又能做什么呢？所以说，即使“小而美的政府”口号讲得再好听，还是和改革相去甚远，政府“根本无心改革”的真正想法，已经昭然若揭。

桥本内阁虽然制定了《财政结构改革法》，但把消费税提高到5%，却造成了消费减少、经济恶化。最后的结果是国家财政支出因而上升，税收因而减少，国家举债也因而增加。继任的小渊内阁废止了此一《财政结构改革法》，发行逾百万亿日元的国债作为经济对策。政府的借款如滚雪球般膨胀，经济却一如往常，没有恢复。

然而，看到现在这些贷款部门那种不负责任的样子，或许没有人会想把钱存到邮政储蓄银行去吧！即便如此，如果没有贷款部门，邮政储蓄银行就只能拿钱买公债了，这种用钱的方ｈttｐ://ｗww.９９liｂ•ｎｅｔ式还是一样粗劣。

只称之为“经济对策”而撒钱到公共事业中，却完全没有实施能阻止日本长期衰退的法规松绑，以及真正有助于行政精简化的IT投资等政策，也难怪会有这样的结果。

据说政府体系的金融机构，目前已经有超过10万亿日元的不良债权。虽然我觉得实际数额应该超过这个数字，但与其投入人民纳税的钱来处理它，还不如交由有存款人压力的邮政储蓄银行来做。

目前行政e化的最大问题，在于日本各地方自治单位都独立建造自己的计算机系统。虽然所有国家机构都声称，计算机可以让公务的处理变得更有效率、更省力，信息也都数据库化，因此可以提升对民众的服务质量，但事实上，如果民众要前往国家机构办理身份证、印鉴证明、汽车驾照、护照、厚生年金、健康保险等手续，还是必须前往不同行政机构或窗口办理、等候，而且还得反复填写姓名、通讯地址、户籍地址、出生年月日等项目。

另一方面，2005年10月1日起民营化的道路公团，也在新公司的经营形态上存在很多问题。成立一个继承了40万亿日元债务的新机构（独立行政法人日本高速公路控股暨债务清偿机构）本身就没什么意义，更何况道路本来就应该是拿税金建造的。原本的道路公团应该只有解散一途，却依地域又成立了6家新公司。

当然，我所提到的这些有一项前提：为了预防当政者不当运用这些信息，以及为了防止个人机密信息流出，必须采用密码或静脉认证（以手心或指尖的静脉分布状况作为辨识的生物识别技术）、声纹鉴定等双重或三重的安全措施。

教师占了公务员的最大多数，一旦他们取得教师资格、被自治体自治单位雇用的话，就一辈子获得“教师身份”的保障了。就算他们再怎么缺乏教学能力，或是被诊断出身心有问题，还是很难被开除。

在金融再生计划中，用于处理不良债权问题的对策，也不过是继续维持超低利率，把损失转嫁到存款人身上而已。其结果是金融机构在体质上越来越依赖公债，银行的国际竞争力也会越来越弱。

结果，邮政储蓄与简易保险在民营化后，经营上都陷入困难，不是卖给外资，就只能拿纳税人的钱来救它。这种缺乏未来性的公司，原本就没有人想买它的股票，最后民营化很可能只是画饼充饥而已。

上班族等大多数国民并不会组织性地投票，是一群不会通过选举直接施压给政治家的“沉默的大众”。以股东的类型而言，就像一般小股东一样；相对的，公务员或农业团体、渔业团体等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和受法规保护的产业团体等，却会在选举时通过有组织的投票施压给政治家。他们是一群“吵闹的小众”，以公司而言就像是优先股东一样，获得各种优惠措施。

我在《思考的技术》中详述过关于邮政改革的利弊，在邮政储蓄方面，基本上有银行等民间金融机构已经够了，没有必要普及到这种程度。假设予以民营化，由于它没有取得、运用存款的能力，或是清偿、服务的能力，势必将无法以民间企业的身份存活下来。政府如果补贴它的话就另当别论，但应该不可能有这种事吧！这样的话，它的钱就只能拿来买有担保（其实原本应该是无担保）的公债了。但公债在车站附近的证券公司就能买到，会有多少人好心到愿意负担邮政公司的费用，只为了买公债？

然而，像这样的费用问题，只要导入电子投票制度，就可以迎刃而解。

不努力工作却有保障的人中，人数最多就是“国家”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及股东，而享受着最好的优惠措施的就是公务员。如前所述，日本没有可以开除公务员的法律，所以他们的身份完全得到了保障，不必担心裁员问题。此外他们还有各种津贴以及年金的追增计算等，在收入上也获九九藏书网得了优惠。高宫退休后还可以担任企业顾问，甚至可能领好几次的高额退休金。整个机制就是这样。

虽然目前重新制定了要在2006年起的5年间减少5%的中央公务员，以及在10年间减少20%的阶段目标，但要真正以治本的方式改革公务员制度，还差得很远。公务员并未投保失业保险，也没有法律能让他们失业，没有方法可以裁掉公务员，要改革应该要先从这些地方着手。

相对的，一般的上班族在遭裁员时没有补偿，经营者也是公司破产时就一切都完了，根本没有什么保障。还不只这样，向银行提出个人担保的经营者，会连自己的房子都保不住。但不负责任乱借钱给人的银行，却可以受到公共资金以及零利率无微不至的保护。

2005年的众议院选举所花掉的相关费用，约为770亿日元，差不多是1983年时选举经费的三倍。为应对低投票率而延长投票时间的做法，增加了现场选务员的人事成本；还有，为勉强在当天开完票，也增加了人手。诸如此类，都在花钱如流水。

此外，也不能以“地方分权”取代中央集权，而必须实现真正的“地方自治”才行。若在经济上无法独立，就不可能做到自治；不和世界各国做买卖、引入资本或技术的话，也不会繁荣。不能拿本地税金来用，而是从全球募集闲钱过来才行。为此而进行的竞争，必须由地方发动。所以，大前提在于必须建立在经济上能独立的“道州制”（地方制）。

在一般企业里，股东的投资应该有相当于投资比例的股利，但事实并非如此。

小泉开始提到邮政民营化，是他还只是个新科议员的30年前的事。诚然，30年前的时空背景下，邮政事业仍有其价值，民营化是有意义的。但不可否认，时至今日，这样的主张已经过时了。NTT的民营化就是个例子。一方面把NTT这种公法人民营化原本就是错的；一方面它民营化之时，通讯业非常景气，才因而得已确保民营化所需的资金。邮政三事业现在已完全失去了应有的魅力，完全没有改制为公法人或民营化的价值。

过去从北海道及东北部地区等地到外地工作的寒冷地带的季节工作者，在冬季雇用援护等制度的实施下，生活与雇用都获得了保障。北海道的柏青哥店一到冬天生意就特别好，这是因为即使不工作也有钱可拿，所以大家都不到外地工作了，而跑到柏青哥店去玩。而工程公司的社长则是到冲绳打高尔夫球去了，所以冬天时札幌到那霸（冲绳的机场）的班机都会客满。

虽然日本在2005年9月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与公明党的联合政权获胜，小泉内阁因而得以延续，但我们来检视一下，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的改革到底做了些什么。

管制改革原本的卖点是“特区”，但结果也只是稍稍放宽了一下管制而已，没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成效。不仅如此，省厅对于公营事业转民营的那种消极态度，实在是昭然若揭。如果直接讲结论的话，“特区”这种想法本身就很官僚。说起来大家都对此事视而不见。重点在于为何不能全国都是特区？为何只有局部地域可以自由行事？为什么许可、认可与否，都还是由政府部门来决定？这些问题，非提不可。

要执行特殊法人改革的163个法人中，已经废止了136个，大多数都转换为“独立行政法人”，但这种法人不过是另一批政府官员退休后前去担任顾问的新温床而已，这就如同容许官僚“假退休、真牟利”。

邮局的简易保险也是如此，这样的公众服务至少在都市区是不需要的。在没有金融机构的偏远地区，也有功能类似的农会或渔会等单位，所以少了简易保险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即使民营化，投保金额也有1000万日元的上限，缺少保险商品应有的魅力，所以辑难以保险公司的身份生存下来。

在全国导入电子投票系统的成本约为100亿日元。一旦这套系统建立起来，接下来几乎就不花钱了，可以反复使九-九-藏-书-网用。只要使用按键式电话或计算机，就能在全球任何地方参与投票。20年前我就建议过这样的方式。在1993年出版的《新·大前研一报告》中，我还曾以“83个法案”为名，一并提出了其他的制度改革方案。

原本只要建造出全国共通的系统，让各自治单位运用的话，就可以去除浪费。但现实中，计算机系统相关的IT业者，一个个都变成了在网络上包工程的公司，为各自治单位做出不兼容的系统，借以获取暴利。大家很容易就陷入“e化=效率化”的错觉中，但事实上现在这种IT化、e化却与铺设一些无用道路的公共工程没有两样。

若把国家当成股份公司，国民当成股东，然后把“负担与受益”的机制做成图表的话，就像图5-5那样。对“国家”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最多，也就是人数很多、缴税也很多的，是民间企业以及在其中服务的上班族。以产业区分的话，是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还有大都市及都市区的居民。然而，发给这些入的股利却极低，反而是人数较少、缴税（投资额）也较少的公务员、既得利益团体、受保护产业、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以及非都市区的居民，获得了较高的股利。

结构改革之所以裹足不前，是因为那些认为现在的结构比较有利于自己的人，以及在现在的结构中获得优惠和保护的人在阻止改革。

年金改革也是徒有虚名，只是针对国民年金与厚生年金保费增加其保费、减低其给付额而已。小泉政权接手后，就越来越远离年金一体化的道路了。领取年金与负担年金的人之间的差距，已经变得无法拉近。

有资源浪费问题的社会保险厅原本应该是朝废止的方向考虑才对，但却变成朝分割为年金与保险两个部门的方向而去。即使“社会保险厅”的名字消失了，结果却可能让问题变得比原先更严重。

好不容易把国民基本数据做成了数据库，就应该有全体国民的身份证数据，同时除身份证外，也对健康保险、婚姻状况、税金、出入境情况等所有数据，都予以统一管理。这样任何行政上的手续，都可以用家里的计算机或按键式电话办理，便利度应该会大大提高。此事在前面提到的“83个法案”里已有详述。

国民从中了解到，小选区制的特征“一个选区选出一位议员”可能会因为受到当时的氛围左右，而造成某个政党获得压倒性胜利。当年的政治改革论者（小选区论者）小泽一郎与羽田孜，以及当时也认同此事的大多数媒体人，到底有没有正确地理解到这种选举方式可能会在没有政策辩论的情况下，就因为氛围的左右而造成单方面压倒性胜利？当时在《文艺春秋》等平面媒体中主张道州别大选区制而被贴上“守旧派”标签的我，还真的是想问问这些人的意见。

对上班族来说，亏损的国民年金一体化当然是不利的。虽然“采取同一制”的想法很正确，但到底是要去除目前为止累积起来的差异，还是要保留某种程度的差异？是只看从今以后的部分，还是要溯及既往？只要还没让每个国民都了解这些选择间的差异所代表的意义，事情就无法推展下去。有人估算，年金所隐藏的债务，也就是要彻底履行目前的约定，公共部门会增加800万亿日元的负担。这样的问题应如何应对？谁将因而蒙受损失？都必须进行具体讨论。

不巧的是，由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赤字合计已达1000万亿日元，再加上伴随少子老龄化现象而来的社会保险费用增加等因素，再不设法面对，整个社会就会进入没有出口的“高负担时代”。如果不能通过彻底缩减财政支出，谋求政府与行政的结构再造，那只会让中低阶层的人负担更加沉重，日子越来越难过。

日本1996年1月至1998年7月的桥本龙太郎政权，通过所谓的“桥本行政改革”，把明治以来不断增加成为一府二十一省厅的行政组织，变成了一府十二省的制度。但这美其名曰行政改革，事实上却只是把省厅重新编制而已。真正的行政改革，应该要让“1+1”变成“1”或“1.5”才行。像厚生省与劳动省合并为“厚生劳动省”，也只是“1+1=2”而已，没有变化。虽然省厅的数量减少了，但职员人数还是和行政改革前没有两样，只徒然花掉搬家与重新印名片的钱，其他什么也没有改变（图5-1）。

除公务员以外能获得身份保障的，藏书网是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如第四章所述，日本为保护农民，对进口农作物课以高关税，结果一般国民的生活成本因而变高。农民实质上受到了身份的保障。而且现在由于市场开放，也开始讨论收入保障制度的导入，不只专职农民，连兼职农民也成为保障对象。此外由于天灾等因素致使农作物收成差时，他们还可以获得补偿金。

如前章所述，美国之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能持续呈现繁荣的景象，是因为在80年代，里根总统力主的“里根革命”彻底做到了法规松绑以及财政缩减，成功构筑起“小而美的政府”所致。里根革命固然也有各种缺点存在，但至少法规的松绑与缩减财政支出，以及吸引海外资金投入美国的技巧，是日本现在必须看齐的。

在丹麦等北欧国家，这些做法已经很普遍。日本却只是从原本的“工程公司”转变为“IT工程公司”而已，只会和建设实体的公共建筑物一样，到处建造无用的系统。

既然要改革选举制度，就应该先有这种毫不浪费的精准系统。虽然年轻人的投票率一向很低，但只要导入电子投票系统，投票率应会大幅提升。

“新经济”开始至今，已经20年了。不管企业乐意与否，都必须在网络以及无国界化的新经济大陆中参与激烈的生存之战。然而政府或官僚却一如既往，只认得旧大陆，只知道保护自己的领土以及少数利益团体而已，结果受损害的是在新世界中的生活者的利益。

还有一点，花了这么多钱，民众却并未因此感到更方便。虽然宣称“在全国任何地方都能拿到身份证”等好处，但由于户籍等事项还是必须直接到人工窗口办理，所以利用“住基网”的人少之又少，几乎没有多少人持有“住基卡”。就像在车流量很少的地方建设气派的高速公路，还要为维护它而每年付出大笔金钱，可真是让缴税的国民们损失惨重了。大家之所以很少使用，原因在于护照、汽车驾照等其他手续都无法使用住基网办理，所以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无法变换车道的高速公路”。

更本质的问题在于统治机制的变更。如果地方自治的单位不是“道州”这么大的区域的话，即使倡导财源转移，也不会有具体效果。先改为道州制再来讨论财源转移才比较合理，但现在的做法却是倒过来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自治单位都已经公务计算机化了，却连电子投票制度都还实现不了的原因。

所谓的三位一体改革就是：第一，国库补助金的改革；第二，推动将财源移转给地方；第三，统筹分配税款的改革。小泉内阁虽然推动了削减国库补助金（2005、2006年总计2.8万亿日元），并将财源移转给地方（2.4万亿日元），但统筹分配税款却还留下了可以调整的空间，让人觉得三位一体在实质上无法做到和以前不同。再者，地方的课税自主权也没有获得强化，这样的改革几乎没有什么意义。

日本全国公务员人数约404万人。其中，中央公务员约有95.8万人，地方公务员约有308万人（2004年统计），但在省厅与自治的国家单位外，事实上还有认可法人、特殊法人、独立行政法人、行政委托型法人、公益法人等各种外围团体存在。公务员改革如果不把这些外围团体也包括进来的话，几乎不会有什么成效（图5-3）。

在政策辩论方面也是一样，日本在2005年9月11日的众议院选举是为了现在看来并非什么大问题的“邮政应否民营化”而举办的，结果无论是最关键的民营化的内容，或是其他重要的年金、税金等问题，都没有进行什么具体的辩论。小泉就像在玩圈叉游戏一样，只问了一句“赞成还是反对邮政民营化”，民主党也是只讲了一句“争论点在于年金”来批评小泉，但是也没有提出年金一体化的具体方案。

例如日本的住基网就是e化公共工程的典型。除在日本花费超过800亿日元的初期投资外，每年的运作还得花掉200亿日元的费用。由于各市、区、乡、镇必须操作系统与管理信息，国家单位的工作不但没有减少而节省人力，工作量反而还变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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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泉政权宣布了好几项“改革”，其内容如下所示：

即便政府首脑说过任内不会增税，但这种话实在是不负责任到极点。执政者没有说明国家会变得如何，又要如何去应对，反而讲一些以“在我任内……”为前提的话，实在是荒谬。

为了成为生活者大国，让中低阶层也能过上富足的生活，必须去除仅为少数利益团体而设的规范与补助金制度，同时让大而无当的政府转变为小而高效的政府。

此外，由于网络与手机短信的影响，邮递事业所运送的东西越来越少，成了衰退产业。但根据万国邮政公约，必须确保其为普及服务，所以除邮政储蓄与简易保险的部分外，就无法使股票上市了。唯一的可行之道，只有像我在拙作《平成维新》中主张的那样，在国家援助下，以“日本递送公团”的姿态，调整服务项目为综合递送“最后一公里”的各式邮件（图5-4）。

日本在1994年的“政治改革”，实质上是选举制度的改革，导入了小选区的制度，除了让选举不必花大钱，也让一个选区只选出一人，所以标榜的是“政策辩论活泼化”。然而，虽然在这一改革下，各政党开始可以依议员席次多寡获得由全民税金支付的“政党补助款”，但政治献金与金权体质，还是一如往常，没有改变。

结果虽然是由提出简单算式“邮政民营化是对是错”的小泉获得了压倒性胜利，却只让我们觉得，政策辩论不是应该因为政治改革而活泼化吗？到底“活泼”到哪里去了呢？

可以拿来和道路公团的民营化相比较的，是前国铁的案例。虽然大家都拿它当“成功案例”，认为国铁在改制之后，服务水平提升了，经营状况也大幅改善，但大家可别忘了，清算事业团所继承的28万亿日元债务，最后还是由国民来负担的。最近虽有报道说，这笔债务再加上NTT的债务一共已回收了13万亿日元，但单以国铁的部分来说的话，大部分都还是国民在负担。道路公团也走上了相同的道路，把巨额债务拖延到50年以后。我实在很难相信，50年后垂垂老矣的那些人，真的有能力和意愿还钱吗？

2001年4月开始执政的小泉政权虽然对外宣称“不进行结构改造就无法让经济恢复”，并提出“新发国债要控制在30万亿日元以下”的约定，但也只有第一年度做到了而已。虽然根据财务省内部的数据，2006年可望在睽违5年之后，勉强守住当年的约定，但看来在年度结束时，新发国债还是很有可能会超过30万亿日元。而且，问题还不只是新发行的国债而已。由于要进行财政投融资改革（通过政府金融机构对民间所做的投资与融资），财务省的资金运用部门从2001年开始，发行政府的有担保债券（财政投资债券）。大家可能容易忽略掉这个部分，不过其发行额度与新发行债券是同等规模的。

由于原本是财政投融资制度财源的邮政储蓄金或年金等预托金已越来越不能满足需求了，为了找寻替代性财源而设计出来的这种财政投资债券，虽然名称不同，但事实上还是一种公债。虽然没有在指标中表示出来，但这种债务如果出了什么问题，还是可能由政府来偿还，所以它其实是一种可能得由国民来负担的债务（图5-2）。

目前的现状是，几乎已经没什么力量能遏止“大而无用的政府”了，政治加速扩大财政赤字，最后变成一种无从阻挡政府债务增加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