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说裁撤公务员的部分。公务员不但身份受保障，收入水平和普通的上班族相比，也算是高水平。

北欧社会的老龄化趋势发生得比日本还早，20世纪80年代时外界称之为“自由性爱”与“无成本竞争力的高社会福利国度”，属于经济不振的那种国家。1990~1992年北欧发生金融危机，实质GDP增长率甚至变为负值，芬兰在1991年的GDP增长率甚至为-6%。

在地方公务员中，人数众多的事实上是教师（图5-12）。以部门来看，地方公务员的308万人中，教职员就占了115万人。然而，由于少子化的趋势，生育人数已经减少，但学校教师和其他公务员一样，没有制度可以让他们走人。

现在的商业世界就像美国西部拓荒时代一样，大家都在新经济催生出来的“新大陆”上竞相开拓。在这样的时代里，任何人都可能因为新想法或新商业模式蠃得广大领土。

现在，全球正进入一个像比尔·盖茨那种天才就能影响整个经济的时代，也是人才竞争的时代。在这里所谓的人才，并非一般人所讲的“会读书的孩子”或“别人说什么他就照着做好的孩子”。这里讲的是“能以自己的力量思考、行动”的自主型人才。他们必须有能力在新经济“看不见的大陆”上，自己开拓未开发的领地。

教育要能取得成果，需要花一定的时间。我们如果真的想构筑新繁荣，就必须进行教育改革，让学院派智者可以通过“质的变化”转换为街头智者。这才是真正最重要、最紧急的课题。

即使在某一地区有15%的教师都有身心障碍的问题，但由于不能开除他们，只好搭配其他教师，两人一起教学，变成要花双倍的成本。

地方公务员的工作时间很短也很闲。只要我们去观察国家机关的窗口，会发现大部分人看起来都是一副无聊的样子。

反观街头智者（言下之意他们是在街头成长起来的），是一群在真实社会中积累经验而崛起的人。他们善于构筑人际关系，失败了也不退缩，在无路可走时，能自己抓住机会找到新路。在全无范本可参考的混乱时代，能开创新局面的，毫无疑问就是街头智者。过去在二战后的混乱中，创办全球数一数二企业的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与川上源一等人，全属此类。

如果真的有心要做的话，通过e化而彻底提升效率，可以让日本的行政单位以1/10的成本运作。若把日本全国各布区乡镇的业务委托给一家公司的话，换住址或搬出、搬入等手续，就全都可以在同一台计算机上作业。由于民众可以直接使用家中的计算机办理手续，各市乡镇村就不需要民政课的窗口了，对民众来说也相当便利。当然，也可以使用按键式电话或手机来办理。

只要以相同的方法，例如把高中数学交由河合塾等教学方式最好的教师来教，再把教学内容通过网络向全国播放就行了。事实上，这种“超人气”的教师的教学只要通过卫星向全国播放，就能有每年1亿日元的报酬。全国只要有一名数学教师就够了，一年给他1亿日元实在是太划算了。

欧美有所谓“学院智者”（academic smart）与“街头智者”（street smart）的说法。学院智者在校成绩良好，擅长把别人已决定的事情很有效率地做好。目前为止一般人称为精英的那群人，都属此类。然而，在碰到从未体验过的新问题时，他们却全无应对能力，败下阵来。因为“并无前例”就停止思考的精英官僚，就是这种典型。

若有人问我：“如果只能改革一件事，要改哪一件？”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教育！”

自治体自治单位业务的BPO示意图

其他教师则进行辅助教学，只要协助每位学生发挥创造力即可，或是在当前的教育中教德育、做毕业指导等，把学生教好就行了。教师的工作原本就不是要囫囵吞枣地照着学习指导要领的内容去做，而是要协助学生成长，让他们成为能自立的社会人。通过这样的改革，教师们不会失业，只是回到了原本该做的工作上而已。

例如，我们到区政府去看看，会发现有民政课、经建课、健保课、社会课、兵役课等好几个窗口，每个窗口都由不同人负责。这些窗口很少会有合并在一起的情形，所以即便一个人同时负责好几个窗口的业务并不难，公务员们却做不到。

北欧各国特别注重IT教育、英语教育、领导教育、创业家教育等课程。创业家教育会从幼儿园开始就让孩子思考：如果自己要开水果蔬菜店，店面要怎么摆，要从哪里进货，要有多少利润，要用什么方法吸引顾客，卖剩的商品要如何处理等问题。芬兰的小学教育也告诉孩子们“像芬兰这么小的国家，务必要创造出国际化企业、活跃于全球”。这样的教育方针，可谓极其正确。

在民间企业里，员工通常都一人身兼数种业务。工厂里也是，理所当然交由一名“多面手”负责数种工作，但国家机关的机制却非如此。

图5-11显示了这样的机制。由于全日本约2100个自治体、自治单位都是以中央为准的垂直组织，各地的业务内容都几乎相同。特别是代中央政府执行的业务（法定受托事务、旧有机关委任事务），几乎是全国相同。也就是说，全国各自治体、九_九_藏_书_网自治单位大部分的业务，可以全部整合起来进行BPO（企业流程外包）。反过来说，只要有一家BPO公司，就能代替全国各地方自治体、自治单位执行业务。至少在地方制的制度下，只要各县市政府都能有一家BPO公司的话，应该也就绰绰有余了。

这些国家的教育严禁用“教”（teach）这个字，而要讲“学”（learn）。所谓的“教”，就是以“有答案”为前提，由知道答案的人来教别人。但在21世纪的现在，世上充满了没有答案的问题。所以北欧不主张“教”，而贯彻“要孩子们自己学”的想法。

之所以能如此，根源就在于北欧各国的教育。

被这种教师教的学生也感到很困扰，但行政系统却有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完全不顾接受服务者（孩子们）的感受，只依自己的方便与否强行实施。

日本在“管制改革、民间开放推展会议”中报告说，政府的“市场化测试推展室”进行的公务“市场化测试”中，社会保险局的所有事务性工作，以及保险费的征收业务、求职网站的职业介绍业务或年轻族群设施的营运、公款的决算业务、公共设施的保全管理等，全都由大企业前来应征，提出新的服务内容。今后预计会暂时委托民间企业承办行政服务，对于经第三者评估鉴定后，认为由民间办理较具优势的项目，就实施民营化，委托民间处理。

在美国不难看到有监狱委托民间企业运营的例子，英国的诺丁汉郡也开始把监狱业务交由一家英美合并的企业办理。

公务员之所以很闲的原因，是因为日本的国家机关充斥着“整数论”，工作机制让公务员无法一人兼任数职。大致上说，日本的国家机关把约0.3人的工作分配给1个人做。即便做3份0.3人的工作，1个人都还绰绰有余，而日本的国家机关却主张需要3个人来做这些工作。

若能将教学IT化，至少可以让教授知识的教师人数减少到1/10。我在日本首创运用网络、完全远程教学的网上研究所，由于是最优秀的教师来教，所以教学质量自然提高，学生们不管在全球哪个角落，都能依最适合自己的步调来学习。由于网络也能细腻地应对学生们的个别问题，所以效果很好。

此外，我认为驻外的大使馆也可以一并外包。讲到驻外大使，给人的印象就是“很了不起的人”，不过那只是建交国家的数量还很少、驻外大使馆的数量还很少时人们的刻板印象。除了主要国家之外，现在全球已有许多个和日本建交的国家，应该不是每个国家都必须设置大使馆或准备大使官邸，所以应该讨论是否能把绝大部分业务外包给综合性的大型企业。

那么，怎样才能让这笔债务减少呢？首先非做不可的就是消化债务；接着是削减占财政支出约几成的公务员薪资，也就是通过减少公务员的人数来削减人事成本；最后是撤销不划算的公共事业或公共服务。这三件事是政府再造的当务之急，相九九藏书网信没有人会有异议。

然而，虽然其他大多数人对此相当生气，但似乎“可以的话，也要让自己的孩子当公务员，让他过好日了”。在一项针对父母所做的问卷调査中，问到他们将来想让孩子从事什么行业时，男孩子的父母把公务员列为第一位，女孩子的父母把它列在第二位（图5-10）。

但看看公务员每周的工作时间，民间企业是每周46~47小时，他们却只上班43.2小时，比人家少。即便如此，他们的年收入却比民间企业的上班族高，实在是很划算的工作（图5-8）。更有甚者，他们还想尽各种方法要人家提高他们的退休金。那些民间企业的员工会感到心理不平衡，也是当然的。

就算依企业规模来比较也一样。和千人以上的大企业上班族相比，公务员的年收入还比他们高出40万日元以上。

虽然这里的市场化测试仅限于极有限的业务领域，但只要真的有心进行管制的改革，推动外包的话，除了各业务领域可以有民间企业先后加入、降低行政成本外，服务本身也会进一步提升。

举个极端的例子，我们到一些东京以外的机场去，会发现即使飞往海外的班机每天只有一班，但出入境管理或海关的人员、警卫等，却都各自安排了人力。除了那唯一的班机抵达的时间外，这些人到底都在忙些什么呢？

公务员如果可以多任务化，至少可以减少到1/3。如果再把一些业务外包，将收到业务整合的效果。至少除社会福利相关的员工之外，公务员的人数可减到1/10。

丹麦的学校教育相关人士就表示，丹麦的老师最感到欣慰的就是，“全班25个学生，每个人都回答出不同的答案”。

2004年时，日本地方公务员人数约为308万人，但业务中有九成是可外包的，所以公务员也有九成可以裁掉。所谓的“小而美的政府”，可以看成就是BPO政府。

这样的话等于所有工作都由公务员包了，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交由民间办理的。但事实上，从企划到预算、设计、设施的建设，还有业务的经营、保养、维修和对此所进行的评估鉴定、回馈等事项，以及行政服务的业务流程，全都可以外包。医疗、社会福利、教育等各行政服务的业务领域中，可以说没有不能外包的。

现在的学校教育却在大量产出在新世界中完全无法成材的学生。为了让日本摆脱长期衰退，开启全新的繁荣道路，要把教育改革视为最重要的议题。

所以，只要能把各式各样的业务外包出去，以目前的价值评估，再换算为资金的话，一样可能减少负债。负债的减少可望提升发行公债的国家与自治体、自治单藏书网位的信用评级。

承接外包工作的企业只要带着合作契约到银行去就能借到钱，把这笔钱付给国家或自治单位才接工作。由于国家或自治单位每年都会支付预算（通常制定的预算上限会越来越低），除了第一天有现金进账之外，在行政手续上完全没有什么不同。如此一口气把国家或自治单位的借款全部还掉，不但服务质量可以提高，成本也可以根据合约年年降低。一般BPO都是这么做的。

像这样的业务，应该可以要求警官或消防署的职员，或是市公所或图书馆、公会党的职员取得上岗资格，作为兼职工作处理就足够了。

这种混乱的时代最需要的，并非目前为止学校所培育出来的那种学院派智者，而是能在现实环境中独立思考、自己为没有答案的问题找到答案的街头智者。北欧之所以能从低迷经济中脱身，可以说就是因为他们的教育培养出了街头智者。

中低阶层如果想以全球水平享受符合自己收入水平的上层阶层生活，就应该学习并实践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法规松绑、经济自由化等做法。至于教育方面，我认为应该向北欧学习。

当然，对民间企业来说，这无疑是个很大的商业机会。

目前外包给民间企业的行政服务，只限于业务流程中较保守的、维持性质的部分而已。除了休闲设施或公园、市民会馆、医院或诊所、老人设施等的管理营运或计算机系统的保养等项目外，大概只有国家建筑的警卫与清扫工作、可燃垃圾的收集，以及综合导览业务及电话接听等业务了。

即便如此，教师人数只要目前的1/3，应该也就够了吧！

只要取得教师资格，就能一辈子保有。但若能在不胜任时予以开除，让当事人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其他职业，不但对他们好，对学生也好。

事实上，全球各地的国家已经在推动业务外包了。例如，新加坡政府的内政部，就把入境管理系统委托全球性IT企业EDS办理。新西兰政府社会福利局的社会保险系统，也委托EDS办理。

过去公务员的薪资水平是比较民间企业来决定的，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就开始出现差距。如第一章所谈到的，民间企业上班族的收入，在进入90年代后增长率就开始趋缓，从1997年起变得越来越少。然而，公务员的薪资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都还很高，1997年以后也只减少了一点点就没再减少了，所以和上班族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了（图5-7）。

根据人事处所做的调查，目前在职的国家公务员之所以“想当公务员”的最大原因在于“不像企业会破产，工作很稳定”（63.5%，图5-9）。事实上日本也没有能开除公务员的法律，所以一旦当上了公务员，只要没有犯什么重罪，就能一直保有公务员的身份。公务员真可谓日本最大的利益与权力集团。

自己思考、自己找答案，这种能力有助于在现实社会中立足。培养学生的这种能力，才是真正的教育。

澳大利亚的业务外包正在推动中，政府把不动产的管理与人事外包，南澳省也把省政府的所有电算处理都外包出去。还有，维多利亚省则把人事管理业务委交民间企业，观光局的观光营销业务则交付民间广告公司等。

2004年，日本政府的债务总值，包括政府短期债务、财政投资债务，以及地方及中央政府债务在内，合计达1033万亿日元。相对于此，税收只有区区44万亿日元，而且还有82万亿日元的财政支出（其中有20万亿日元是国偾）。以一般家庭来比喻的话，就像是一个年收入440万日元的人，不但背负了1亿日元以上的借款，每年含利息在内还必须支付820万日元。

人口只有500万~900万的北欧各国却能创造出全球顶尖企业，这证明了这样的教育是正确的。例如，丹麦有全球最大的助听器生产商威廉戴蒙特、风力发电装置生产大厂NEG Micon与Vestas；芬兰有诺基亚及通讯大厂TdiaSonem，瑞典有爱立信、伊莱克斯、OMX（证交所）等。不光是企业，国际性的NPO法人也有很多领导者出身北欧。

债务之所以膨胀成这样的原因，除了财政收入减少之外，也和政府消费支出节节上升有关（图5-6及图1-7）。

但其后就像手机业者诺基亚一样，北欧国家以IT产业为中心，成功上演了复苏戏法。北欧四国的各项国际竞争力都远胜日本，进入全球前十名（图5-13）。

可能有人会说“裁掉公务员的话，失业者会增加”，但基本上业务的外包是把整个业务单位的人力与系统移交民间企业管理，所以即使因为外包裁掉公务员，失业者也不会增加，只是把业务全部委托受托企业处理了。承接的行政业务如果做得好，这些企业还可以扩大规模，承接来自其他企业的业务，所以自然都会很努力地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