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帝王对御医也有恩遇。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二十三日，太医院院使刘裕铎治好了侯陈泰的伤寒病，雍正帝降旨：侯陈泰病症难为，经刘裕铎诊治痊愈，著赏记功一次。给慈禧太后治过病的薛福辰又是一例。薛福辰本是江苏名医，慈禧患病，应召入京。经精心治疗，效果颇佳。慈禧病愈后，特赐“职业修明”匾给薛福辰。大功告成，本应回籍，但“老佛爷”却不准他出京，还须旧恙全无，方许报安。不料，其间小女竟在家染病身亡，薛福辰悲言难诉。（《清宫档案揭秘》）

又一例。耶稣会士马国贤，在前往热河途中，从马上摔伤，头部伤势严重。康熙帝派蒙古医士去治疗。蒙古医士对他头上伤口，用填塞烧焦棉花治好。对摔伤的肋骨处，突然泼冰水，促使其肋骨复位。对重伤的头骨，用带子绑头震动，使头部错位处复位。结果治愈了马国贤的病。（转引自关雪玲《清代宫廷医学与医学文物》）

《明史·方技传》载医生十九人，其中御医六人。《清史稿·艺术传》载医生四十五人，其中御医三人。名医多非御医，御医多非名医。ｈｔtp://ｗwｗ•99ｌib•ｎｅt清代医学，重于考据，没有解剖学。康熙帝的人体解剖学著作，尚不能出版，遑论他人？名医王清任夜间解剖死刑者尸体，参证兽畜，著《医林改错》，为中国人体解剖学开山之作。后唐宗海推广发挥，著《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两人之开悟，皆足以启后者。”（《清史稿》卷五百二）

伊桑阿，清乾隆中期，以正骨起家。伊桑阿教授徒弟的方法是，将笔管削为数段，包在纸里，打乱摩挲，使其节节都相接合。他用这种方法接骨，屡有奇效。故事，选上三旗士卒中懂骨法者，每旗十人，隶上驷院，名为“蒙古医士”。他们平时不在太医院，而分布在各旗里。凡内廷人员有跌打损伤的，命其医治，限日报愈，如果逾期，则受惩治。礼部侍郎齐召南坠马，伤首，脑出。蒙古医士以牛脬（pāo，膀胱）蒙其首，其创立愈。时有秘方，能立奏效。在蒙古医士中，以伊桑阿最为著名。（《清史稿·觉罗伊桑阿传》卷五百二）

皇帝是天下最难对付的患者。这种困难体现在三个方面：保密性严，疗效性高，风险九-九-藏-书-网性大。

徐大椿，江苏吴江（今苏州市）人，为人聪明，长身广颡，精慧过人。为学生时，探研易理，好读黄老与阴符家书，无不通究，尤精于医。他给人治病的故事，民间广泛流传。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大学士蒋溥病，乾隆帝命征召海内名医，大椿被荐入都。徐大椿奏蒋溥病不可治，乾隆帝嘉其朴诚，命入太医院。不久请求归里。后二十年又被召到京，已七十九岁，后卒于京师。（《清史稿·徐大椿传》卷五百二）

第一，保密性严。举一例。商景霨，浙江淳安人，明大学士商辂（lù）十世孙。商辂在乡试、会试、殿试中都是第一名。“终明之世，三试第一者，辂一人而已。”（《明史·商辂传》卷一百七十六）景霨精医学，任太医院院判，医术高，多奇效。清礼亲王昭梿说：“予尝鼻衄（nǜ，鼻出血），出血数升，公曰：‘督脉未绝，尚可医治。’煮参数两，饮之立愈。性直慤，抚诸弱弟甚友爱，所蓄医金，尽为其弟盗用，殊不较也。供奉大内数十年，不泄漏禁中事，有询之者，惟曰‘圣躬万安’而已九*九*藏*书*网。有某太医性便佞，好与仪、成藩邸交接，公立劾罢，曰：‘是人心术不纯，不可侍上左右。’”（《啸亭续录》卷四）嘉庆帝赏他五品衔，以示荣宠。

绰尔济，墨尔根氏，蒙古族。天命中人，善医创伤。时白旗先锋鄂硕临战，中矢垂毙，绰尔济为拔镞，敷良药，伤寻愈。都统武拜身被三十余矢，已经昏死，绰尔济令剖白驼腹，置武拜其中，很快苏醒。有患臂屈不伸者，令先以热镬熏蒸，然后斧椎其骨，揉之有声，即愈。（《清史稿·绰尔济传》卷五百二）蒙古医士，长于外科，跌打损伤，有独到处。

清宫帝后看病，有新的特点：一是皇帝多懂点医药知识，二是西医西药传入，三是汉医、蒙医、西医在交流。下面讲几个名医故事。

吴鉴，安徽人。雍正中，官太医院判。雍正帝苦头风病，御医们束手无策，吴鉴一药而愈。赏赐他，不接受。问他要什么，愿子孙以此为业，允许。（《医宗金鉴》外科一门）

清帝多以知医自诩。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七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御医张献等人治疗宗室赫世亨疾病奏折上朱批：“理气健脾丸药，ｈｔtｐ://www.99ｌiｂ.net有补脾助消化之效，着每日早晨将一钱药以小米汤同时服下，想必有益。着由御药房取药试用。除此之外，禁止服用其他补药及人参等。”皇帝开方，敢不照办！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闰五月初九日，乾隆帝得知大臣梁九功额头生有一个黄豆大的疮，朱批：“着速用黎峒丸。”不久，梁九功就痊愈了。再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的一天，光绪帝在御医给他开的处方上写道：“若常用热剂一味峻补，恐前所发之恙复见于今。尚宜斟酌立方，如生地、元参、麦冬、菊花、桑叶、竹茹等清凉养阴之品，每日稍佐两三味，以防浮热时常上溢。”不管用药是否对症，御医也需遵旨照办。（《清宫档案揭秘》）

第三，风险性大。一药误投，生死所系，出了事故，要遭不测。御医入诊，视为危途。发生医患矛盾，有时性命难保。如明刘文泰任右通政，管太医院事，以药剂不当导致成化帝丧命，受到参劾，降为院判。弘治十八年（1505年）夏，弘治帝本来患热病，文泰误投大热之剂，弘治帝病加重，烦躁不堪，以至病死。正德帝继位，廷臣以“文泰一庸医，致促两朝圣寿”（《万历野获编·刘文泰》补遗卷三）。奏请斩首，后改遣戍。

第二，疗效性高。宫中治病，首重疗效。如疗效不佳，常受申斥，甚至受到严惩。如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太医院院使孙之鼎等，奉旨治疗领侍卫内大臣颇尔盆痔漏复发症，病势发展到臀部，浓血每天可流一碗，散发恶臭，病情严重。御医束手无策，只得如实奏报。康熙帝对此不满，在孙之鼎奏折上朱批：“庸医误人，往往如此。”不满之情，跃然折上，御医得如，心惊肉跳！乾隆二十年（1755年），太医院院使刘裕铎领旨治疗领侍卫内大臣伯依勒慎伤寒发疹之症，经过治疗，病情加重，刘裕铎急忙呈奏皇上。乾隆帝闻讯不满，降旨内务府大臣：你去守着他们，看其如何治病。又如光绪帝死前一年，因为病情复杂，太医久治不愈，而光绪帝心情烦躁，常对御医发泄不满。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他谕示：“近来耳堵鸣响，日甚一日，几不闻声，屡服汤药，寸效全无，名医伎俩，仅止如此，亦可叹矣！”医治疗效果不佳，受到严厉申斥。（《清宫档案揭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