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小说的情节。接连三人暴卒，卡斯塔涅达被怀疑为杀人凶手，法院对此案进行审理，是情节的主线。随着审理案情的发展，读者才逐渐知道，原来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是危地马拉的进步律师。他曾在国内散发过号召举行反政府示威游行的传单，组织过反对党，甚至偷运武器，企图掀起一场武装起义。因此，成为危地马拉独裁者豪尔赫·乌维科的眼中钉。在卡斯塔涅达被迫迁居尼加拉瓜以后，乌维科仍不肯放过他，遂传信给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提出要卡斯塔涅达的脑袋。费亚约斯法官主持的近三个月的审理，其实全是表面文章，独裁者及其爪牙只想借此给他们谋杀卡斯塔涅达披上一件合法外衣。在审讯毫无结果的情况下，国民警卫队奥蒂斯上尉导演了一场“假越狱”，卡斯塔涅达在这出丑剧中惨遭杀害。所以，这是一起由两个独裁统治者共同策划的地道的“政治谋杀案”。

塞尔希奥·拉米雷斯说，他这部《天谴》是“反类型小说”。

《天谴》是“实证小说”吗？

19世纪中叶，侦探小说在世界文坛上初展风采；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侦探小说创作的“黄金时期”。相比之下，拉美侦探小说较为滞后一些。不过，像阿根廷的路易斯·博尔赫斯这样的世界级大作家也创作过风格独特的侦探小说，如《六难巴罗迪》。70年代以来，拉美侦探小说创作日益繁荣。墨西哥、古巴、阿根廷、乌拉圭都拥有侦探小说的大作家，出版了不少在畅销书目上位居榜首的侦探小说。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推出了《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986年，秘鲁当代最有名的小说家巴尔加斯·略萨发表了《谁是杀人犯？》。这两位大手笔都采用了广大读者喜爱的侦探小说的表现形式。他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借助这种通俗文学形式反映深层的社会问题，因此作品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就超过了一般供读者消遣的侦探小说。塞尔希奥·拉米雷斯走的也是这条路子吗？

记者的提问，作者的表白，自然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请注意，这不是文学评论家的概括、归纳，而是作者自己的表白。关心当代拉美文学的读者都知道，在60—70年代“拉美文学爆炸”过程中，曾经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文学流派。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都曾风靡一时，拥有著名的作家和成熟的作品。这些“主义”多是国内外文学评论家在分析许多作品后概括出来的，而被划归为这一流派或那一流派的作家有时并不认可。“反类型小说”是塞尔希奥·拉米雷斯亲口说出来的，似乎可以视作他对小说创作的一种有意识的追求。

《天谴》中讲述的“卡斯塔涅达案”是发生在30年代尼加拉瓜的一桩曲折离奇的案件。早在1959年作者在攻读法律的时候，就对这个充满矛盾的案件产生了兴趣，而且把档案材料作为一部小说来读。1980年，一位朋友把案子的全部材料（总共有2000页）寄给了他。他重新阅读了材料，研究了案情，查阅了当时出版的报刊，为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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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充分准备。从1985年9月起开始写作。在作品中使用了一些真实的人名地名，引用了大量审讯记录、证人证言、验尸报告、书信密札、剪报材料……以及作者本人在60年代至80年代对当事人的采访材料。这一切都让读者觉得书中讲的都是真人真事，仿佛一切言论都有出处，一切情节都有据可查，俨然是一部地道的“实证小说”。

“实证小说”是近年来拉丁美洲文学评论界议论颇多的一个品种。它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叙事性文学体裁，也是通过塑造人物、叙述情节、描写环境、表现心理状态反映现实生活。在近十年里，出版了不少轰动一时的优秀作品。不久前笔者和笋季英同志合译的《王子行动》（发表在《当代外国文学》1993年第2期）就是一部典型的“实证小说”。《王子行动》的三位作者采访了许多当事人，实地考察了事件发生的地点，查阅了报刊和档案材料，以中篇小说的形式再现了发生在1987年绑架智利卡洛斯·卡雷尼奥·巴雷拉中校的事件。事实、人物、时间、地点都是真实的，作者未加入任何虚构成分。

最后，再看看作者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倾向。塞尔希奥·拉米雷斯生于1942年，出身于一个小农家庭。1960年，他发起“幸运”文学运动，并主持出版《幸运》杂志，提倡文学为人民的事业服务。1964年，毕业于尼加拉瓜国立自治大学法律系。此后，长期从事学生运动。70年代，拉米雷斯参加了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战线的活动，成为“12人集团”的重要成员，负责为尼加拉瓜革命争取国际声援工作。1979年，尼加拉瓜人民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推翻了索摩查独裁统治。在1984年举行的大选中，拉米雷斯当选为尼加拉瓜共和国副总统，直至1989年年底。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中，他仍然写出了两部长篇小说，即《光辉的时代》（1970年）和《你害怕流血吗？》（1976年）。由此可见，塞尔希奥·拉米雷斯主要是一位民族主义革命家和国务活动家。

一般侦探小说都有个揭开谜底、水落石出的结局。恰恰在这一点上，《天谴》不同于一般的侦探小说。三名暴卒者究竟是怎么死的？谁是凶手？卡斯塔涅达是何等人物？他和孔特雷拉斯家母女三人的关系究竟如何？对此，作者没有求助于“万能的第三者”的叙述，而是通过许许多多的证言、书证、物证以及诸多人物私下谈话逐渐披露的。但是，对同一件事，被告和证人各执一词；不同证人提供的证词大相径庭；同一个证人在不同日期的说法前后矛盾，出庭作证和私下谈论互相牴牾。审来审去，还是一笔糊涂账。包括全书结局在内，全是一片模糊，一团迷雾。作者这样安排，用意何在？

至于有人说《天谴》是“风俗小说”、“爱情小说”，大抵都是强调了这部小说的某一侧面——相当有分量的侧面。这部作品对尼加拉瓜30年代的市井风情、民风民俗、司法程序、宗教仪式、婚丧典礼以及小城市居民的待人接物、言谈举止、生活习惯，等等，都有比较细致的描写。富恩特斯甚至称赞这部小说是“真正的中美洲微型万花筒”。书中对男主人公和几名女性之间的复杂关系没做正面描写，只是通过人们的言谈透露出其中的微妙之处。但是，那九九藏书几封缠绵悱恻、感情真挚的情书却把男女之间的细腻情感（喜悦、伤感、猜疑、赌气）表现得淋漓尽致，不由使人想起哥伦比亚作家豪尔赫·伊萨克斯（1837年—1895年）的名著《玛丽亚》。

乍听起来，真是弄不明白。“反类型小说”？这又是什么新玩意儿？

先看作品的时代背景。小说着重描写的是1933年的尼加拉瓜。30年代初正是中美洲社会激烈变动，社会斗争空前尖锐的时代。一方面，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一些军事独裁者上台执政，血腥镇压国内人民；另一方面，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民族主义领袖人物领导民众开展了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具体到尼加拉瓜，1933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头。1月1日，武装占领尼加拉瓜达9年之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迫撤走。2月1日，胡安·包蒂斯塔·萨卡沙担任总统，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将军担任国民警卫队司令，独揽了全国军政大权。自1926年起发动武装斗争的桑地诺在萨卡沙总统上任后放下了武器，翌年2月遭国民警卫队杀害。索摩查家族随即开始了对尼加拉瓜多年的独裁统治。

墨西哥当代著名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对此有个说法。他在一篇评论《天谴》的长文里写道：“结局的模糊性同政治的不确定性、滥用职权的可能性以及‘对法律要服从，但不必遵守’这种难以避免的可耻行径密切相关。因此，丝毫没有减弱《天谴》的结局的悲剧力量，反而增加了其悲剧力量，使这种力量表现为多种形式；掩卷后，无论我们对被怀疑为投毒犯的奥利·卡斯塔涅达的结局作出何种判断，每一种可能性都具有悲剧的力量。”换句话说，作者是依据他对当时、当地的政治法律制度的总体认识为小说定下了矛盾百出的模糊性的基调。读者从阅读中得到的不是“紧张后的轻松”，而是“思考后的悲怆”。这恐怕可以说是对侦探小说审美情趣的一种突破吧。

《天谴》最早是通过“连载小说”形式和读者见面的。尼加拉瓜《新日报》自1988年4月8日起开始在“周末文化增刊”上刊载这部长达40万字的小说。小说发表后，读者竞相阅读。30年代初的“拥护卡斯塔涅达派”和“反对卡斯塔涅达派”之争竟又重现于80年代末。与此同时，对这部小说的归类界定也开始了。有人说它是“侦探小说”，有人说它是“政治小说”，有人说它是“实证小说”，也有人说它是“爱情小说”、“风俗小说”。作者的上述说法正是针对这众说纷纭的现象有感而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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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些评论是否有溢美之辞，我们还是欣喜地看到80年代拉美“爆炸后文学”仍以强劲的势头冲击着世界文坛。

巧妙地运用电影语言，也是《天谴》的一大特色。例如，作者反复强调，在写对话的时候，他很少在引号外面使用“某某说”的字样，而是描写说话者当时的动作、当时的神态以及与周围人物的呼应。其目的在于使读者如同观赏电影一样，边听人物谈话，边看人物动作，用听觉和视觉同时完成一个审美过程。这类例子确实俯拾即是。

《天谴》发表后，受到文学评论界一致好评，称它是“中美洲最佳小说之一”，它的出版是“近年来中美文坛的一件盛事”。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专门写了长篇评论，称赞这部小说继承了司汤达的《红与黑》、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的写作方法，而且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尼加拉瓜诗人埃内斯托·卡德纳尔认为，塞尔希奥·拉米雷斯才华横溢，是一位可与加西亚·马尔克斯、胡利奥·科塔萨尔、卡洛斯·富恩特斯、巴尔加斯·略萨比肩而立的大手笔。

不过，对小说类型的界定还是要抓住作品的基本特征。“政治小说”（“反独裁小说”）一般特征是以某个独裁者为主要人物，作者的笔触集中于刻画独裁者的性格特征。而《天谴》并不具备这个特点。在《天谴》中没有出现独裁者或高层政要人物的形象，政治斗争是以“暗场”的形式处理的。作者是通过故事情节、人物行动、心理描写烘托出“黑云压城”的政治气氛，通过对话透露出从危地马拉城和马那瓜伸到莱昂的两只黑手操纵了整个案件的审理，最后将反对派人物置于死地。因此，还不能说它是一部典型的“政治小说”。

据笔者读到的评介《天谴》的文章，无不称赞作者驾驭语言的功力。有人说，作者“把各种不同的语言结成一个丰富多彩的整体”；有人说，《天谴》“是语言的杰作”。拿书面语言来说，作者最熟悉的莫过于法律语言，这自然和他的学历有关。如果说审讯记录、辩护词中使用的语言还算比较常见的话，那么动物试验报告、验尸报告的用语就很特别了。新闻报道、答辩文章、情书以至讣告、电文、拍卖广告，都写得十分得体。再拿口头语言来说，书中出现的人物不下百人，文化水平、职业、年龄、性格各不相同，语言自然就大有差异。这里既有律师、法官、记者、大夫、牧师、诗人（其中还有“先锋派”诗人一类文人雅士）的谈话，又有军人九九藏书、商人、用人、乡民一类下层人物的谈话，或高雅，或粗俗，或委婉，或俏皮，都写得惟妙惟肖。在翻译过程中，我们虽尽力而为，但实感力不从心。如果我国读者感受不到原作语言多样化的魅力，那只能怪译者语言功底不深了。

据笔者所知，“反类型小说”是塞尔希奥·拉米雷斯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作为“反类型小说”的试验品，《天谴》受到讲西班牙语的读者的喜爱，在文学评论界引起一阵热烈的讨论。这说明，这次试验是成功的。至于能否成为一个创作方向，还有待于耐心观察。

从小说的复杂结构（4部分48章，外加一个尾声）上，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在创作伊始，心目中就有一幅巨大而清晰的总体构思的蓝图。在叙述形式上，他大胆舍弃了平铺直叙的“线性”叙述方式，采用了“多点切入”的手法。有意打乱时间的自然顺序和空间的截然分割。在各章之间以及每一章的内部运用了跳跃式的大幅度的“时空交叉”的写作技巧，用“闪回”、倒叙、插叙等办法重新剪辑安排素材，造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艺术效果。同时，又不厌其烦地标明事件发生的年代、月份、日期，甚至钟点，使人读起来头绪分明，条理清楚，前后连贯。（顺带说一句，小说中也有一些时间错乱之处，原因或许是作者的疏漏，或许是印刷的错误，不得而知。笔者只改动了几处明显的错误，不知是否有“蛇足”之嫌。）在剖析案件时，作者把事件的客观进程、不同人物相同或相悖的看法以及作者本人的见解糅合在一起，营造出一片扑朔迷离的氛围，使人觉得真假难分，虚实莫辨，让读者参与进来，自己去琢磨，去分析，得出各自的结论。

据报载，小说在《新日报》上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了浓厚的阅读兴趣。西班牙蒙达多里出版社原定当年10月出书，为应读者要求，改为提前出版。小说面世后，立即销售一空，三个月内连出三版，仍然供不应求。西班牙电视台迅速动手，买下将小说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的拍摄权。9月间，尼加拉瓜首次出版《天谴》，印数达12000册（尼加拉瓜人口仅有300万）。10月，墨西哥也出版发行了这部小说。据报道，美国、英国、法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准备出版各种语言的译本。作者向报界正式宣布，《天谴》的全部收入均将捐赠给“援助尼加拉瓜战争受害者基金会”。

把《天谴》归为“政治小说”的，不外乎依据以下三点： 作品的时代背景、小说的主要情节以及作者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倾向。

我们先听听作者是怎么说的。1988年10月，当时担任尼加拉瓜副总统的塞尔希奥·拉米雷斯专程赴墨西哥，参加《天谴》在墨西哥城出版发行仪式。墨西哥《日报》的女记者恩莉盖塔·卡夫蕾对他进行了专访。当记者问及《天谴》属于哪种类型的小说时，作者回答说：

作者是长期坚持反独裁斗争的政治人物；小说取材于独裁与反独裁斗争空前激烈的30年代；而作品又是描写两个独裁统治者对反对派人物的迫害。读者不难看出，那种把《天谴》视为“政治小说”的看法不是毫无道理的。99ｌib•net

《天谴》的基本情节是调查、审理三起凶杀案。这确实是侦探小说的合适的题材。据作者说，在开始酝酿的时候，他本来打算写成一本100页到150页的中篇小说，大体上和美国侦探小说家R·钱德勒（1888年—1959年）和D·哈米特（1894年—1961年）的惊险小说相类似。在两年多的写作过程中，构思不断变化，内容不断扩大，到1987年8月终于五易其稿，完成了这部鸿篇巨制。在作品中，作者的确运用了设置悬念、故布疑阵、层层剥笋这类侦探小说惯用的手法，而且运用得相当圆熟。以至在1989年10月7日召开的、有几十位作家参加的第一届世界侦探文学作家代表大会上，一致决定把最佳侦探小说奖“哈米特奖”授予塞尔希奥·拉米雷斯，褒奖他以《天谴》为侦探文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这简直是铁板钉钉了！

前面简单介绍了塞尔希奥·拉米雷斯的创作思想。很显然，他是把文学反映现实生活作为一条基本准则，这一点和拉丁美洲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另外一点也不可忽略，那就是作者对文学自身的观照，而恰恰在这里显现出作者的创造才能。

“政治小说”在拉美文学中具有特定的含义，不是指一般涉及政治内容的小说。众所周知，在拉丁美洲大陆上，社会矛盾、政治斗争一直非常激烈。帝国主义、大庄园主支持下的独裁者对人民实行残酷统治，是拉美历史上的一个突出的政治现象。许多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敢于直面人生，大胆揭露社会黑暗，以某些实际生活中的独裁者为原型，塑造了一个个独裁者的典型形象。这类作品被称为“反独裁小说”，也就是“政治小说”的主干。危地马拉作家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巴拉圭作家罗亚·巴斯托斯的《我，至高无上者》都是这种类型小说中的佳作。

然而，这只是塞尔希奥·拉米雷斯借用了“实证小说”的某些写作方法，达到借真实以感人的目的。《天谴》中确有真人真事，但只是创作的原材料。作者本人在谈到创作过程时，曾经明确说过，他先对现实进行“伪造”，再把加工过的现实作为似乎是真正的现实奉献在读者面前。熟悉当年情况的尼加拉瓜老诗人埃内斯托·卡德纳尔一方面指出《天谴》中叙述的某些故事、描绘的某些人物是真实存在的，同时也表示，从总体来说，在这部小说里，“现实和虚构混杂在一起”。

《天谴》是侦探小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