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奥蒂斯上尉提到索摩查将军，我们借机问他：昨天索摩查将军待在莱昂是真的吗？有人说看见他半夜从国民警卫队省军区司令部出来，带着卫兵，穿过赫雷斯广场，上路易斯·H·德瓦伊莱博士家里去过夜。那是他岳父家，靠近大教堂。

“那是瞎说八道，记者先生。卡斯塔涅达在莱昂的同谋犯还没有落网。越狱计划落空了，他们到处散布谎言，想把自己开脱出去。卡斯塔涅达特别善于耍阴谋。看样子，自从他被强请进入第21监狱起，一刻也没停止悉心准备越狱潜逃。他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我跟您说过，监狱里有他的同伙儿。我们正在调查出门证是怎么伪造出来的，还有一份伪造的备忘录是从哪儿来的。6点钟刚过，逃犯已经逃出监狱，这份备忘录被放在‘国旗厅’看守长的桌子上。”

就这样，他轻而易举地穿过监狱内的走廊，他那间牢房就在这条走廊上。门居然没有上锁，据奥蒂斯上尉说，这也是戈迪内斯干的。奥利韦里奥走到四面是墙的院落。这时候，其他犯人正排好队，等着领取“附属教团”的夫人们施舍的饮食。每年到这个日子，她们都要舍饭，已经成了传统。奥利韦里奥向站岗的出示了伪造的出门证，走出监狱临街的大门。他终于来到大街上。

12月25日，在莱昂的大街上没有骚乱的人群。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同党没有借机闹事。因为是节日，弹子房、酒店、饭馆都没有开门。市民神情平静，态度冷漠，似乎还不知道发生了这出悲剧，或者不予重视。要么是吓得噤若寒蝉？在中心区的大街上，士兵多于往日。他们荷枪实弹，据说是要保卫还停留在莱昂的萨卡沙总统。

“哪里有什么《越狱法》，”奥蒂斯上尉斩钉截铁地说，“国民警卫队保护囚犯的生命。您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查一查我们的军事条例。上面规定得清清楚楚。其实也不需要什么条例。您当过兵，想必知道军装的荣誉胜过任何条例。”我们强忍住讥讽的笑容，没有反驳他。那不是反驳他的时候。

“看守长神色诡谲地把我叫到一旁，对我说，正在执行我的命令。我简直大吃一惊。赶紧问一声是什么命令，他把上面说的那份伪造的备忘录拿给我看，这时候，我不由得惊叫了一声。”

国民警卫队的巡逻队在后院里找到了那匹鞍辔齐备的马匹，逃犯准备骑着这匹马逃到洪都拉斯边境。经过搜查，在屋里的一只大瓮里找到了那套军装。他们把犯人带回第21监狱。逃犯坐在小汽车里，奥蒂斯上尉也在车上。一路上，犯人一再表白没有同谋者，越狱不能怪其他任何人。回到监狱后，经过艰难的审讯，他才供出他找到了一条通往奇南德加的土路，好离开莱昂。那条路就位于圣费利佩区边界赛马场。

就在那个时候，圣婴游行队伍走进大教堂。远处的钟声一定会传到那个引起轰动的擒拿逃犯的暗幽幽的后院。

“犯人离开第21监狱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他要求别从背后开枪打死他。如果对方同意从正面杀死他，也别毁了他的面容。”

以上是我们直接听到的国民警卫队的说法，一字不落地转录于此。我们到费亚约斯法官家里去找他，没找着。大门关着，我们敲了半天，没人出来开门。

午夜，公墓。囚犯奔跑。这类故事我们很熟悉。在不幸的尼加拉瓜，谁又不熟悉这类故事呢？“按照索摩查将军的明确指令，组成一个军事调查法庭，负责查清这件事的责任者。还是等着看正式报告怎么说吧。这样一来，国民警卫队就不必制止那些胡说八道了，这类话多着呐。我对您说过，卡斯塔涅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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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有同谋犯。就是那些极端仇恨社会的人、头号捣乱分子。我们要站出来批驳他们的胡诌。”

请读者想一想当时的情景。街上一片死寂。爆竹声、音乐声早已停下来。几户人家大门口还亮着灯，全家团聚吃晚饭。也许有几只野狗从汽车前面穿过，车灯照得它们眼花缭乱，一时停下脚步。

棺材盖钉上后，四名囚犯把棺材抬走了。在抬往墓地——那里挖好了一个公用的大坟坑——的路上，前往送葬的只有以巴卡中士为首的看守囚犯的士兵和我们。奥利韦里奥在那么多优雅的晚会上结识的朋友和他的同学当中没有一个人陪伴他走完这最后的人生旅程。他的热情的同党也不在场。在最近几个星期审理案件中，他们对他的发言报以热烈的欢呼，鼓掌，把他变成电影偶像。他们曾把他扛在肩上，成群结队地簇拥着他来到监狱门口。今天，却没有一个人来抬他的尸体。

最后几个问题：这些事是否通知负责审理本案的法官了？法医检查过尸体吗？

奥蒂斯上尉接着说：“我和莱昂各家各户做父亲的一样，准备带着妻子儿女参加圣婴游行，根本没想到当晚要去监狱视察视察。不过，我突然心血来潮。我身穿节日盛装，在去大教堂之前，决定还是到第21监狱去转一圈，利用这个机会看一看犯人们对几小时前安排的圣诞晚餐是否满意。

奥蒂斯上尉告诉我们，将近晚10点钟的时候，他们把车子停在相当远的地方，悄悄地逼近那幢小房子。“我们一看，门上着锁，里面似乎没有人。看到这骗人的把戏，我警觉起来。卡斯塔涅达可能就在里面。我把几个人布置在墙角，另派几个人躲到一辆马车后面。马车停在大街上，牲口已经卸下来了。我带着五个人，围着加罗麻篱笆绕了个圈，顺着后院的边道走进去。士兵按照命令装好子弹，端起枪。

例外呢？例外总是有的。我们觉得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屈驾光临就显得十分引人注目。在烈日的炙烤下，他一直守候在公墓门前，随即默默地加入人数少得可怜的送葬队伍。直到盖上最后一铲土，他才离开坟坑。

“乍看上去，很难把他认出来。他装扮成乡下人的模样，戴着宽边草帽，穿着中国土布裤子，扎着皮裹腿。另外，还戴着用女人的黑头发做成的假胡子。他浑身发抖，求我们不要开枪，把手里那把3毫米口径的史密斯-维特森手枪交给我。”

下午6点钟，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逃出了第21监狱的牢房。当时，在莱昂的各个市区，爆竹升空，土弹震天价响，宣布庆祝活动即将开始。没有一个看守瞧见他出来。他在监狱内找到的同谋犯之一瓜达卢佩·戈迪内斯中士向他提供了一套军装，让他装扮成军人模样。

他们离开了柏油路。汽车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不住跳动。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被夹在押解他的士兵当中，一语不发，脑袋不住碰着车顶。高低不平的路面颠得他头昏眼花，不幸的遭遇使他心里七上八下。路灯不见了。12月夜晚的寒风从敞开的车窗硬生生地钻进车内，一阵阵穿车而过，冻得他脸上发疼。黑黢黢的夜色，田野九-九-藏-书-网的声音……汽车猛地停了下来……最后时刻到了。又要执行一项野蛮的法律——《越狱法》。

“胡说八道，”这是奥蒂斯上尉的回答，“他要是在莱昂，肯定不会不参加圣婴游行。再又一说，总统先生外出，索摩查将军不能离开首都。”

“作为第一步，我要最大的嫌疑犯戈迪内斯中士赶快坦白。他知道事情败露了，连忙把知道的情况全都告诉给我，一上来就说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参与了越狱计划。时间不容再耽搁了。我立刻召集起15人的小分队，乘坐省军区司令部的小卡车和两辆小汽车赶往那个女人在苏布蒂亚瓦区的住处。

我们没找到费亚约斯法官，就拿着奥蒂斯上尉的手令，去到第21监狱牢房。尸体还停在院子里。趴在一块木板上。头朝下，光着脚，身穿一件血迹斑斑的粗布衣服。他穿着这件衣服假扮乡下人，打算逃跑。他一生严格守孝，喜欢穿无可挑剔的丧服，喜欢认真仔细地打扮，穿着整洁，仪表堂堂。可现在却灰溜溜地趴在那儿。为了防止中午骄阳的照射，不知什么人大发慈悲用一块红棉布围巾盖住他的头部。

在埋葬死者的时候，我们走过去，想和他攀谈几句。他用讽刺的目光朝军人挤了挤眼，不想多开口。军人撤离后，我们一再坚持，他只是给了我们一个简短的回答：“这是一场谋杀案。《越狱法》，记者朋友。我不多说什么。等着看我就这件事写的小册子吧。”

这里不宜描述游行的豪华场面，倒是应该谈一谈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悲惨结局。不过为了对比一下，不妨再简单地说上两句。晚上10点钟，总统离开了大教堂，后面簇拥着成千上万的人。本市上等社会的头面人物环绕在萨卡沙博士和第一夫人周围。国家军乐队再次大出风头，尾随着人群演奏起圣诞乐曲。

我们亲眼看见尸体被装进一口粗糙的木板棺材里。围巾掉了下来，只见面容被子弹打得一塌糊涂。子弹自后颈打入，从前面穿出，颌骨被打断，嘴巴和鼻子一部分被撕碎了。击中头部的那一枪在头盖骨上打出了一个洞，一部分脑浆迸裂出来。

“要是同谋犯在那儿接应——我应该有这样的估计——他们是不会在原地待到第二天的。”奥蒂斯上尉回答说，“而且只有他本人才能认出那些人。他一再坚持说没有同伙儿，我不相信他说的话。”

他们从双门紧闭的大教堂前面走过。犯人一定会最后朝大教堂望一眼，看看那两扇结实的栎木大门和深不可测的灰色围墙。围墙对他胸中激荡着的烦恼听而不闻。曾经有一天，他抬着妻子的灵柩走进大教堂；过了几个月，在一个细雨濛濛的下午，又抬着装殓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的白色棺材走进大教堂。最后，在大学里，对两具尸体的内脏进行了颇有争议的化验，才悄悄地对她们的遭遇做出定论。

我们看了看表。采访任务就这样出乎意料地结束了。我们要搭乘下午两点的火车返回首都。我们赶紧取出行李，直奔火车站，开始整理这篇通讯。

他是无辜的，抑或是罪犯？这个问题我们留给风来回答吧。在奥利韦里奥安息的公墓里，风不时刮起，吹动静悄悄的林阴道上的南美杉。

谁说的是真话？谁在撒谎？我们按照《出版法》平心静气地、毫无畏惧地提供两个版本。请读者自行判断。

“假定说有这样的意图，我们干吗非要文件不可呢？越狱的囚犯违反了法律，为了逮捕他，当局有权开枪射击。伪造备忘录的人事先知道帕罗迪中士在马那瓜休假。他要是在场，绝不会轻信这套伎俩。”

萨卡沙博士的火车带来了国家军乐队。乐队成员身着蓝色和暗红色军装，佩戴着华贵的饰物。他们一下火车，马上来到赫雷斯广场的凉亭，演奏起欢快的《村夫谣》和圣诞乐曲。萨卡沙博士还慷慨解囊，买了一些烟火，广场上到处迸出奇幻的火树银花。正像总统刚才宣布过的，他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参加了在百年老街上举行的游行。在几段路上，总统及其家属和随行人员轮流捧着圣婴像参加游行。

“来到圣费利佩公墓前面，赛马场的旧马厩就在那儿，我命令大家下车，动手搜查左近的地方。”奥蒂斯上尉继续说，“我们都下了车，只有他磨磨蹭蹭地不肯下车。我催他快点儿下来。他突然从车上蹿下来，朝公墓的院墙猛跑，跑到墙根底下，正打算往上爬，机枪手惊魂稍定，用‘刘易斯’机枪一阵扫射，把他打倒在地。一颗子弹击中了头部，另一颗打在后脖子上，另外两颗打中后背。他立时就死了。”

黄昏时分，我们离开了恰贝利塔膳宿公寓，在诗人瓦内加斯陪同下出去逛大街。这时候，悲剧的第一场正在落下帷幕。过往行人沉浸在节日夜晚的欢乐气氛中，我们希望受到欢乐气氛的感染，借以驱散佳节思亲的愁绪。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有义务在这座大城市。我们固然远离住在马萨亚的亲人们，而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离开他的亲人更要遥远。此时，他离开监牢，是否满怀乡愁，苦苦思念故土呢？他化了装，穿上国民警卫队的制服。这种军服我们也穿过一次。当时是为了在塞哥维亚的大林莽中和印第安-西班牙混血种人的英雄……桑地诺作战，真是倒霉！不过，那是另一回事了。

大都旅馆出现在路旁。孔特雷拉斯家的大门关得死死的，说明家里没有举行圣诞庆祝活动。夜深了，在这个时候，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孔特雷拉斯是在床上入睡了呢，还是难以入睡呢？汽车灯光是否透过卧室的门下射进她的卧室，告诉她一场正在熄灭的爱情最后结束了呢？这些问题，我们只好留待读者去思考啦。

“奥蒂斯上尉签发的对越狱行为不要张扬的命令是有意制造的，出门证也是一样。”

“今天一大早，我把发生的事情报告了费亚约斯法官。直到现在——上午10点钟——他还没和我联系。我不能强迫他履行职责啊。法医也没有来，命令法医检查尸体是法官的事。如果到中午他们还不来，我们只好把尸体埋掉了。为了让您亲眼看看国民警卫队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您可以亲自到第21监狱，亲眼看看犯人的尸体，您要是愿意，也可以参加葬礼。”

“国民警卫队早就知道卡斯塔涅达一上大街就直接到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家里去换衣服。一个放牛的在赛马场周围等他，就是那个枪毙犯人的地方。后来，放牛的不见了。”

“国民警卫队事先了解越狱计划，是一个参与策划的人透露的。我不能说出此人的姓名，我向提供消息的人作过承诺。”

他们开始行动。只去了一辆汽车，里面坐着犯人、奥蒂斯上尉和四名押解犯人的士兵。其中一个人手持“刘易斯”轻机枪。在塞哥维亚和桑地诺打仗的时候，我们管这种美国海军陆战队带进尼加拉瓜的武器叫做“小刘”，最后叫它“小刘易斯”。

“尸体被绑在汽车前面的保险杆上，拖回到第21监狱。脑袋被子藏书网弹打碎了，朝下耷拉着，一路上磕碰得很厉害。”

奥蒂斯上尉向我们表示：“如果说犯人能够大摇大摆地越过监狱的大墙，没有遇到任何困难，那是因为他取得了不少负责看守监狱的士兵的信任。我们正在调查。卡斯塔涅达施展各种手段，玩弄各种花招，把瓜达卢佩·戈迪内斯中士拉拢过去。比如，他利用对方没有文化，头脑简单，就教他认字，在这件事上他捞了不少便宜。”

掩埋着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尸体的黄土堆上没有任何标记，没有一束鲜花，更不用说花圈了。随着那个神秘莫测、衣着考究、风流倜傥的青年的业绩悄然销声，他从现在起似乎被人遗忘了。明天，明天，还会有人记起他的事迹吗？

听说总统专列载着总统萨卡沙博士及其家属、随员快要开进太平洋铁路火车站了。听到汽笛长鸣，我们快步朝车站走去。总统走下火车，后面跟着第一夫人堂娜·玛丽亚、他的子女和兄弟、国务部长以及卫兵。他站在月台上向我们招手致意。我们曾在报纸上抨击过他，强烈地抨击过他，说他过于柔顺。但是，这位绅士对报上的攻讦置之不顾，根本不想改变他的为人。他甚至还同意就“卡斯塔涅达案”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关于案件的诘问，他只说了几句简短的话：“行政机关一直注视着司法机关的行为。在其职责范围内，司法机关享有独立自主权。我们相信负责处理此案的法官们会秉公办理。我们绝不会干预他们的行动。”随后，他又加上了一句：“不过，我不想多谈令人不愉快的事。我这次回家乡，是要和亲人们共度圣诞节前夜，和往常一样参加先祖捐赠给大教堂的圣婴像的游行活动。”

但是，关于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之死的另外一种说法“悄悄地”传开了。这个说法和奥蒂斯上尉提供的情况相去十万八千里。在莱昂，尽人皆知，这就行了。我把大家说的话抄录下来。至于来源，我不能透露，也不应透露：

“那个女人在孔特雷拉斯家做用人，卡斯塔涅达把她哄得团团转。我好心好意地允许她给犯人洗衣服、熨衣服，她才有机会常到监狱来探望他，结果倒成了外面的同谋犯的联络员。”

“他们命令他跑。开始他反抗，最后只好接受，跑得很不带劲。他知道，自己在走向死亡。要是真想逃走，谁也不会朝墙根儿跑。”

我们提出：制造这样一份文件只能是司法当局所为，这是他们让囚犯越狱、然后再加害于他的计划的一部分。对此，奥蒂斯上尉回答说：

翌日清晨，记者及时去了解情况，并愿意向《新新闻报》记者提供详细报道。记者首先访问了警察局局长阿纳斯塔西奥·J·奥蒂斯上尉。尽管昨天放假，他还是同意在办公室接待我们。下面提供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次采访的结果。

我们问：在莱昂有人说，这次越狱潜逃，国民警卫队事先全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

“在犯人与世诀别的地方，他说了这样几句话：‘这是一起政治犯罪。独裁者乌维科终于还是让人杀害了我。’”

“手枪和在卡斯塔涅达口袋里找到的钱，是另外一些人在卡瓦哈尔家里交给他的。国民警卫队从一大早就在周围布置下人了，所以知道这些人在那儿。在巡逻队到来前几分钟这些人撤走了，没人下令抓住他们。也没有逮捕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

这一年，可敬的莱昂市民度过了一个不祥的圣诞节。大家忙着参加传统的宗教庆祝活动，无暇顾及那些发生在12月24日午夜以惨剧告终的严重事件。直到第二天，消息方才传开，弄得人人大吃一惊。对本报记者来说，那些事件同样是出乎意料。记者应诗人阿利·瓦内加斯的盛情邀请，在他父亲胡安·德·瓦内加斯博士家里吃了圣诞晚餐，然后上床睡觉，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将近夜里12点，为了彻底查清越狱行动，我认为必须把犯人带到他供出的那条路，看看是否有同谋犯在那儿接应。”奥蒂斯上尉对我们说。

根据我们看到的原件，奥蒂斯上尉的签字非常像，看得出来那是用复印纸从另一份文件上拓下来的。然后，按照复印纸留下的笔迹用墨水描了一遍。在这份非同寻常的备忘录上，用放大镜看，可以发现蜡质颜料的微小颗粒。奥蒂斯上尉亲自给我们演示了一下。

对比：正当人们举行庆祝活动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这次是一场悲剧），使社会各个阶层都感到圣诞节的神秘。正如我们说过的，这是一场人们没有觉察到的悲剧。其色调既阴暗又凶险，和大量燃放的烟火以及咚咚的手鼓声极不协调。这就是：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以罕见的方式越狱潜逃，接着被捕，死在国民警卫队手中。

“我们钻进篱笆，开始匍伏着接近那幢房子。这工夫，一条黑影从厨房的苇子泥巴墙下闪身出来，正朝我们跑过来。我喝令他站住。他停下脚步，面前摆着几支枪口。正是卡斯塔涅达。

奥蒂斯上尉拿出那份备忘录，让我们抄下来。原文如下：

下面是奥蒂斯上尉提供的情况中最微妙的部分。深更半夜，把犯人带到那样一个荒凉的地方，真有这个必要吗？况且他企图越狱潜逃，以及后来被捕，都没有报告给负责审理本案的马里亚诺·费亚约斯法官。难道说不能等到第二天，当着司法当局的面儿进行调查吗？我们提出了这些问题。

“戈迪内斯中士是卡斯塔涅达的同伙儿，他帮助卡斯塔涅达逃出监狱，可他是照上司的指示行事。提供给犯人的军装非常合身，可那不是戈迪内斯的衣服，他是个又矮又胖的人。”

莱昂的圣诞节前夜。甜蜜的时光，悲苦的怀念。繁星宛如银光闪烁的果核出现在杳渺的天穹，用柔和的目光望着我们，大约也望着处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吧。马槽上雅致而又卑微的装饰物——野草莓——透过各家各户的大门散发出阵阵芳香。闻到这股香气，人们不由得醺醺然回忆起童年，对逃犯来说，这香气也会告诉他些什么吧。当时，他来到遍设神坛的苏布蒂亚瓦区——这是他逃亡的第一站。木笛声，手鼓声，清脆的节日爆竹声。当把他多灾多难的生命送归西天的子弹炸响时，这些喜庆的声音还在他耳边回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