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整的斜切刀口以及时间上的巧合使警方将该案和一年前的伊丽泽案联系起来。法医报告也证实，两案的创口是类似的凶器所致。此消息公布之后，公众哗然。整整一年的时间都抓不到一名重案犯，还纵容其再度犯案。民意测验表明市民对本市执法部门极度失望，《自由意志报》上甚至发表了一篇名为《砍头者该砍下谁的头来？》的批评文章。

⒋凶手所使用的凶器锋利无比。

她的询问引起了同是前来取车的邻居，住在十六号的史蒂文·安东洛维奇（Steven Antolovich）先生的注意。当这位习惯早起的先生发现身着片警制服的尸体缺少头颅的时候，伊利诺斯女士早已经晕了过去。

“能给我一个创可贴吗？”

和帕尔姆神父的案子类似，德里克的头颅并不在地下停车场里。

⒊死者之间没有任何社会联系；

不过，莫姆森报警时却是连一个完整的句子都讲不出来，做现场笔录的时候也吐得厉害。圣玛丽第一教会医院开出了他患有先天恐血症的证明，验尸报告又指出凶案的发生时间是午夜零时前后。由于拥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小酒馆的十多名酒客都证明案发时他还在买醉。据说，酒鬼们坚持证词真实性的理由之一是他们确定当晚看到的月亮很圆），缺乏作案的客观条件以及一个比较说得过去的动机，义工莫姆森的嫌疑被排除了。

“我们早就觉得她的精神状态有问题。”梅彭递给我一杯水，满脸歉意。

老吉姆的玩笑话我并没有接，这恐怕让他感到很没趣。他打了个哈欠，从抽屉里摸出了登记本。

这显然是到目前为止，警方在“镰刀罗密欧案”上所做的最出色的一次，可惜还是晚了一步。埋伏在离案发现场大约两公里处的小公车站戴尔德姆站（Diadem）（离泰塞拉街很近的一个公车站）的探员泽巴士蒂安·锡林（Sebastian Schilling）将没喝完的小半杯咖啡连同纸杯一道塞进车站旁的垃圾桶的时候，无意间碰到了老调度员马萨海罗干涩而略带温热的嘴唇……

第一个死者，即我们都已知道的伊丽泽·霍费尔小姐，被害时间推测为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八日凌晨。当日早晨大约六点四十分的时候，本达·布勒辛（一位晨跑爱好者）在布赫山下的白天鹅桥（Weissschwanbr.）上发现了她。

现场留下的喷溅血迹表明，凶案就在白天鹅桥靠近桥中心的左侧护栏附近发生。白天鹅桥的桥身并不太宽（看上去勉强够两辆轿车并排通过，没有行人道），尸体大概是后仰倒地的，从裸露的颈动脉里流出的血液在桥中央积成了一个小池子。

一九八八年三月三日，第三十八届艺术节游行案。死者菲利普·琼斯（Phillp Jones），四十四岁的水管工。在游行的终点欧泊龙（Oberon）广场，菲利普的尸体被掩藏在一尊巨大的空心莎士比亚雕像下，血迹也被凶手巧妙地用人造草皮覆盖住了。直到三月五日上午收拾会场的时候，清洁工沃尔特·密歇九-九-藏-书-网根（Walter Michigan）才发现了他。而早在三月三日下午，人们就已经在离佩尔修斯街很近的一个公车站鲁尼站（Loony）找到了他的头颅。

我的意外到来让他很高兴。

义工莫姆森曾在三月五日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事和帕尔姆神父大吵了一架，他因此整个星期三都和两个朋友在佩拉街的小酒馆里打撞球解气。凌晨两点多，朋友才开车送已经醉得厉害的莫姆森回家，并且翌日早晨是由其母亲玛丽·林道叫醒他的——邻居们说他一早就骂骂咧咧地说要杀了那个酒鬼神父。

三月二十五日早上八点过五分，在本市化工研究所从事供应工作的伊利诺斯·卡希尔（Illionois Cahill）女士从昂不雷尔街（Umbriel Str.）十七号公寓楼里出来，到十六、十七、十八号三栋公寓楼联用的地下停车场取车上班。

“我还没吃午饭呢，能给我一块胡椒蜂蜜饼吗？”

差不多九点的时候，这本卷宗才回到它原来的位置。在其内部资料的原有顺序彻彻底底被打乱到面目全非之后，我终于根据这个案子现有的大量有用无用、真真假假的线索做出如下推理：

根据以上第四点，由第三个案子起，局里人开始管这个案子叫“镰刀罗密欧”案。这个提法并没有在任何一个官方文件中正式出现过，完全是约定俗成的叫法（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叫法颇具先见之明）。

我拿起桌上的圆珠笔，填好之后递还给他。他看也不看，将本子塞了回去。

下一次案件将在今年三月十九日凌晨发生，地点是朗林根区碧安卡街（Bianca Str.）。

吕根曼·霍费尔在三月十五日至二十日间同他的秘书莱奥诺蕾·米塔格（Leonore Mittag）一道前往梅尔市出差，加之他是个天生的左撇子，他的嫌疑便也被排除了。实际上，相当多的证词表明他平日里十分疼爱自己的女儿。

回到局里已经接近下午四点，汉迪克他们早不知去哪儿了。我打了一杯咖啡，来到档案室。老吉姆正坐在那里，手握着笔，但又并没在写字。看他那绞尽脑汁的样子，似乎是在赶报告。

提坦尼亚（Titania）广场和欧泊龙（Oberon）广场——提坦尼亚和欧泊龙是莎翁名著《仲夏夜之梦》中精灵王夫妇的名字。

我打开刚才梅彭取出胡椒蜂蜜饼的抽屉，那里面果然还有不少。我随手拿了一小块，藏在了夹克衫的口袋里。

大众普遍将此案看作报复行为，并在有限的范围内对《自由先导报》进行了谴责。《自由意志报》和FW1台更同称德里克片警案为“媒体的不负责所直接酿成的悲剧”。

我揉揉被掐得生疼的脖子。有些地方已经被坎普尔那尖利的指甲抓破了，手指一碰火辣辣的——我皱了皱眉头。

第一节课后的课间，两人当着全班几乎所有同学的面，拆开了这个被他们称为“藏有神奇宝物的魔术盒子”。片警德里克·梅斯勒的头颅同一个崭新的响铃九_九_藏_书_网闹钟并排摆在这个不大的纸盒里，德里克的警帽垫在盒底，空隙处用六张揉成团的二十四号《自由先导报》第三版（实际上还包括第四版，它们之间当然是密不可分的）填充：那一版上最醒目的标题是《“影子杀手”早已死亡？！》。

不过，我得说，多亏了阿珀尔的启发，我才能将这些现场按照某种奇妙的规律衔接起来。《大众天文》是我最感兴趣的杂志之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巧合。

“大概在‘LS区15’那块儿，耐心找找。”

本达·布勒辛先生自一九七九年十月搬家到赤莫尔区之后，就每天坚持固定的路线晨跑。他的邻居、好友及家人都可以为他做证，他的嫌疑在很短时间内就被排除了。

梅彭给我找了一个特大号的创可贴，我就着狱警办公室墙上那半块破镜子，将它胡乱贴在创口上，又是一阵疼。

三角街车站和犹太博物馆很近，结合死者身份，多事的报刊媒体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联想：《自由先导报》甚至将本事件描述为“犹太教对天主教的血腥示威”。本市的教会组织显然受到了舆论影响，在命案发生两周之后，向市警察总局和市政厅分别递交了《关于要求限制本市犹太教活动的声明》，此举引起了宗教界的强烈反应。

帕尔姆的头颅则在汉堡广场和犹太博物馆之间的一个公车站的垃圾桶里被发现的——星期五早晨，清洁工哈特劳布·茨威尔纳（Hartlaub Zwirner）在三角街公车站发现了这个包在纸袋里的红鼻子脑袋之后，五局的同事们在阿雷尔教堂及其附近各个角落已然耗时一天一夜的头颅找寻行动才宣告结束。

出人意料的是，这本出生于一九八四年的卷宗上竟然没多少灰尘，这或许应该归功于它年年更新。负责这个案子的同事们，每年往里面塞资料的时候，大概都会顺道来个大扫除，以便明年再次添加资料的时候方便寻找。

阿雷尔教堂（Ariel—Kirche）和米兰达（Miranda）广场——阿雷尔和米兰达均出自莎翁的作品《暴风雨》。

最令警方头疼的是，罗密欧的犯案手法相当高明——从来没有人真正看到他作案，他也从不曾在现场留下过诸如头发、指纹、服装纤维等痕迹。当然，完全不留痕迹大概并不可能，只可惜每一次的现场都被没有现场保护意识的围观民众和闻风而来的毛躁记者们严重破坏了。而这群无辜的肇事者往往又是谴责警方办事不力的主力军（请原谅我这看似偏袒同事们的言论，但这些都是事实）。

实际上，阿珀尔副探长提出的假设并不被太多人重视的根本原因，是它并不能够准确预测今年三月的犯罪现场究竟会在哪条街。而且昂不雷尔（Umbriel）街这个现成的反例，也让这个假设的可靠性打了折扣。

实际上，如果罗密欧是站在桥外挥动镰刀的，伊丽泽在死前一定会被惊吓得不成样子。而这显然和伊丽泽头颅的真实表情不符www.99lib.net，因此这点理应被排除掉。

⒉除伊丽泽案以外，犯人每次作案之后，都会将被害者的头颅丢弃到和凶案现场相距不远的某个公共汽车站附近；

在B071停车位上（伊利诺斯女士的停车位是B072），她看到一个警察趴在那里——事实证明，被闹钟吵醒的嗜睡者们，一大早神志都是不大清楚的。她完全忽视了已被一大片血液染红的水泥地面以及空气里厚重的腥臭味，而仅是停下步来，疑惑地大声询问：“您怎么了？需要帮助吗？”

顺带一提，伯恩哈迪·金格和坎普尔·格兰犯下的那三个模仿案子，分别发生在一九八七年九月八日［现场在托伊德街九号旁小巷中，死者为帕斯卡·戈林（Pascal Gehring），退休的银行职员］、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现场在威尼斯街二十一号旁的小巷中，死者为兰茜·鲍姆（Nancy Baum），小学生］和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现场在瑞士画家广场旁的小巷中，死者为哈克·布什（Huck Bush），公务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和“镰刀罗密欧”的做法类似，两人中的某人（估计是伯恩哈迪）将帕斯卡和兰茜的头颅分别丢进了雷街站（LayStr.，离车门提特街不远）和七警察分局站这两个公车站旁的垃圾桶里——后者被认为是模仿者对警方的挑衅。

科德利雅（Cordelia）街——科德利雅是《李尔王》中李尔女儿的名字。

想必是十分热爱文学的副探长阿珀尔·丹尼尔（Apel Daniel）总结了“镰刀罗密欧案”各个现场的地名之后，提出了本案的另一个特征：

“谢谢。”

三月二十六日下午两点三十分整，在靠近辛达罗尔饭店的小乔治街公交车站等待二〇六路汽车的两个小学生突然听到了刺耳的闹铃声——声音来自候车亭后的灌木丛。年龄较长的戴维·霍尔（David Hall）绕过茂密多刺的花坛灌木，找到了一个已经不再有声音传出的、用宽宽的胶带封起来的纸盒。由于此时公交车已经来到，两人并没有时间拆开盒子，而是将盒子带到了他们就读的卡彻曲第一学校。

第二个死者，帕尔姆·奥西埃茨基（Palm Ossietzky），一个酗酒的中年神父。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早晨，无头的尸体在德纳赫区的阿雷尔教堂（Ariel—Kirche）停车场被十六岁的莫姆森·林道（Mommsen Lindau）发现，后者是该教堂的假期义工。

这份卷宗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编制的，而是以诸如“案发现场”、“尸检资料”、“目击者资料”这样的方式来分类。对于连环杀人案而言，这种方法虽然合理，翻阅起来却不太方便。我不得不将它们拆散，根据我的需要重新分类。

“好的，你等等。”梅彭出去了。

老吉姆原先并不在档案室工作，虽然他总笑称档案室是“片警最惨的归宿”，但他原来实际上九九藏书是探员。他之前的工作表现如何我并不清楚，但至少这档案室在他的管理之下是不错的——说他是“爱喝咖啡的档案自动查询器”也毫不为过。

LS区的档案并不多，却本本积灰严重。在标号“15”的简陋铁架上，一个隐蔽且背光的低矮角落里，我找到了这本标着《1984—（连环）伊丽泽（·霍费尔）？斩首案—赤莫尔区（附加）》的厚重卷宗。括号里的字和“斩首案”前面那个问号都是后来加上去的——如果哪本书用了如此冗长且沉闷的书名，我猜它一定不会畅销。

所有案件现场的地名（除昂不雷尔街之外），均是莎翁笔下的人物。

虽然警方在之后的几年里，每个三月份的月圆之夜都调派了大批警员和便衣在本市各处巡逻。无奈自由意志市所辖范围实在太大，就算动员全市三万七千多名警务人员，也无法守住自由意志市的每一个角落。加之媒体和官方呼吁全体市民在“非常之夜”不要出门的通告收效不大（人们都是有侥幸心理的），在德里克片警案之后，又陆续发生了如下几案：

警方将从三个案件中得到的大量线索结合起来分析，得到了砍头案的如下特征：

但这个了不起的发现并不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本市以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名命名的街名和地名有上百个之多——光是哈姆雷特街就有三条。除了欧泊龙广场之外，还有两条以欧泊龙命名的街道。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三日，阿肖克·撒克希纳（Ashok Saxena）被害案（又称“第三个广场”案）。死者长期无业，遇害于米兰达（Miranda）广场的地下通道中，头颅被弃于乔戈里广场和多维尔修道院之间的沙站（Shah）。

“日期和警官证号。”

昏暗的日光灯下，草草写就的现场笔录，印刷体的尸检报告，以不同姿势躺在现场的无头尸体照片，真实或虚假的目击者询问记录，已被否定的或者尚未被否定的嫌疑犯画像，鲜血淋漓的头颅写真，八年以来一批又一批探长探员们的分析总结……杂乱地在档案室那宽大的旧木桌上蔓延开来，惊起一阵阵灰尘……

“好的。”

“没什么……谢谢你刚才救了我。”

“嘿！小伙子，你怎么受伤了？争风吃醋的事儿，相信我，少做为妙。”

随即到来的本局前辈们通过尸体制服上的警官证确定，死去的是报到三个半月的新丁片警德里克·梅斯勒（Derek Messler）——他本该在凌晨三时和另一个片警约翰·华盛顿换班的，但按时抵达约定地点的约翰却并没有见到他。人们在无头尸体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封还没来得及寄出的信件，德里克希望通过这封足足有十四页的长信向他的女友黛希·罗兰德求婚……

刀口并不是横切的，但是平整无比（法医贡德尔在解剖报告中指出，即使是最快的手术刀也无法切出这样的刀口来）。若站在尸体身后看去，显得右高左低，倒地的尸体也偏向右手方向，汉斯探长由此分析出凶手不是一个左撇子——如果凶手不是站在桥外挥动凶器，或是背对着伊丽泽舞动藏书网镰刀的话。我承认这番推理是很有道理的。

回程的地铁上，我将刚入口的小半块饼都吐到了垃圾箱里，称这东西为“盐块”或许更适合些。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五日，罗纳德·巴伦（Ronald Baron）被害案。死者是一名职业眼科医生，遇害于提坦尼亚（Titania）广场的地下通道中，头颅被弃于卡彻曲第一学校外的公车站。

“那是最后半块了，她的运气比你的好。”梅彭尴尬地笑笑。

请别对这个结论感到惊讶——到目前为止推理所能做的，也就仅有这么一丁点儿而已。

⒈凶手在每年三月月圆之夜的凌晨时分左右作案；

第三个死者的到来很有戏剧性。一九八六年的三月，大家都在猜测“影子杀手”是否还会继续挥刀。总局和各个分局特意增加了夜间巡逻的片警数量，并通过电视媒体提醒大众，夜间无事尽量不要出门。

卡罗莉娜·霍费尔（Karolina Hofer），伊丽泽的继母、吕根曼的续弦——她在伊丽泽被害前一天神秘失踪，使得她一度被警方认定为本案最重要的嫌疑人。吕根曼家的管家罗德·施密茨证实，当晚（三月十七日）十点左右，曾看到有辆车从别墅车库里匆忙开出——那辆车甚至压坏了花坛里新种的德国报春花——而这辆之后再也没有驶回的轿车，正是别墅女主人平日里最经常开的。

可怜的人……

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一日，马萨海罗·梅沙依（Masahiro Meshii）被害案（又称“第二个周末的第二天”案。这一年的三月有两个月圆之夜，罗密欧选择的是第二个）。死者为铁道调度员，遇害于欧斐利雅（Ophelia）街的街心花园广场。尸体在当天凌晨两点半被值班片警尼古拉斯·利伯特（Nicolas Liebert）发现：瓷砖地上流淌的血液还在冒着热气，但头颅已经不翼而飞。尼古拉斯马上通知了总局并封锁了欧斐利雅街，邻近的各个小公共汽车站在半个小时内布置好了埋伏。

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二日，戴安娜·弗吉妮亚（Diana Virginia）被害案。死者为历史博物馆管理员，遇害于科德利雅（Cordelia）街九十三号的地下停车场——这点和德里克片警案类似——头颅被弃于赫塞斯街拐角处的一个小公车站派蒂站（Patty）。

这个月的犯罪率因而大大降低。截至当月二十四日，全市范围仅发生一起命案，并且当天就侦破了。二十四日的《自由先导报》甚至预言“影子杀手”早已死亡，本市的“连环砍头案”匆匆落下帷幕。

“嗯。我想查查罗密欧的那个案子。”

欧斐利雅（Ophelia）街——大概没人不知道，欧斐利雅是《哈姆雷特》中珀隆琉斯（Polonius）的女儿。

伊丽泽的头颅在仰躺着的尸体的右手边，表情似乎很安详，眼睛紧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