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默默地走过二〇一、二〇二……封闭在狭小空间里的走廊静得恐怖，昏暗的日光灯代替了刚刚明媚的阳光。似乎整栋楼里就只有我和房管两个人一般。虽然楼道和走廊都很干净，但我却觉得正走在一幢无人的老旧古宅里。
蒙歇利·佛罗伊若普（Moncheri Fleurop），这位木衲的老房管在听过我简单的介绍之后，放下了手中的樱桃蛋糕，从墙上的钥匙板上取下了一串备用钥匙——串在粗糙钥匙环上的铝质铭牌上模糊地刻着“19#208”。
“还有别的吗？”
“胡说，这个罗布尔不是魔鬼！”
一套摆放得不太整齐的灰色仿天鹅绒沙发，一只空的矮电视柜，以及一把放在简易折椅上的断弦吉他——这就是客厅里的全部东西了。除此之外，几个角落杂乱地堆放着几只陈旧的纸箱，上面胡乱盖着几张废旧的报纸；墙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唱片海报。
“伊萨拉勒物业管理着这条街上的十个门牌，我管这十栋房子。七年前是两个人管的，托尼死了以后，他们就没另外找人了。”
“譬如说……”
房管推开了房门——里面漆黑一片。他摸到电灯开关，按了两三下，没有任何反应。
“你有他的号码吗？”
“有传言说，他们在这栋楼的某处藏着肢解过的尸体……对房地产商来说，这是很不利的传言了。”
“这里几年没人来，东西都坏得差不多了……”他拿出打火机，打出一缕微弱
99lib•net的火光，领着我进了客厅。
我的报告却只写了个题目——《关于三月连续杀人案的重要报告》。这当然是个很蠢的题目。我甚至都不知道应该用怎样的名字来概括这个案子。“镰刀罗密欧案”显得有些太过通俗、不够正式，“影子杀手案”则太笼统，我临时起的这个似乎又有些过于模糊和没有力度……我想，最后我可能会将它们统统划掉，只留下“重要”两个字——这就足够了。
我略略地应了两声，表示“我知道了”。蒙歇利先生似乎也看出我对他的话题并不怎么感兴趣，就不再说话了。
“唔，你是说……”老管家回答，“可这家伙真像魔鬼一样。”
蒙歇利先生正领着我从楼梯间上楼。
鉴于以上令人感到沮丧的事实，我也只好再次回到这个“具有参照性”的案子上来找找线索了。
房管离开了二〇八室。
已经五号了，离天卫八的到来，还有整整两个礼拜。
客厅里也没透进一丁点儿阳光，借着打火机的弱小光线，蒙歇利先生来到了窗边，猛地一把拉开厚重的落地窗帘。突然泻入的阳光晃得我们睁不开眼，一直弥漫周身的阴冷气息一下子就被这不可抗拒的力量一扫而空了。
“谈不上熟不熟……除了来修过一次水管，基本上没什么接触。”他瞟了一眼墙上的挂钟——那挂钟停在四点二十的位置。
“行。我把钥匙挂在门上了，你弄完了之后反锁上门，钥匙拿九_九_藏_书_网下去还我就行。如果我不在，就丢进我的邮箱里。十七号的蒙歇利·佛罗伊若普，记住了。”
“看样子是有的，警察当然来过。”他看了我一眼，“业主或许也带走了一些东西，他们拿自己的钥匙进门，总不会额外通知我。”
我肯定会在我的报告中强调伯恩哈迪/坎普尔案对于侦破“镰刀罗密欧”案的重要参照性，这样一来，坎普尔甚至可能获得出来散散心的机会：这对缓解她的精神压力肯定有好处。这个案子结束之后，我还打算给《自由意志报》或者《自由先导报》寄上一份匿名的、标题或许是《铁窗下的罪恶》的新闻线索。这样，梅彭退休之后，坎普尔以及其他受到虐待的囚犯们的处境应该会渐渐地好起来。
“大概没有……本来你可以问问二〇七的卡贾克（Kajak），可惜他去年搬走了。”
“还有……嗯，说那台‘剪草机’也可能常来这里——谁知道？梅萨拉一家五口、路歇斯夫妇俩……他们要是再搬走，这地方也可以统统拆掉，建成停车场了。”
地铁经过了电视塔，三月的阳光从吕纳山（Lyra）高处洒下来，显得格外明媚。我看了看表，现在刚刚好是局里签到的高峰时间（八点十五分——准点和迟到的界线），也不知彼特菲尔德是否记得在我的卡上签上名字。整个警局里，彼特菲尔德是最擅于模仿其他人的签名的；但同时，他的记性也是最不好的——他常常忘记自己的银行帐号，我们也因而常常九_九_藏_书_网担心，在填写转账单的时候，他会在恍惚之间将我们中某人的帐号和签名给写上，投到那个大大的转账箱中去。
“没有。不过你们那里应该有，我记得你的同事……好像是个叫汉斯的，曾经找他问过话。”
那些巨幅唱片海报可能因为粘得不牢，边角的地方有些许脱落；有些甚至已经滑落到地上，在墙壁上留下淡淡的一圈灰影以及固体胶的痕迹。
“电梯坏了将近两个月，交了报告上去，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修好。这栋楼没几户人住，他们不抱怨，也没有谁为这件事着急。”
“我说过爱里巨峰是魔鬼窝吗？”
“曾住在这儿的人呢？你和他们熟吗？”
“喏，还不到三年，就变成了这个样子。”蒙歇利先生灭掉了打火机。
我当然知道，这种一厢情愿的“强制隔离”，在上面的回应还没下来之前，只不过是狱警们私底下进行的一种惩戒手段而已——没有放风时间、没有探监许可……这些因为“强制隔离”而被剥夺的权利，坎普尔应该也不会太在意。哪怕是成天关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只要有几本比较耐看的小说在，她大概还是可以熬过去的。
按照卷宗中所记载的，坎普尔自一九八三年因与父母不和而从雪令区的家中搬出来后，就一直住在特奥多尔街十九号二〇八室，这套公寓的产权属于老多普勒·金格（Doppler Ginger）。我本来打算今天再去一趟南门监狱，但梅彭昨天在电话里不耐www.99lib.net烦地告诉我，她已经把报告交上去了——为了保障其他囚犯的人身安全，“六一七三一”号女囚被强制隔离了。
“好的，谢谢。”
在因年代久远已略显褪色的绿色荧光笔迹之外，三个“魔鬼”都又被额外地用红笔打上了叉——这颜色是如此鲜艳，在泛黄的书页上，即便房间里洒满阳光，也还是让人感到丝丝莫名的寒冷……
蒙歇利所说的“他们”，自然是指伯恩哈格和坎普尔。
“住户为什么这么少？”在蒙歇利先生开二〇八室房门时，我问他。
我先检查了角落里的那几个箱子。两个较大的箱子里面放的全是各种各样的吉他乐谱；较小的箱子里，一只放着一些页面发黄的旧书，另一个则放满了没用过的白色矮蜡烛。
除了一本封面设计得相当滑稽的
《世界主宰者》。它在这堆似乎是从坟墓中挖出来的书中间显得十分突兀——我猜，这本书应该是坎普尔的。
“哦，还是那个案子，知道了……”
昨天，我重新整理了一遍这个案子的卷宗，又从另一个已经封档的名为《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九—伯恩哈迪/坎普尔模仿案（三）》的卷宗里找到了坎普尔·格兰小姐入狱前的住址。
我翻了翻那些书。博尼托（Bonito）的《心理与死亡》、尼森（Nissen）的《狭隘空间论》、豪森（Hausen）的《鱼眼白》……有十来本。其中有些我看过，基本上都是些带着死九*九*藏*书*网亡气息的书。
莫斯曼提供给我的线索，间接证实了我自偶然发现站名之间的联系之后，就在这起连环案件上（除去伊丽泽的案子）全无进展，一无所获。这样的说法或许有些过份，或许这本身就算是一个很重要的“进展”，至少在逻辑上。是啊，逻辑上而言，“能排除某些可能性”即为进展；但实际上，那位持着武士刀的罗密欧离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遥远。
“我不清楚，哦，因为有一些不好的传闻吧，和这间房有关的。”
“哦……嗯，蒙歇利先生，我能单独检查一下这儿吗？”
“一九八九年的那起案子之后，有人来整理过这里的东西吗？”
书的最后几页脱落了，我将这几页从箱子里面捡起来。当我把它们夹回原位的时候，竟意外地发现，最后一页的最后几段被用绿色的粗荧光笔醒目地标注了出来：
这种违反
日常警规的事情，和汉迪克或者奥鲁不同，我并不会时常拜托彼特菲尔德。特奥多尔街实在太远（虽然是在地铁线上，但却要转三趟车），加上我即将辞职，而且我也想尽快侦破这个案子……唉，算了，这些都是借口。反正，在这全市其他警官签到的高峰时间里，我却坐在这辆驶往特奥多尔街的地铁上——这就是全部事实。
“关于这个案子，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值得提一提吗？请你回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