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酷暑难熬，想起了当年去工厂“战高温”的日子。

傅师傅是个矮个子，人很精神，讲一口苏北上海话，和人吵架就全用苏北话。有一回他和一个一道从老厂过来的同事吵，那人揭他的老底：说他是个专搞腐化的色鬼。傅师傅义正辞严地用苏北话反驳：吾搞腐化吾又没得搞你老婆，你跳什涅跳。

我们高温作业做20分钟要休息10分钟，在这10分钟里，傅师傅推心置腹地告诉我许多风流艳事。他青年时候人“清清爽爽”的，蛮讨女人欢喜。进口手表也白相过，结婚以后穷了：老婆乡下上来没得工作，又生了好几个小把戏，所以手表卖掉、毛货衣裳也卖掉。一些同乡同事的老婆被他搭上，都是“小大娘”，很年青的，有的要和男人离婚跟他，被他劝住了。老傅（他要我不必称他傅师傅，就叫他老傅）最得意的是回乡探亲回沪途中认得了一个江南造船厂技校的女学生，他对这个小姑娘“花七花八”，小姑娘对他动心了。（吾又不会告诉她吾结过婚）两个人在长途汽车站叫了一辆三轮车一道乘，把门帘放下。老傅讲，看她的神态他就抱住她“撞腔”了。说到这里老傅一本正经“教育”我：

女的一边挣扎一边骂，脸上露出无可奈何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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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门口的人都笑着看这出戏，没人开口。

“迪个辰光侬不撞腔伊要恨侬咯！懂吧？”

“我骂人啊？我又呒没骂侬。”

车间的大炉是24小时运作的，做瓶子必须分3个班昼夜开工，每个班有1个大组长负责当班8小时的一切工作。3个大组长相当于3个车间主任，直属厂部领导，所以大组长的权很大。

有人告诉我小顾的事：他调进玻璃厂不久文化革命开始了，由于小顾年轻没有什么历史问题、出身问题，又在斗当权派时一马当先，所以当上了造反队长。还“夺权”把厂党支部书记赶到车间里劳动，自己坐到办公室里天天练毛笔字。不料在成立革委会时有几个也参加造反队的党员发动“政变”，贴大字报说小顾“专门包庇重用坏人”，一下子小顾被赶下台仍回车间做生活，支部书记重新回办公室当厂革委会委员（第一把手不能做了）。因此小顾心里一直不舒服，总觉得工厂是资本主义复辟了。

十分钟过去了，我又要进车间战高温了。

小顾虽说比我大不了两岁，1950年代就进工厂了，算是“老工人阶级”了。他对我们这些“战高温”的干部教师颇有点不以为然，有一次他对我说：“你们这些人应该文化比一般人要高一点吧，怎么个个字都写得这么糟啊？”原来他平时是练练毛笔字的，他的话令我惭愧。小顾还告诉我：他过去在长宁区一家大的药厂工作，因为离家太远就在“文革”前调到了这家玻璃厂。原来的厂档次高多了：大合唱啦、美术展啦、到工人文化宫去表演啦。真后悔到玻璃厂来，尽是些“低档人”、“下只角人”（这句话用上海话讲）。我暗想你老兄不是也住在“下只角”吗？怕他生气没敢开口。htｔp://wwｗ.９９lib.ｎｅt

刚到班组时，夏师傅对我很热情，除了教我如何干活之外还专门找我谈话，向我介绍班组“阶级斗争形势”：某人历史反革命分子、某人漏网地主、某人小流氓……我一听就明白夏师傅对我的底细一无所知，把我当作革命知识分子。果然过了一天夏师傅见到我时脸色不对了，有种受骗上当的样子，命令我干活的语气变得严厉起来。这样的局面过了几个月才渐渐缓和，夏师傅终于适应了大组长的岗位，工宣队长的光环终于暗淡了，成了历史。

到厂里“做生活”的第二天，我和厂门口传达室的一位女师傅坐在一条长凳上。一个胖子老师傅从里面出来，女师傅嘀咕了一句：“迪只猪猡。”

小顾30岁出头、1米70几、长一副马脸，走路大步流星，和我一样也是个大龄未婚青年。他平时总说普通话，偶尔讲两句上海话。他不是外地人，上海话讲得很好的，这使他在厂里显得有点另类；工厂里上百号人，讲苏北话宁波话本地话常熟话山东话什么地方话都有，唯独像小顾那样说一口普通话九*九*藏*书*网的人没有。有一个“老北京”说的是北京话，和小顾这种南方官腔的普通话不同。

傅师傅是从别的玻璃厂调过来的，和夏师傅是苏北一个县的同乡，所以和夏师傅话比较多，有时在夏师傅跟前讲讲我的好话。为什么呢？据他说他看我顺眼，不为别的。

被胖子抱起来的女门卫姓高，住在四川北路。因此下班总是和我同路回家，高师傅嘴闲不住，厂里许多事都是她告诉我的。

我所在班头的大组长夏师傅40岁出头、板刷头、人很结实，脸上常显深沉表情，刚从当工宣队长的小学回来不久，因此不怎么痛快。夏师傅领导过上百名小学教师、数千名小学生及其家长，只怪工宣队有个轮换制度，让夏师傅回厂屈就大组长一职。这还亏得他是个党员，有的在“上层建筑”发号施令的工宣队员回厂之后“一点呒啥啥”，仍旧当工人。

据高师傅说：曾被小顾“造反”反下去的厂党支部书记老郑是个“坏料”。原来是工人，靠“五反”反老板爬上去的，整老百姓整得可凶来。厂里搞“四清”，他和四清工作组整厂长老宋。老宋是厂领导班子中唯一的有干部身份的18级干部，其他领导都是工人提上来的。（听得出高师傅是拥宋派）“文革”开始后老郑和一帮人（老郑的虾兵蟹将不少）先是整厂里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人，后来就搞老宋了，把老宋搞成“走资派”。不晓得没过多少辰光，小顾带人造反把老郑搞成刘少奇司令部的人，也变“走资派”了。不过小顾迪个人没有脑子的：造反队顾问“老北京”过去是军队干部，不晓得犯啥错误拔拉上头开除党籍的。这记“叉头”拨拉后来参加造反队的党员张阿毛几个人“板牢”，写大字报把小顾轰下来。张阿毛是老郑的人呀，小顾啊，弄伊拉不过咯。九九藏书网

胖子终于把人放下来，头也不回走了。

高温季节过去了，我依旧在厂里“战高温”。一天夏师傅关照我：下班回家准备准备，明天去“拉练”。

他后来知道我在“文革”中倒过霉，只是觉得我傻：“国家大事关侬啥事体？饿死人关侬啥事体？侬爷娘又没得饿死。人嘛，过得实惠点。”

胖子耳朵蛮尖咯，立刻叫了起来：“侬破坏规定是伐！侬又骂人呐。”

老傅有点同情我——30岁的人了还没有讨老婆，连女朋友也没有。

胖子不肯罢休，他走过来一下把女的抱起来：“侬再骂伐？”

1971年夏天，我正在南汇海边的“五七干校”劳动。当时教九-九-藏-书-网育文化科技新闻出版系统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享受同等待遇：去干校干农活“改造世界观”。干校实际上就是农场，除了农业劳动之外还要学毛选、搞运动。中小学教师似乎没轮到，因为中小学还在办。此时“上头”又要从干校中抽一批人到工厂去，美其名曰“战高温”，其实是把一些不适合“上层建筑领域”的人踢到工厂去，所以我所在学校中凡是运动中挨过整或者有历史问题的教师统统列入“战高温”队伍，只留下几个供阶级斗争用，“坏人”都走了没有斗争活靶子也不行。

在班组中，傅师傅和我一直关系不错。

女师傅仿佛对大家又仿佛是对自己说：“打朋归打朋，勿作兴动手动脚。”

我就这样来到了位于恒业路上的上海玻璃四厂，当了两年的玻璃工人，做的是为药厂装药的玻璃瓶。那是名副其实的高温作业：火红的玻璃熔流从上面落入滚烫的模具中，我戴着双层手套用钳子把已经压好的瓶子从模具中取出放在传送带上。所有这一切必须瞬时完成：打开模具、取瓶、放传送带、关上模具让它转动过去，打开模具，人成了机器的一部分。车间室内温度至少在40度50度左右吧。所以我们当班20分钟就出来休息10分钟，尽管露天温度也有30来度，但走出车间到厂门口一路上感到无比凉爽，喝上一口厂里特供的盐汽水，真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