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如果只是一个应然命题，意味着有所知就该有所行，那它只是一句道德口号罢了；王守仁所谓的“知行合一”首先是一个实然命题，即知与行其实是一回事，或者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知就是行，行就是知。

《左传·昭公十年》，中原盟主晋国旧君辞世，新君嗣位，郑国大夫子皮准备带足礼物去晋国朝聘，同僚子产认为子皮小题大做了：“吊丧哪里用得到礼物？带一次礼物就要带足一百辆车，有一百辆车就要用到一千人随从，阵仗这么大，短时间肯定回不来，一定要把礼物送完才能回来。这样劳民伤财的外交，国家能支撑得起几次？”无奈子皮固执己见，结果真的得不偿失。回国之后，子皮做了自我检讨，说“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意即子产讲的道理我不是不明白，我错就错在放纵欲望而不能自我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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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说的这番话很容易得到管理者的共鸣，直到今天，管理者们也很为执行力发愁，似乎任何一项政策要想贯彻下去都会遇到万千阻力，所以铁腕人物总会拥有很多拥趸。傅说在“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之后还有一句下文——“王忱不艰”，意即只要大王心志坚定，那么将所知付诸实行也就算九九藏书不得多难了。那么怎样才能心志坚定呢？用阳明心学的解释就是，真知必能行，只要商王武丁对傅说的意见“真知”了，就一定能够以坚定的意志付诸实行，如此一来“行之惟艰”也就不复存在了。

儒家经典早有对知与行的论述，最早见于《尚书·说命》，傅说向商王武丁陈说政治见解，武丁越听越受用，准备一一照办藏书网，傅说于是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意即知晓这些道理很容易，真正付诸实行却不那么容易。

这样的命题乍看上去很有几分荒唐，譬如我们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烟民照样数以亿计，这显然是一个知行脱节的例子。知属于认识范畴，行属于实践范畴，有认识未必有实践，反之亦然。知与行分属二事，这显然是全人类的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