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阻滞王守仁归程的南风并未如愿地带来足够的春雨。这一年江西既有旱情，又遭遇了数十年未遇的水患。百姓刚被人祸，又遇天灾，可想而知会发生民变。地方官在这种局势下照例要申请朝廷减免赋税、赈济灾民，然而武宗带来的浩荡王师也正需要惊人的补给——公文迭至，催粮催钱，做的全是雪上加霜的事情。

是的，正反两方各有各的道理，我们且不必细论，只是从《重上江西捷音疏》当中可以窥见阳明心学的处世准则：孔子如何规定，孟子如何规定，祖宗法度如何规定，一切都可以打破，只要心安就好。那些固守孔孟之道与祖宗法度的大臣当然也有可能打破这些规则，而区别在于他们在打破规则的时候总会有些束手束脚、辗转难安，阳明心学的信徒九-九-藏-书-网却心安理得，无所顾忌。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幸而宁王府的储藏在这时候派上了用场。巡按御史唐龙、朱节上疏，建议将宁王府变产官银代民上纳。这总算解了燃眉之急。而王守仁以天人感应的理论将洪水的责任担当下来，自劾谢罪，希望皇帝另选高明。这其实也算对皇帝的一种委婉的规劝，因为在天人感应的理论里，长久滞留南京不归的武宗才最有资格为上天降下的灾异负责。

怀特没胆量在现场发出这样一声大喝，却在随笔《佛罗里达珊瑚岛》里认真地做了反思：“北方人很可能认为南方人在种族问题上偏执，南方人却认为北方人脱离实际，说出话来往往靠不住。黑人差别待遇的理念让北方人不满意，但在黑人人口与白人不相上下或多于白人的城镇里，却被视为合情合理。对一个问题，答案是切合实际的还是理想主义的，要看人们回答时说的是一年、十年抑或一百年。换言之，99lib.net完全可以想象，虽然目前的限制不会很快取消，一百年后，黑人必将享有更多的自由，但这并不足以让今天的黑人有机会欣赏电影。”

正德十五年（1520年）七月，“威武大将军镇国公”下令，要王守仁重新上报平定宸濠之乱的捷音。这份荒唐的命令已经是张永在武宗身边极力争取的结果了，而不熟悉官场规则的人便不会明白，王守仁明明已经报过捷、献过俘了，为什么还要重写一份捷报呢？

有了这封“识趣”的奏疏，武宗皇帝终于师出有名，连忙在南京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受俘仪式，亲自顶盔掼甲和宁王“鏖战”一番，总算圆了这一场亲征大梦。

争议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而在多数情况下，即便我们可以置身事外远观历史，也无法为理想派与现实派的方案盖棺论定。所以，当我们真的以局内人的身份面对这一类问题时，阳明心学能够带给我们的也许不是更好的方案，却绝对是最有效也最有力的决断。

武宗当然不会有这样的觉悟。要想劝说武宗而收实效，张永的方针才是唯一的出路，即凡事都要顺着武宗的心性。而顺着武宗的心性自然就意味着悖情悖理，谁让他就是那么一个荒唐的皇帝呢？

心态上的一点不同，会造成行为效果上的天壤之别。这正如现代医学里的安慰剂效应，强大的信心会使一枚糖果起到灵丹妙药的疗效——太多的双盲实验一再证实了这一点。

王守仁倒也“识趣”，给故事渲染出一个崭新的版本，这便是《重上江西捷音疏》，开头便一本正经地称皇帝为“大九_九_藏_书_网将军”，说“大将军”对宸濠之乱早有谋划、安排，后文又为皇帝身边那些亲信，包括张忠、许泰在内，一一表功：

按官场惯例，要想把事情做好，总要先把那些不会做事却很会捣乱的小人安抚好；要想自己论功，一定要先给这些小人论功。王守仁当然做得晚了，只希望亡羊补牢未为迟吧。

武宗心满意足，奸佞们也各有各的收获，总算可以班师了。四天之后，王师正式北返，结束了这一场长达一年多的闹剧。而王守仁这样的做法却在后来引起了儒家阵营里的很多争议：他究竟算是以权变来顾全大局呢，还是放弃原则，为眼前利害而不惜损害全天下意识形态的根基呢？这真是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两难问题，理想派与现实派的争议一直不休。我们不妨从一个相当晚近的事例上体会抉择的难度：美国佛罗里达，1941年，这是敏感的时间与敏感的地点，作家E.B.怀特在一家禁止黑人入内的电影院里欣赏一部爱国主义宣传片，当片尾字幕“不九-九-藏-书-网可分割的国家，人人享有自由与正义”出现的时候，观众掌声四起。怀特不禁想象，如果自己站起来大喝一声“你们如此喜欢自由和正义，为什么不许黑人进电影院”，不知道这会引发怎样的后果。

怀特道出了人类社会的一条铁律：只要有足够的耐心，棘手的问题总会在遥远的将来得到改善。然而安德鲁·马维尔，英国十七世纪诗人，预先以一首《致他娇羞的女友》做出了精巧的回答：“假如我们有足够的世界和足够的时间，女士啊，你这样的娇羞便算不得罪愆。我们可以坐下来，想想该在哪条路上消磨我们漫长的爱恋。……让我用一百年赞美你的眼，凝视你的眉，用二百年崇拜你的胸，用三万年的时间慢慢爱遍你身上的每一寸肌肤。偏偏把你的心留待最后触摸，只有这样的排场才不致把你辱没……”是的，假如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时间，然而“但我总是听到，背后隆隆逼近的时间的战车……”，只这一句便将之前那些长篇大论的抒情式的铺陈打得溃不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