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迷宫中的将军》的最后一段，加西亚·马尔克斯选择写的是玻利瓦尔对世界的最后目光搜寻印象，或许就只是一瞥，但弹指的时间被人的眷顾以及不解分割出来，也拉慢拉长了，形成一种温柔的驻留。我很想问有充分小说书写经验的亲朋好友们如何看待这最后判决的一段，换是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结束方式？怎么为这样一部长途跋涉因此充满情感的小说、而且还是一个巨大历史生命选择一个依依不舍的句点？

我想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坐在电动打字机前的模样。之前，他曾在《百年孤独》结束上校生命时悲伤不能自持，据他自己描述，他全身哆嗦，跑回卧房痛哭，他那美丽而且坚强（嫁给情感上依赖成性的双鱼座加西亚·马尔克斯你非坚强不可）的老婆梅塞德斯完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只确认地问了声：“上校死了？”

玻利瓦尔，大解放者，死时才四十七岁，这印验了小说开头他下台流亡时那位英国外交官向他的政府正式报告里的一句话：“留给他的时间，勉强够他走到墓地。”

加西亚·马尔克斯没解释为什么“只有”这名英国外交官知道玻利瓦尔惟一可能的收场和去处，但我想我们猜得出来，因为只有这个英国佬是冷静、事不关己的外人，只有他站在玻利瓦尔“力场”外面的准确观看位置，其他的南美洲人，不管是敌是友，则悉数被玻利瓦尔卷入，被玻利瓦尔长达二十年的巨大光芒和屡屡创造的奇迹笼罩其中，玻利瓦尔已成为他们的共同命运了，成为生命背景，成为他们所有人存活其中的整个世界，你随此命运浮沉，埋身在这个世界内跟着它移动，这个位置是看不到它奔去的方向和终点的，尽管彼时的玻利瓦尔肉身已残破到奄奄一息，理应任谁都看得出来。

伟人只对他人创造奇迹，无法对自己，包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因此自反而缩，大家在最根本的生命面前都是平等的凡人。

这最末一段的生命联系和生命印象，不大可能有什么史料依据，最多只有玻利瓦尔死时周遭实物的客观记述，以及医学式的记录（几点几分昏迷、几点几分断气云云），其余皆来自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想像和创造。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只赋予这回光返照感官巡礼一个仅存的心思，那就是消亡了，沉没了，不再有我不为我所有所用了，镜子的映像，肥皂和毛巾，榨糖奴隶唱的圣歌，金星，雪山及攀缘植物，还有迎风摇曳的钟形小黄花，每一样，每一种声音，每一丝感觉和气味……

因此，惟我论是霸道的、吞噬的，但惟我论同时也有一种天真无邪，它是典型的幼年期思维方式，把自身和整个世界重叠一起，完全等同为一。整个世界既然都是“我”，因我而得到意义，都理所当然归我使用，要如何对待它甚至糟蹋它毁坏它，不过是“我”的自在行动的一部分而已，这其中经常呈现的残酷乃至于掠夺，基本上是“前道德”的，因为它以为被消耗的、被伤害的只是他自身的一部分，而不是有血有肉有意志的他者——自我伤害，自我掠夺（如果有这样子的说法），就像年轻人恶整自己头发，在皮肤上刺青和穿洞，我们最多只能讲无知和任性，很难说它不道德。

从惟我论所统治的幼年期去进行道德辩论，像中国战国时代孟子荀子著名的性善性恶猜测，其实是不会有答案的，它们极可能就只是惟我论天真和吞噬的两端焦点各自凝视，是“我”自我怜惜和自我损毁的两个存在面向而已。道德还得晚一些，它源于“分别”，源于“我”和“他者”的两立和界线出现，源于“我”和这个世界开始分离的认知，所以仁者人也，这是肯定除了我之外有他人完整自主的存在，由此推衍到道德实践的所谓“礼”便是人我的分际异同之辨。在这上头孔子显然是比较世故比较精致的，而且孔子的用字用辞也选得好，他用“仁”字作为他道德论述的代表用语，文字符号和语言声音之中有“人”，而且还兼有“察觉”“感知”的理性成分，赋予道德一根坚强挺直的“认识”脊椎骨，这是很准确很漂亮的计较，因此他远比孟荀理性但宽广，还是个更好的文学家。

然而，惟我论这种理所当然的童稚霸道，的的确确有一种很大的力量，他们不被众多他者的存在及同情分心，总有某种天命如此、视万事万物如草芥的惊人专注，少掉了道德羁绊的犹豫，使他们行动自由，很容易爆发出强大无匹的冲决力道，因此我们通常会在历史开创性的巨大人物身上发现如此特质（推理小说家加德纳的说法是，“巨人和小男孩的混合体”，当然，这原本是用来形容他笔下的律师神探佩瑞·梅森）。玻利瓦尔当然也是此类中人，所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不认为他在极权和民主两个极端主张中意识到道德矛盾，“显然，玻利瓦尔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以达成拉丁美洲的统一和独立，如果需要极权主义的话，他会成为一个极权者：如果需要民主主义的话，他也会成为另一个民主主义的统治者。”而在此临终之时，我们也看到这样子的玻利瓦尔：

我的少年朋友丁亚民，有惊人的小说书写禀赋，也在二十岁不到的年轻时光就崭露头角，但后来改行影视去了，用他昔日的小说记忆去拍张爱玲传。他曾写过自己的童年神经质奇想，其实是蛮普遍、也是相当典型的惟我论想法。丁亚民说，他小时一直相信他的父母、他身旁的所有人都是演员，一等他睡熟，他们便收拾收拾下班了，甚至到另外人家继续扮演别人的父母和亲友——惟我论者很难相信世界可以不因我而存在、而保有意义，因此，成长对他们而言永远是加倍艰难的事，尤其是无可避免地说服自己相信他者和世界坚实的存在，而置身在不随自身意志而转的复杂社会网络更让他痛苦而且焦虑。这样的痛苦和焦虑随时间流逝和生命真相的不断揭露日增（小说家莱辛说：“成长，便是一次次发现你的独特经验原来是普遍的，人们共有的。”），其终极的暴烈一击则是死亡。你很难要他们不生徒劳的抗拒之心，很难希冀他们从容以对。这与其说是胆小贪生，不如讲是死亡的意义及其代价不同，毕竟，对我们而言死亡可以只是自身的静静退场，你仍可以相信很多你珍视的东西还在、还无恙；但惟我论者的死亡却是世界的全部崩毁，就是世界末日了，是无一物无意义可存留的绝望。这是一组对死亡生不出幽默感的人，诗人歌德死时多点光的近乎哀号便是此类最生动的演出之一。

这样想来，我的老友丁亚民没能把小说写下去，可能就还有人各有志之外的解释了——如果小说书写如巴赫金所说是杂语的，无法只停留在自己灵魂和肉体的单一声音之中，你得学着世故，站到他者的位置，穿透一个一个不同的人心，以及同情，那实在太强惟我论者所难了，尤其是同情。好日子时，惟我论者可以有豪奢如败家子的慷慨，就像玻利瓦尔那样，但得设身处地，甚至要用他者的情感和眼睛看事情的同情却是他们最难学会的一堂课（切斯特顿笔下的慈悲神探布朗神父说他推理破案的秘密，便在于他就是凶手，意思是他让自己进入到凶手的立场去），这一点，昔日才华洋溢的丁亚民难以超越，我想，今天更是才气纵横但困在自传世界和自身情欲的“卑微流”惟我论者骆以军也犹待挣扎。

相对的，海涅便是极有幽默感的人，据说他的临终遗言是：“上帝会原谅我的，因为那是他的职业。”名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也是，他在晚年所写的自传最末一章《天鹅之歌》中说，他对死亡之后只有一个期盼，那就是每隔个五年十年可以从坟墓中出来一趟，读读当天报纸，知道这个世界仍运行如常，这就够了；而我个人最喜欢的仍是卡尔维诺，他说的是，“死亡，是你加上这个世界，再减去你。”这个世界因为加进了你而得着了某种光彩和温度（说因此变得大大不同可能太自大了，既不符合卡尔维诺的谦和，也不适用我们寻常人等），在你又悄悄退场后仍存留，你在或不在呢？这里，喜欢庄子的卡尔维诺，用线条干净如数学计算式的语言，说出了庄子与蝴蝶之梦的生命狐疑，及其光影明迷。

我们可能把话题给扯远了，这一次我们要谈的是时间，阅读者的时间，很多人总感觉不够因此无法供应给阅读这种不急之事的时间，而我最想的，是从对时间的从容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