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贝托·艾柯的小说《玫瑰的名字》书中那位守护大图书馆的博学偏执瞎眼僧侣豪尔赫，摆明是用博尔赫斯的造型写的；我们不晓得加西亚·马尔克斯写这个深谋远虑的前瞎子席尔瓦有没有也想到博尔赫斯，我猜一定有，因为即便锻炼的是木工技艺，席尔瓦显然比豪尔赫更像博尔赫斯。

觉不觉得？故事中的仆役随从，总是远比他的主人要坚强，而且理智，尤其在最困厄最崩溃的时刻，故事中的仆役随从往往更像一座大山般的冷静可靠，仿佛入水不浸遇火不燃。

其原因，我想，其一是仆役随从在小说里，通常是E.M.福斯特说的概念性人物，扁形人物，不是实体，因此不容情绪也不会受伤；其二如果小说诚如博尔赫斯所引述梅肯的话那样，大部分小说的精髓都在于人物的毁灭，在于角色的堕落（当然，博尔赫斯自己的话更好，他说的是“失败者所显现的特有尊严”，如《伊利亚特》史诗中战败身亡的特洛伊王子赫克托尔），这个毁灭和堕落当然体现在小说主人翁的身上。仆人一无所有，也就一无所失；仆人没权利分享主人的财富名声、奢华梦想以及爱情，也就一并没那荣幸分享主人的挫败和哀伤，就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致命悲剧，也只能由她一个人孤独去死，仆役随从不与焉。

显然，当社会阶级分割森严之时，仆人无由参与世界，他们有的只是受苦，没有悲剧——尽管，我们把席尔瓦看成玻利瓦尔的仆人是有点过分，小说中讲，他是黑白混血的下等阶级出身没错，但在大解放战争带来的局部性阶级瓦解的缝隙之中，凭战功和一身伤痕升到司令，但下层阶层的印记一直没真正褪去，也许正因为如此，席尔瓦反而最容易洞穿上层权力游戏的过眼烟云，远不如一门细木工技艺扎实可靠。

革命大事业有诸多代价，成功之后革命阵营一大批不事生产者解甲归田的麻烦是其中一样；就不说革命这离我们这么遥远的事，光是我们寻常可见的政治人物下场，那些从权力角力场退下来的，那些选“总统”、选“县市长”、选“立委”输掉的，每一个都几乎成为社会集体必须忍受并支付代价的大小麻烦制造者。我们该不该发起一个“席尔瓦运动”，要他们还呼风唤雨时就学好一门技艺，平车考克、修摩托车什么的，以政治作为一种“职业”的人，其政治生命基因中大抵都有宿命的病如席尔瓦的白内障遗传，我们得好心早提醒他们。

这正显示了《迷宫中的将军》不同于一般小说，尽管他瞄准的是玻利瓦尔这样巨大的历史人物，但仆人仍有他自身的命运和意志，以及得仰靠自己来料理的独特烦恼，一句话，“脱离主人翁仍能独立存在”。这里，席尔瓦冷静地为自己的后随从生涯作预备，玻利瓦尔的世纪大梦是成是败，无助于他一己的、源于家族性遗传基因的失明威胁；另外一位更资深的仆从，从年幼就一直侍候将军的何塞·帕拉西奥斯则缺乏这样的算计，也相对的晚景凄凉。玻利瓦尔在遗嘱中坚决保留了八千比索给他，但“何塞·帕拉西奥斯不善经营钱财，笨拙得跟将军不差分毫。将军死后他留在了卡塔赫纳，靠公共施舍度日，他借酒浇愁，放浪形骸，八十六岁时，被可怕的震颤性谵妄症所折磨，在污泥中打着滚，死在一个阴暗潮湿的洞穴里，那是‘解放者’军队退伍人员沦为乞丐后的集聚之地。”——相对于席尔瓦，何塞·帕拉西奥斯的下场，则准确表达了一个忠贞者丧失了自身主体性的悲剧，他显然才是玻利瓦尔最亲密也最能干坚强的仆从，但却不是个能干坚强的何塞·帕拉西奥斯，他没被定过工资，也没在新国家新社会中被确定过新的身份地位，“他个人的需要一直和将军的需要结合在一起，他甚至连吃饭穿衣的方式都与将军完全一样”，只是他并不真的就是玻利瓦尔，却过玻利瓦尔的生活并承受玻利瓦尔的命运，更要命的是，他偏偏又独自活下来到八十六高龄，没像他跟将军说的那样（这是小说中他惟一泄露出情绪的时刻，相当动人），“我们一起死才算公正。”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何塞·帕拉西奥斯的悲剧，也说明了纯粹经验论者的致命性，说明了单一记忆者的危险（记忆的单一性，通常因为它只仰赖经验这单一来源），特别是这经验若曾经太成功太辉煌，会更强固这个单一记忆并且排他，从而让经验并非做不到的触类旁通弹性和必要的概念性拔升变得更加困难，因此最禁不住外在世界迟早总会发生的变动。他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为什么以前可行的现在会行不通，过往这么做一定会得到的结果为什么会失灵；而且，昔日的辉煌和成功顽固地成为生命中一个最严酷的判准，一个永远召唤不回的失落乐园，以至于就算尚有不恶的成果，也在记忆的荣光中黯然化为粪土，幸福的时光一生只来一次……

所以，还是多少要读读书，不能只靠一己经验。

这次，我们要谈的正是记忆。通过席尔瓦奇特的构想和自我预备，他提前过盲人生活的细木工技艺了然深印胸中；也通过没失明威胁、曾经更强大干练的何塞·帕拉西奥斯的准宿命悲剧。这一明一暗，或可如星光如萤火，照亮我们的路，看看能引领我们向着阅读世界的记忆深处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