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则，幸福的读者为何总是要同时是个不幸的书写者呢？不再说博尔赫斯，不再说卡尔维诺，就先讲渺小如唐诺我个人，干吗总喋喋个没完呢？

如果再加进读者身份、加进作为一个读者的报恩心情、加进了作为一个读者对自己书写文字所有权的不确定，那更是仅存的疑虑当场一扫而空了——如果博尔赫斯就是讲得比你好，好这么多，为什么非坚持用“自己的话”来说呢？引述，除了美学考量，我以为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功能性着眼，那是作为一个读者才晓得的。我个人的经验，而且绝不会只是我个人的独特经验，一定是普遍性的，通常在我们顺利打开某人写的某本书之前，总是先三番两次听过他名字和这个书名，累积了一些相关的细碎讯息，尤其是在另外的书上或文章中读到过并惊异过他的某一句或某一段神采奕奕话语，再构成了美丽的诱惑，像列维斯特劳斯之于我就是如此，知道他这个人和读他书整整相隔了六年之久。了解这个“前阅读”的必要程序和基本心理，我们就晓得该怎么做了，我完全承认我个人是有意识的引述，而且往往还过度引述，甚至已到破坏文章流水节奏的地步了，但我渴望有些好的名字、好的话不断会被看见，放一个叮叮作响的美丽声音在也许哪个人不经意的记忆角落里，就像太多人为我做过的那样；我希望我的书写有很多可能的岔路、有列维斯特劳斯所谓的洞窟，或可让某个人如爱丽丝般摔进去，惊异地发现自己到了一个更美丽而且根本不是我提供得起的世界。

阿城的情形是这样子的——一定有人觉得奇怪，阿城是马塞多尼奥那样的作家，他私下书写不辍，却鲜少发表出版，而且书写笔调愈来愈简，文字中的副词形容词如北方深秋的枝叶凋零一空，只余名词和动词，像他《遍地风流》一书那样，但有趣的是，他的《常识与通识》一书，却一反他的此一书写走向，语调温柔、详尽、悠长，不厌其烦地事事细说从头。我是《常识与通识》台湾繁体字版的编辑，当面问过阿城何以如此，阿城谈起启蒙史家房龙，以及他《人类的故事》这部书，房龙当年就是这样跟他讲话的，打开他的阅读世界，今天，他一样用房龙的语调和声音讲话，讲给如昔日自己的下一辈年轻小鬼听，这是报房龙当年的恩。

从这里，我们便可以回答有关此类述而不作文字的常见狐疑了——比方说我一位也写很好小说的老朋友吴继文，不只一次好心地劝诫过我或说期许我，很想哪天看到我把文章中披披挂挂的他者话语给冲刷干净，没有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博尔赫斯、卡尔维诺云云，“说自己的话。”我含笑领受教诲，惟不改其志，像个冥顽没救了的人。

“我们是谁？我们每一个人，岂不都是由经验、资讯、我们读过的书籍、想像出来的事物组合而成的吗？否则又是什么呢？每个生命都是一部百科全书、一座图书馆、一张物品清单、一系列的文体，每件事皆可不断更替互换，并依照各种想像得到的方式加以重组。”这段我们已然引述过一次的话，出自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的最后一回演讲的卷末，是他对我们以及下一个至福千年人们的谆谆叮嘱。九-九-藏-书-网

不晓得哎，我始终对于所谓人要有一己“创见”这说法觉得怪怪的，很难单独地、孤立地把它当一个人生目标。我以为，人的思维，乍看悠闲随意，汗都可以不流一滴，也一定是自由的，不为势劫，但其实最根本处仍是认真的，严肃的，而且有着某种联系于现实的急迫性和激烈性，是被某个真实的困惑所引发并驱赶，即使做白日梦的胡思乱想时刻亦复如此。因此，有意义的目标在于你想的对不对、好不好、深不深入、准不准确、有没有想像力或究竟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哪有那个美国时间去检查这是否是你独创、第一个讲、只有来者不见古人？

最终，我想让这个没完没了的话题暂时终止在某个美好的名字、美好的文字尤其是声音里头，于是我依然选用博尔赫斯，是他名为《一本书》的这首诗，诗中，被他挑中的书之代表是莎士比亚的《麦克白》，由此，我们又发现了另一道美丽的岔路不是吗？

这绝对比什么“创见”都让人愉快，愉快多了。

我这个想法，我以为在博尔赫斯的九*九*藏*书*网一番话中得到证实。当时他被问到有关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这位作家的事，博尔赫斯说：“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一个天才——这天才不总是体现在他的作品中而常常在他近乎无声的谈话中闪现出来。你如果没有头脑你就没法同马塞多尼奥说话……马塞多尼奥以他的宁静使我们大家受益，甚至我，也变得机智了许多。他说话声音很低，但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他不考虑出版。我们背着他出版他的著作。他只把写作当成一种思考的方式。”

分离的部分大致如是，而联结的地方又是如何呢？

就绝大部分书写者而言，阅读和书写可以分离为两件不同（但绝非不相干）的事，书写有着不同于阅读的冲动或说驱赶力量，它是某些人的独特技艺，如列维斯特劳斯讲的是他在芸芸世界和漫漫生命中总得要有的双脚站立位置，或讲得更不幸点，那是他生命中难能遁逃的一种苦役形式，是某种神秘的“命运”，好的时日里是书写叮叮敲响召唤着他，在困厄枯竭的时日则是，除了这个他还能做什么？

因此《常识与通识》的书写，不是个人创作，甚至不知道该不该署名、该不该主张所有权，书写者动了笔，却是述而不作，如佛经阿难的“如是我闻”，我是这么听说的，取诸阅读世界，还诸阅读世界。

我自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些年来的真实经验。书写，尤其是在阅读之后、因阅读而兴的书写，对阅读有着我不晓得是否仅此一种的积极意义，那就是思考，一种异乎寻常的、生活中再难以做到的最精纯思考——在阅读过程之中，当然还是有甚多东西得想的，但阅读如流水有自身的节奏和行进路径，往往并不方便喊暂停（我忽然想起谁讲的，好开玩笑的冯内古特是吧？说某人遇上抢匪厉声“要钱还是要命？”他正色回答：“哦，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得认真思考一下。”）特别是牵涉到不同书籍所交集的同一话题。在这里，书写是阅读的暂时驻留，把此一焦点放大，逼迫自己不分神地想下去，而书写，写过的人都知道，又是个带点神秘性的极特别思考方式，我相信是人的高度专注、甚或是把自己逼到绝境所叫唤出来的奇特力量，它做的不仅仅是把你已知的、存在意识层面的芜杂东西整理出秩序而已，它会带来某些始料未及的新发现（多寡有运气的成分），或者说把某些原来徘徊在意识底下的东西，如水落石出般上浮到意识层面来，把“不知道99lib•net”的变成“知道”。这是书写此一苦役过程最棒的报偿。

真的，书写有时会让人变得自大惟我，惟阅读永远让你谦卑，不是克己复礼的道德性谦卑，而是你看见沧海之阔天地之奇油然而生的谦卑，不得不谦卑。也因此，阅读和书写的最终关系是，一个阅读者不见得需要书写，他大可读得更快乐更自由，但一个书写者却不能不阅读，这才救得了他。

另一个和阅读直接联结的书写理由，我以为是某种社会公益心情（当然，有很多公害是始源于诚挚的公益之心，如哈耶克说的那样，这我们得小心）、是某种文字共和国公民的应尽义务。柏拉图在他《理想国》书中以那一则著名的“洞窟寓言”揭示过此一义务，要那些有幸看到好东西、真东西的人得回头来告诉告诉其他人，不管你多不情愿；内地的小说名家阿城则直接称之为“报恩”，赋予了此一义务劳动一个“受人一滴涌泉以报”的道德理由以及庞大的利息计算。

所以，什么是自己的话呢？我们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