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讲过，在《迷宫中的将军》书中，玻利瓦尔曾被手下问到一共有多少情人，据他自己计算，一共是三十五名，“当然，这还不算夜间随时飞来的小鸟。”

这正是又一只小鸟飞进来，束着萤火虫发带的美丽小鸟。

很长一段时日，或者该说在很多人心目之中，伟人或位高权重之人总等同是神或近似的东西——为免伤感情，我们且不以台湾的实例来说。比方，在君王时代的法国，人们普遍相信国王有神迹之力，染病的人经由国王之手的触碰即可不药而愈（如此身体不好的法王岂不是很容易染上自慰的不好习惯吗？），而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拉丁美洲，我们看到的则比较浪漫，《百年孤孤》书中奥雷连诺·布恩蒂亚上校因此有了三十四个皆命名为奥雷连诺的私生子群，当然都是夜行性的胎生小鸟所生育的。

然而，在这小鸟群中，这位来得太晚、一身残破病痛玻利瓦尔连上床力气都没有的姑娘显得很特别，不因为半夜悄然离去时她仍是处女，而是这位仿佛踩着萤火虫森寒光华而来的少女，即使加西亚·马尔克斯极其节制地什么也没多说，但如此绝美景象，加诸玻利瓦尔此刻的可怖肉体之上（“腹部干瘪，肋骨外露，上下肢瘦得只剩骨头，整个身子被一张汗毛稀少、如死人一样苍白的皮包裹着，而他的头，由于风吹日晒，则像是另一个人的。”），很难不让人想到死亡，想到疲惫之后的甜蜜永恒沉睡。

果然，书中紧跟着而来的便是苏克雷元帅被暗杀的噩耗传到，这位玻利瓦尔认定的接班人、也是他最后希望所寄的忠诚老战友身亡，至此，玻利瓦尔完完全全可以死了，他和生命本身的最后一丝挣扎力气遂正式告终。

这里，最抓住人目光的还是萤火虫明灭的、四下飞舞的、仿佛带来信息却完全不知拿它如何是好的光华。

我们这一代童年夜晚仍和萤火虫相处长大的人，对于萤火虫一直交织着惊异憧憬（即使你每个夏天晚上看到它们而且能伸手抓住它们仍不改惊喜）和惆怅的复杂心情，这类记忆今天仍清晰到令人心痛。一方面，小虫的真实模样抓在手中，其实和草叶间滑翔的小光点完全不相衬而且还是丑怪的，如某种梦想的破灭；另一方面，抓住了然后能干什么呢？抓住了就一切结束了，你甚至不晓得如何才能让这只脆弱的小虫活下去，不立刻放它走，你就只能看着它的光亮很快黯淡下去，然后，死成一只黑色的虫子尸体。

我不晓得梅特林克当年写《青鸟》，说青鸟无法在日光下存活，说青鸟抓在手上会变黑并死去，念头是不是源于萤火虫。

也因此，当我个人读到《迷宫中的将军》书中这一段，女孩取下发带，“把萤火虫装进随身携带的一节挖空的甘蔗里”的温柔举动，遂有一种不早告诉我们的震动之感，原来可以这样，原来这样就能让萤火虫在我们手中活下去。

在生物学史上，萤火虫曾“错误”地扮演一种我们今天看来天真荒唐生物起源假说的主角，那就是最早期的“自然发生说”理论，人们相信并且一再“实验”证明从湿腐的烂泥巴里能诞生萤火虫。当然，今天我们早晓得这不是神奇的生命创造，而是萤火虫的寻常生态，它们产卵于腐土之中，像其他一些昆虫同类，如此生态，使得萤火虫曾经遍在，凡有荒草荒地的水边，每到夏天夜里就会点亮小灯集体飞出来，像当时天空更高处的满天繁星一样寻常而且便宜，但当时谁晓得这千万年来供应不乏的生长地点，有一天会变得昂贵无比论坪计价呢？放眼周遭，我们如今到哪里找一方有水有草没人打扰利用的荒地呢？今天在台北市，于是烂泥巴极可能比一方同体积的黄金还不好找，萤火虫也就比钻石更罕见了。而且更糟糕的是，积水的闲置土地不仅孕生萤火虫，也一并孕生登革热、日本脑炎以及近日又败部复活的疟疾传播者蚊子，也因此，让荒地消失不仅是经济的，而且还是人道的。

于是，就好像许多美好事物和价值一样，没有人存心要消灭这些无用但也全然无害的漂亮萤火虫，事实上问起来还谁都不舍得，如果可能我们极乐意让它们和我们代代小孩相处下去，为他们乏味的童年记忆亮起几盏小灯。谁都没错，我们只好说萤火虫自己选错了生长地点和方式，变得不再适合生存了。

萤火虫从我们手边流逝，于是一如现代生活乃至于现代阅读的一则隐喻，尤其是童年的、启蒙的阅读。

当然，我从头到尾没忘记萤火虫在中国的阅读传说中扮演过照亮真理微光的要角，留下来一个穷而好学小孩的可歌可泣夜间苦读的故事。但这可能太特例也太懂事太有明确意志了，恐怕不是童年阅读的普遍图像和应有内容，它比较合适的是准备考试的熬夜苦读，也就是今天每个台湾小孩都会做而且天天被迫得做的事，因此我们就让它依然留在励志的教科书中，一如我小学母校的校歌歌词：“冬映雪，夏囊萤，一勤万事成。”再者，我一直好奇的是，他用来装萤火虫的那个“囊”究竟是何物、何种质料，在未有石化工业透明塑胶袋的时代，什么东西这么轻薄、透气（要不萤火虫当场全挂了）而且透光（萤火虫的光线极弱，除非那时代那地点品种不同）呢？要有也应该是相当稀罕昂贵的东西吧。

果真要把萤火虫和童年的、启蒙的阅读联系起来，我宁可选用我大学时期一次永难抹灭的萤火虫记忆，那是我个人生平一次，或应该说一刹那间，所看到最多的萤火虫，真的吓到了。

事情发生在台湾东北角一处湿冷的小山头。我一位童年邻居兼同班同学的姊姊嫁入瑞芳煤矿大王李家，一年暑假我们随他到李家祠堂住过一夜，老豪门的祠堂非常夸张建在完全无人烟的当地最高山头，面向着壮阔的太平洋，祠堂里的电来自一具燃油小发电机，非常珍贵，印象深刻则是收音机轻易能收得到非台湾的广播，天候对而且天线方向也调对时，小电视机还几分清晰可看日本NHK的节目，在那个闭锁的年代，这都是很刺激的事。

东北角的向海山坡一直是全台湾最会下雨最潮湿的地方，我们在祠堂前的小池塘里一下午钓到百来只长臂虾子烫了吃，太阳下山后一片漆黑大家也就早早躺到可睡十人以上的大厢房榻榻米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突然间，理论上应该是得有时间过程的，但记忆告诉我的却完全是突然、瞬间、同时的。在我们仰卧面对的屋梁拥进来几百只萤火虫，而且没间断地还一直增加，铺天盖地，以至于你像悬浮在光点穿梭的半空中一样，你的人生经验里完完全全找不出任何记忆能告诉你这是什么一种状态，你究竟置身何处，因此，剩下的你只能想到的是死亡。

太多光亮了，却照不亮周遭任何东西，每一个光点于是都美丽而神秘，更要命是亮度大小相等无分轩轾，让你无法不分神只盯住其中一个，你才盯住一个，它就熄灭了，却又有其他在旁边亮起，而且你心知肚明，盯住一个，等于是你放弃其他所有明灭滑翔不已的光亮，用劳伦斯·布洛克的煽情语言来说是，那会让你心碎。

最近听岛内的大阅读者南方朔讲，对一个读书的人而言，一辈子真的是不够用的。这绝对是真话，最起码，那个萤火虫满天飞舞的晚上，告诉我的讯息就正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