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让伊图尔维德带给乌达内塔的另一封信，是要求乌达内塔销毁他以前和今后写给他的一切信函，以免留下他情绪忧郁的痕迹。乌达内塔并没有使他满意。五年前，他曾向桑坦德将军提出了类似的请求：“无论我生前还是死后，您都不要去发表我的信件，因为这些信写得既随便又杂乱。”桑坦德也没有按他的要求办。与他那些信相反，桑坦德给他的信无论从形式或内容看，都是完美无缺的，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写这些信时就意识到它们最终将被收入历史的篇章。
从写于韦拉克鲁斯的那封信起，到他去世前第六天口授的最后一封信上，将军一共至少写了一万封的书信，一部分是他亲笔写的，一部分是他口授，记录员抄写的，还有一些是记录人员根据他的指示撰写的，被保存下来的信件有三千多封，被保存下来经他签署的文件有八千多份。有时，记录员们被他搞得不知所措，有时又与他们合作得很好。有几次，他觉得口授的信不满意，他不是重新口授一封，而是在原来的信上亲自加上有关记录员的一行字：“正如您将会发现的那样，马特利今天比什么时候都笨。”一八一七年，在离开安戈斯图拉以便结束大陆解放事业的前夕，为了按期处理完政府的事务，他在同一个工作日一连口授了十四个文件。也许由此产生了那永远也没有得到澄清的传统，他说同时给数位记录员口授各不相同的信件。
不必辩论，在南美的大解放者玻利瓦尔和哥伦比亚国的真正创建者桑坦德之间，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分之百是比较喜爱玻利瓦尔的。从一生的言行来说，哥伦比亚人是极宠爱他们这位“为国家争得前无古人最多荣誉”（这话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白纸黑字写的，他当然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分量）的伟大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也相应地给予自己极严厉的自我规范，对这个其实毛病不小的国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要求自己绝不在国外、甚或面对外国媒体时批判自己国家，他只关起门来在国内讲，对一个并不以忍耐力和自我砥砺能力见长的双鱼座人而言，这个实践显然是要在长时间中用尽气力才做得到的。
然而，在哥伦比亚国内，他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加勒比人，就像鱼悠游在这方温暖多阳光的美丽海域，至于首都波哥大所代表的湿冷安地列斯高地连土地带居民他可就没什么好话了。他十三岁离家初次沿马格达莱纳河溯流而上（恰好和玻利瓦尔的最后旅程逆向而行，也难怪在这趟明明是放逐之行死亡之旅的绝望笔调中，我们总还能在字里行间嗅到某种奇怪的欢愉，像是归乡，也像某种重获自由），在波哥大念了高中，“那所学校是一种惩罚，而那座冰冷的城市简直是一种不公了。”他也如此描绘过眼中的波哥大印象：“一座遥远而又凄凉的城市，那里自从十六世纪以来就淫雨连绵，这座阴暗的城市首先引起我注意的就是在街上来去匆匆的众多男子，他们跟我一样，都穿着一身黑衣服、戴着礼帽，可是满街竟见不到一个妇女。引起我注意的还有冒雨拉着啤酒车的高大佩尔切隆良马、有轨电车在雨中拐过街角时迸发的火星以及为了给络绎不绝的送葬的人群让道而造成的交通阻塞现象。那真是普天之下最为悲壮的葬礼，四轮马车拉着大祭坛，黑色的高头大马披着黑天鹅绒，驾车的把式戴着饰有黑绒羽的带檐头盔，还有那一具具的死尸，可是那些大户人家还自以为葬礼操办得尽善尽美呢。”——因此，同在哥伦比亚的咫尺，波哥大成为全世界他最异乡的所在，超过巴黎和维也纳，超过任一方遥远陌生的土地。
最口出恶言的，可能在
《百年孤独》书里，彼时他还不是诺贝尔奖大人物，肆无忌惮多了。书中最乔张作致的人菲南达·德·卡庇奥，娶自波哥大的第三代媳妇，整个加勒比海岸地带只她一人用金马桶，“夜壶虽是纯金的，表面刻有贵族纹章。里面却是大便，而且比别人的大便更脏，是自负的高地粪便。”
哥伦比亚之外，加西亚·马尔克斯极关怀南美洲的集体命运，尤其是加勒比海沿岸这些本来人性欢快却国族命运悲惨的国家，他在墨西哥待很长时间，同情古巴革命且和大胡子卡斯特罗是好友，加勒比海水拍打的国家他惟一痛恶的是美国，
《迷宫中的将军》书中玻利瓦尔所说：“也别和您家里人一起到美国去，那是个无所不能又非常可怕的国家，它有关自由的神话到头来将给我们大家留下一片贫穷。”这话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一定百分之百点头称是。
因此国族是什么？家乡是什么？范围该画多大？在更小、更肌肤可亲可感的加勒比小乡小镇和更大、有生物学共同基础的人类集体生命归属的同心圆状层层光谱之中，为什么独独非得排他性地高举其中不大不小的国家这一环呢？——当然，国家不只是个抽象概念或幻觉，它是现实的，通过权力的占有和行使成为坚硬的存在实体，操控甚至相当程度决定我们的命运，但不正正因为这样，我们更该随时随地警觉并努力寻求超越吗？更该回头来问哪些是我们真实的情感哪些只是别人（尤其是权势拥有者）的催眠？
每个人都不只一个身份、一种分类归属，不管是你自己努力争得或极不舒服被划分认定。以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从“加勒比人电报员的儿子加博”，到人类共有的不世小说瑰宝，我们以为他最珍贵的是什么？我相信绝不因为他是哥伦比亚人，全世界那么多哥伦比亚人从种咖啡豆种香蕉、挖祖母绿矿石、踢足球到当毒枭的，我们为什么只认他一个呢？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法国的密特朗也是谈文学的好友，他曾亲自回忆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密特朗颁他荣誉骑士勋章时，演讲辞中“几乎使我热泪盈眶”的一句话：“你属于我热爱的那个世界。”
是，我们珍爱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因为他属于我们热爱却一直无从让它在现实存在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至今只存留在我们读者的世界里。
留下狼狈不堪的模样
因此，哥伦比亚不哥伦比亚当然不成为最终判准，加西亚·马尔克斯比较喜欢玻利瓦尔，可能是玻利瓦尔的南美洲国人梦更揭示了某种心智的辽阔想像和可能性，可以联系那个令他热泪盈眶的美好世界，也可能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综合了诸多细碎史料的整体判断云云。然而，单单从
《迷宫中的将军》书中这段对书信的不同做法来看，玻利瓦尔的确比桑坦德是个“素质”较好的人。
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知道自己是历史上为哥伦比亚争得最多国际性荣誉的人一样，玻利瓦尔也不会不知道他活着时已同时是个被写入历史的人物，他的一言一行，乃至于一句话一行文字一件衣服或任何一个日常用品，都将成为后人搜集、研究、取证的资料，如此自觉是人活着一种极沉重的负荷，就像
《百年孤独》之后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处境。我们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比诺贝尔其他奖项具公众
http://www.99lib.net性，因此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通常再难写出重要且成功的作品来，它被视为人活着的文学荣誉顶峰，也因而一不小心就是书写生命的巨大句点。
就算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也有他年少的第一首诗，第一篇短篇小说，不止如此，我们讲过的，他还有白纸黑字签名的欠款条子——那是他年轻落魄岁月在某异地积欠旅馆主人房钱的凭据，最终人穷志短逃之夭夭，诺贝尔得奖之后，该旅店主人君子报仇不止三年地公开此一稀罕欠条，并开心地决定永久保存传诸后世子孙，千金不易。
在当下、短暂时间里，困扰人的通常是不形诸文字、在口耳之间飘浮的风言风语，然而，最可怕的终究是文字，一种抵抗时间的历史镌刻形式，风会止息，埃尘会落定，但文字，尤其是写入了书籍的白纸黑字，却顶多变成了黄纸黑字而已，所以了不起的近东诗人欧玛尔·海亚姆说：“任世间所有的泪水，也洗不去任一行。”
也就是说，与其讲玻利瓦尔不像桑坦德那么在意历史声名，不如讲他更在意更专注于手中当下得做的事，两下相权，他宁可选择失败和后悔，愿意承荷失败和后悔的风险代表人还好端端活着，犹迎向生命的无限可能，而不像照顾历史声名的人那样已经关好门在料理后事了。
《迷宫中的将军》书里另一处，加西亚·马尔克斯便如此写道：“对于外界一切有关他的传言，无论是真的还假的，他都很敏感，任何关于他的不实之说都会使他卧不安寝，一直到他临终时，他都在为揭穿谎言而抗争，但是，在避免谎言产生这一点，他注意的很少。”
99lib•nｅｔ当然不只这一处，事实上，从常识性的伟人形象而言，整部
《迷宫中的将军》中的玻利瓦尔样子，简直都是——用某位读了原稿的历史学家的话来说是：“这是一个赤裸裸的玻利瓦尔，求求您，请给他穿上衣服吧。”
但我们来回想一下拿下诺贝尔奖之后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什么？不就是他那本奇妙而美丽的爱情故事
《霍乱时期的爱情》吗？——这我们不晓得该说他勇敢呢？说他专注呢？还是说他不在意好？在全世界人不合理的殷殷期待目光之下，加西亚·马尔克斯居然选择了“爱情”这么小而且古老的一个题材，而且从头到尾收起了他震撼全世界读者的所谓魔幻手法不
用，他无事般回转到传统叙事，耐心且兴味盎然地讲一个两男一女长达七十年以上的恋爱故事，一直要到小说几乎是临结束那两三页，那艘承载了费尔米娜和阿里萨以及他姗姗而来爱情的河轮，才在马格达莱纳河上的永生航程中正式“起飞”，让我们又瞥见了那个叫人惊呼出声的魔幻加西亚·马尔克斯。
九*九*藏*书*网孔子曾大剌剌地讲说人最该介意的是自己死后没在后世留下痕迹，这是好的，由此人拉高了自身的视野和规格，但那些在
藏书网生前就预先窥知自己必然存留于历史的人如玻利瓦尔这样，却得神经质于究竟留下什么痕迹，不只为“揭穿谎言而抗争”，更麻烦是为真话而抗争。毕竟人漫长一生之生存痕迹，从无知、启蒙、尝试、成熟到衰老昏迹，总是一个不断和失误打交道的艰难过程，不能不留有狼狈不堪、每一回想起来就脊骨发冷脑门一阵晕眩的言行记录。才故世不久的古生物学者古尔德告诉我们，大自然里只有无机体才可能形成对称的完美形式，有生命的东西是做不到的，因为生存传种所时刻面对的天择是严酷没侥幸的大事，救死不暇，甚至匍匐爬行各种爬虫类的不雅观姿势都得采用，因此不会有那种完美形式的美学余裕。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写过这么一副玻利瓦尔的滑稽模样：“生活已使他充分地认识到，任何失败都不是最后一次。仅在两年前，就在离那儿很近的地方，他的军队被打败了。在奥里诺科河畔的热带森林里，为了避免在士兵中间发生人吃人现象，他不得不下令把马匹吃掉。据不列颠军团的一个军官证实说，当时他那副滑稽可笑的样子很像一个游击队员。
九九藏书网他戴着画有俄国龙的头盔，穿着骡夫的草鞋，蓝色的军服上带着红色的穗饰和金色的扣子，一面像海盗似的小黑旗挂在平原居民使用的长枪上，小旗上的图案是颅骨和交叉的胫骨，下边则用血写着：‘不自由毋庸死。’”
这类历史级人物的诸如此类宿命性麻烦，我们这些寻常人等读者是有余裕当笑话来讲的——多年以前，我个人曾恶魔般地想编一本短篇小说选集，对象是当前台湾最好一批小说家的第一篇小说，尤其是那些十几岁就开笔书写的，像张大春高三那年发表于敝校校刊的某青春绮丽力作（为张大春一世英名着想，姑隐那么长的小说题名及其内容），像朱天心写于北一女高一时的《梁小琪的一天》，像朱天文写于中山女高高二
时的《强说的愁》云云。事实上我连腰带上的宣传文字都拟好了：“本书献给所有有志成为小说家的人，您瞧，这些人都曾把小说写成如此模样，您还有什么好怕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