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戏校生活
二、报名戏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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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戏校生活
二、报名戏校
第一章 戏校生活
第二章 生活苦难
第二章 生活苦难
第三章 重登舞台
第三章 重登舞台
第四章 丹东岁月
第五章 继承和发扬荀派艺术
第五章 继承和发扬荀派艺术
第六章 “文革”风暴
第六章 “文革”风暴
第七章 投身教育
第七章 投身教育
附录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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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静优渥的生活,就这样分分秒秒走到了1937年。这一年的7月7日,中国人不会陌生。
老师问:“你会唱戏吗?”
要从上海戏校的第一次对外演出说起,那是孩子们进校9个月后,准备首次公演。演出前要登报广告,并登载全体演员的名字。校董、校长和老师们考虑再三,认为只有学生们统一排字,才能显示出学校的气魄和阵容,日后也好鉴别是上海戏校的毕业生。经过校董会的商议,最后决定选用“正”字排名,即每人名字中间,都用一个“正”字。
张正芳,原名宋梅珍,生于1929年农历三月十七日。
怎么办?自己很想上戏校,可父亲坚决不让。
这是她在难童夜校学的歌曲,还是全班的领唱,所以唱得信心十足,头也慢慢抬起来了。抬头时,梅珍才发现考官一共是6位,只见他们都正在点头赞许。
1939年初冬的一天,离上海大沽路女子夜校不远的一堵墙边,围着一群个头参差的孩子,指手画脚地讨论着。一个10岁的女孩费力地挤进人群,踮脚仰头,冲着墙上那张密密麻麻的告示看去——上海戏剧学校招生简章。磕磕绊绊地读完告示全文,她震动了,因为简章中说有一个叫上海戏剧学校的地方要开始招生了,只要考进了这所学校,不仅可以免费学戏、学文化课,而且学校还负责食宿。
这个10岁的女孩就是本书的主人公——张正芳。
梅珍哭闹着跟父亲理论:“你不能供我上学,又不能让我吃饱饭,我学戏,自己养活自己,自己学能耐怎么不行?”
他说:“张梅珍如果改为张正梅或者张正珍,名字都不很响亮。我们给她选择了一个‘芳’字,很响亮,谁不知道梅兰芳、李世芳都是好角儿,我们也很希望你张正芳能成为好角儿,所以把这个最好的‘芳’字给你了。尽管你现在已经能唱几出不错的戏了,可你嗓子还不行,也只能算是‘半拉角儿’吧!你一定要争口气,如果嗓子出来,就是好角儿;就算嗓子不出来,只要你肯练真功夫,争取掌九九藏书握‘一招鲜’,同样可以吃遍天,照样也是个好角儿。”
“七七事变后,我的父亲失业了……”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大约两年,直到上海戏校招生了。
梅珍答:“会唱歌。”
宋梅珍说不服父亲,忽然灵机一动——索性改个姓,将来唱戏登了报,不沾宋氏的边,家里族公长辈不会找上门来,不就没事了吗?
然而,当她兴致勃勃地跑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抱病的父亲时,却遭到了严厉斥责:“唱戏是下九流!宋家是书香门第,你祖父是前清的秀才,后来还是《申报》编辑,再穷也要有骨气,怎么能去吃那让人瞧不起的开口饭?”父亲的态度吓坏了孩子。
3天后,这个日子张正芳一直记得那么清楚,是1939年12月3日,是看榜的日子,她看到自己名列第二,仅在顾小秋(即顾正秋)的后面。她也是后来才知道,那位决定她命运的主考老师,便是后来她口中时常提起的恩师关鸿宾先生。
“生活真的很优越。”尽管时间已经远去,但张正芳的记忆依然清晰。她还记得,四五岁时自己就进入家附近的幼稚园接受西式教育;稍年长后,又在家马路斜对过的陪元小学读书。
但很少有人想,抑或不敢去想:在宏大战争面前,一个普通家庭,一个平凡女孩的命运,会发生怎样的转变?!
一颗文艺的心一下子被召唤出来。
梅珍边转,那位老师边说:“好!好!”
在中国历史上,1929年是个相对冷静的年份:北伐战争已经结束;中原大战还未打响。这一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中,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
这下坏了!这种喊法和梅珍平时唱歌的声音不一样,她挤着嗓子学了几声,可老师摇摇头,对后面几位老师说:“可惜啊,没小嗓。”
“这不比读夜校强得多么!”女孩的心中马上升起一个强烈的念头:“我要去报考!”
“行,这孩子挺冲,回去等着看榜吧!”

1942年时的少年张正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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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庭之后所有的命运转折,大概就是从父亲带回失业消息的那天开始的。
这下,梅珍更臊得满脸通红,心跳不停。本来,别的孩子都由家长带着,可她是偷偷来的,又改了姓,偏偏还让同学们取笑,所以还没上考场就显得很紧张,进了考场更是连头都不敢抬。
老师态度挺和气,梅珍这才稍稍平静,拉开嗓门,唱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就因为这个名字,考录的时候还闹出了一点笑话。
“他是我艺术征途上的第一位引路人啊!”张正芳感慨。
梅珍答:“不会。”
梅珍为自己的主意在心中暗暗叫好,于是便和两名之前一同报名的夜校同学作起了商量。这两个同学,一个叫沈玉珍,比梅珍大两岁,另一个叫张丽珍,比她大三岁。她们听说梅珍的遭遇后,就决定让梅珍跟着张丽珍改姓张,算是她妹妹。于是梅珍又第二次来到戏校,从此,“宋梅珍”三字成了“张梅珍”。
“其实上夜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张正芳说出了当年自己不愿轻易吐露的原因。原来,暨南中学夜校每天四点到六点上课,三点半集合,上课前由年长的男女学生带领救济难童到学校领一个大饼子,充当孩子们的晚饭。这个大饼子是上海人所说的“六谷面”做的,也就是北方人所知道的“棒子面儿饼”。虽然南方人吃不惯棒子面儿,梅珍每次都吃到呛嗓子,但为了充饥解饿,还可以帮家里省下一个人的晚饭,这个不到10岁的女孩儿都是乖乖吃完,从不抱怨。后来,由于暨南中学夜校停办,梅珍又每天不辞路途遥远地去大沽路女子中学难童夜校继续学业。
张正芳笑了。她说,当时自己虽然年纪小,但从老师的语气中她便肯定地感到——自己考中了!于是,她恭恭敬敬地给老师们鞠了个躬,响亮地说了声“谢谢老九九藏书网师”,便退出考场,飞一样蹦蹦跳跳地下了楼梯。
梅珍从小最爱好文艺。从上幼稚园开始,每逢学校开恳亲会,总有她主演的节目。《卖报歌》《蝴蝶姑娘》……连唱带跳,往往得到全校师生的赞许。如今有了这么好的机会还有什么犹豫的?当时她便自作主张地到戏校报了名。
失去了经济来源后,宋家辞退了保姆,兄妹四人因交不起学费也全部停学。当时,梅珍正在上小学二年级第一学期,如何才能既帮家里减轻负担,又不中断文化课学习呢?
老师说:“别紧张,哪个歌唱得好,就唱哪个。”
没等老师说完,宋梅珍便连珠炮似的回答:“老师我行,我在家就能吃苦!什么苦功我都能拼命练好,收下我吧!”
作为这个家庭迎来的第四个孩子,也是第一个女孩子,本就喜欢女儿的母亲特别宠爱于她。梅珍幼年时家庭条件很好,有一个照顾母亲和孩子的保姆,还有一个负责做饭的佣人。梅珍出生后,家里又专门为她请了奶妈,断奶后还请过一位保姆,专职照顾这位小女儿的起居。
宋梅珍就这样变成了张梅珍,可张正芳这个名字又是如何来的呢?
没等梅珍唱完,刚才问话的老师便站起身向她走来,瘦瘦的身材,眉目清秀。他让梅珍随他喊“咿——”“啊——”
望着这个突然站起来的女孩子,候考的人们都笑了。不知是哪个孩子还冒出一句:“她是聋子!”于是大家哄笑得更厉害了。
然而,有一些原名不太好改,如只改中间一个字显得不太理想。比如关正明原名关宝永,如改叫正宝或正永,都不响亮,于是选用开蒙老师关盛明的“明”字,改为关正明;再如王正堃原名王大庆,学校想培养他成为前辈著名武生孙毓堃那样的名角,故选用了“堃”字,改为王正堃。
晚年的顾正秋,在回忆录中写道:
1939年11月30日考试,师叫张梅珍入场应考,叫了几声,她始终没有反应。这时,张丽珍猛地推了她一下,她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经改了名字,赶忙应了一声“啊,我来了”!九九藏书网
就这样,梅珍获得了“正芳”这个响亮的艺名,并用她自己的努力把这个名字留在了中国京剧史的很多篇章中。从此,原名宋梅珍反而很少有人知道了。
再问:“会唱歌吗?”
这一年出生的宋梅珍,儿时也过着平静而小康的生活。
父亲却有自己的道理:“你丢人现眼去当戏子,让我怎么去见宋家的长辈和亲属?告诉你,‘宋梅珍’三个字,绝不许落在戏子的名单上!”
她家住上海法租界圣母院路荪吉里五号,圣母院路后来改为象山路,也是现在的上海人熟悉的瑞金二路。梅珍的亲生父亲当时在上海黄金交易所工作,母亲是一位贤能的家庭妇女。梅珍出生前,这个家庭已经有了三个男孩:大哥宋兴元,属狗,比梅珍大七岁;二哥宋隆元,后改名叫宋承宪;三哥宋宏元,属兔的,比梅珍大两岁。
她从原本无忧无虑的童年,走进了半工半读的生活。
“都这么艰难啊!”如今的张正芳感慨,但她也很欣慰,“至少可以帮助妈妈维持生活嘛。”
这时,梅珍又破例得到老师们的恩宠。关鸿宾老师在宣布排“正”字改名的大会上,对梅珍的改名加了注语。
后来,不肯放弃孩子教育的宋家人发现,上海有不少学校在自己的学生放学后,利用校舍开设了难童夜校。于是,梅珍每天傍晚就会早早离开工厂,走去当时九星大戏院对面的上海暨南中学上夜校。
为了这事,老师们可真是绞尽了脑汁,最后决定,一般情况下都保留原名,只改中间的一个字。例如:顾小秋改为顾正秋,张梅芬改为张正芬,周其荣改为周正荣。
这一段,历史书上往往只有简单的一句:淞沪会战历时3个月,国民党军队伤亡30万人,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
这位老师摇摇头说:“那就可惜了这个小扮相和九*九*藏*书*网这双眼睛了。”说着,就用手按住梅珍的眉梢往上挑了挑说:“两个大酒窝,真够甜的,学刀马花旦吧!”说着又看着梅珍说道:“这行可苦啊!你能吃苦吗?肯下苦功练吗?”
对上海来说,战争早已开始。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持续了近三个月;11月9日,国军撤退;11月12日,进入“孤岛时期”,那段期间,上海的工厂被毁5255家,实业界的损失高达8亿元。1918年由姚伯鸿先生所建,占地60余亩的上海名园“半淞园”,也被日军滥炸、洗劫,完全损毁。死的人,伤的人,流离失所的人,出走到香港或重庆的人……黄浦江忙碌依旧,上海也仍是冒险家的乐园。战火在世界许多角落燃烧,也在中国的许多角落燃烧;然而,“孤岛上海”维持着表面的繁荣,“战时的和平”……
白天,她到食品工厂去当包糖的童工。把吃的糖放在糖纸里捏起来,再扔进筐子里——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梅珍一天要重复数百次。当时的她实在太过年幼,工厂的案子都上不去。只能在工厂的大板凳上再放个小板凳,才勉强够到工作台。工厂采用计件制,每包一斤糖给两毛钱,每天下班时按筐子里包好的糖的重量发钱。梅珍记得,冬天的早晨天不亮就要出门,七点开始工作,晚上七点才能下班。往往腰酸背痛一整天,只能挣个“块儿八毛”的。中午饭就在工厂里啃大饼油条,简单一吃。
后面坐着的一位老师说:“让她学老旦。”
梅珍还没明白过来,老师随即又让她弯腰、踢腿,用手势让孩子跟着比画,又让她用眼睛看着老师的手,上下左右正转、反转。
接着,又教梅珍跟着他念:“啊哈!青春正二八,生长在贫家……”那时虽然口音不太准,但模仿得还比较像。他听了便和别的老师说:“都好,就是没小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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