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对效用的争论一共分为两派。一派持实证主义立场，认为效用是个多余的概念，应该摒弃（经济学家们的燃素说）。别再想效用的问题了。想想你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如美元、欧元、日元、赌场筹码或者火柴杆。在各种各样的资金管理体系中，美元、欧元等的增值可能会被拿来进行客观的比较，就像培养皿中的细菌数的增长一样。凯利系统支配的资金比其他任何系统支配的资金增长都更快。这个实验可以反复做无数遍来说服质疑者。那么请问：你更喜欢哪种投资系统呢？
在1972年和1976年发表的文章中，哈里·马科维茨有力地证明了这一观点。马科维茨认为长线投资者的效用函数应该以复合收益计算，而不是根据最终财富值计算。假设你要从两个互惠基金中做出选择，作为长线投资者，你可能不清楚自己会投资多长时间或如何处理未来收益。你肯定会选择你认为复合收益率更高的基金。计算多年内两种基金分别能让你获得多少收益并没有太99lib•net大意义。决定用获得的收益买什么以及对比两种基金收益对你的吸引程度更没有多大意义。复合收益是选择长线投资的唯一合理准则。
据我所知，无论是萨缪尔森，还是默顿和俄斐，都没有真正挑战过长线投资组合选择的几何平均数原则中采用的基本原理。如果他们想要采用一个极为不同的策略，而我选择G策略的话，长远来看，我的财富几乎一定会比他们多。这似乎根本不是什么错误。
索普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引用“现实世界”取得的成果。他在《投资组合选择和凯利准则》一文中列出了“一个私人机构投资者决定将所有资源都用于可转换对冲交易并根据凯利准则进行资产分配”后的业绩记录。索普现在确认这个投资者就是他的可转换对冲合伙基金。从1969年11月到1973年12月，基金的累计收益为102.9%，而同期道琼斯平均指数则亏损0.5%。索普写道：“有效市场理论的支99lib.net持者们，请对此做出解释。几乎可以肯定，我们获得的财富比大多数机构投资组合经理人当作理想目标来遵循的任何‘本质不同’的策略获得的财富都要多。”
亨利·拉塔内说：“我之所以认为G策略有用，绝对不是因为效用。我从未把G策略视为衡量效用的方法。”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贝尔（Robert Bell）和托马斯·科沃写道：“我们在本文中对效用理论不感兴趣。我们希望强调的是投资组合选择的客观因素。”
萨缪尔森回击称拉塔内应该“让死者安息”，并“谅解萨维奇的罪恶”——曾经认可几何平均数准则的罪恶。
拉塔内指出在互惠基金或者养老基金中，“确定根本的效用值并明确说出何时效用值被最大化是很难的”。基金管理者为众多人服务，因此要迎合所有人的口味是不现实的。
1978年，当时已经是北卡罗来纳大学年迈的经济学家的拉塔内反驳道：
有人真的相信这个“谬论”吗？好吧，没人会到处说他们认为谬论是正确的（索普在1971年回信给萨缪尔森时写道，“我们衷心地认为这个谬论是错误的”）。一些赞同凯利准则的人提出效用可能是无意义的。比如，约翰·凯利写过他的赌马系统“与资金附带的价值函数毫无关系”。
默顿和萨缪尔森在1974年的文章中问道：“那么，怎么看待下面这个争论呢？对预期平均复合收益进行分析是值得的，因为这种分析可能碰巧迎合了那些对平均复合收益感兴趣的决策人。在进行了一番反思之后，我们认为应该这样看待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任何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建立任何准则。然而，掌握众多准则的分析师有责任帮助人们理清他们真正想要达到的目标……根据我们的经验，一旦理解了这些问题，几乎没有投资决策人还会继续对平均复合收益感兴趣。”
索普不仅为富有的个人管理资金，还管理着企业养老金和哈佛大学的捐赠基金。对于其中的大多数投资者而言，普林斯顿-纽波特公司只是
藏书网他们众多投资之一。投资者自己也可以进行资产分配。索普的工作就是要为他们提供有吸引力的金融产品。毫无疑问，投资者主要通过其风险调整收益对基金进行判断。
难道说服人们不再去在意平均复合收益是一种义务吗？这种评论让赞成凯利准则的人感到迷惑不解，其程度不亚于当默顿和萨缪尔森声称他们成功地完成了这件事时他们的迷惑程度。索普说当他向投资者解释凯利准则时，“大多数人都说，‘是的，听起来很棒，我想要这样的投资。’”
这并不是他们此前一直争论的几何平均数策略中的错误，而只是相关文章中出现的一个错误。
该文章中有一个数学错误。默顿和萨缪尔森在回应的文章中如实对这个错误进行了抨击。麻省理工的这两位作者总结道：“再次证明几何平均数策略是荒谬的。”
就像一场酝酿很久的家庭争端一样，凯利准则引发的争论常常转变成争论双方互相猜测对方是否在含沙射影地批判自己。尼尔斯·哈克森1971年发表的文章《资本增值与投资组九九藏书合选择的均值方差法》在效用理论和均值方差分析的框架内将凯利和拉塔内的理论进行了重塑。他的观点实际上和所有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致。
吉米·萨维奇于1971年去世。他的死并没有结束人们对脚注中那段他说过或者没说过的话的争论。拉塔内在1978年写道：“论资格，我们很难反驳”萨维奇最初的言论，无论他后来对萨缪尔森说了什么。
亨利·拉塔内在华尔街工作的那些岁月让他掌握了比其他很多经济学家更实用的方法。他明显地感觉到校园之外没人在乎效用函数。投资收益才是投资组合经理人的计分卡。投资者根据这一数值来判断选择投资经理人。难道这本身不是对最大化复合收益系统感兴趣的理由吗？
希伯来大学的特茨维·俄斐（Tsvi Ophir）在1978年写道：“令人惊讶的是，某些错误的命题是如何在被彻底反驳之后还能继续坚持很长时间的。比方说，关于长线投资组合选择的几何平均数法则——而且是在诸如保罗·萨缪尔森这样的权威人士揭穿其错误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