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邦调查局的一段监控录音中，萨莱诺说：“我们拥有金尼。”他指的是金尼停车场公司，而“我们”指的是吉诺维斯家族。

马丁·西格尔向政府详细叙述了1985年3月与罗伯特·弗里曼就斯托尔通信公司（Storer Communications）展开的对话。弗里曼告诉西格尔有一家叫科尼斯顿合伙公司（Coniston Partners）的私人投资公司正在收集斯托尔通信公司的股票，意图将其收购。西格尔问弗里曼如何得知这一消息，弗里曼答道：“我和为科尼斯顿购买股票的人很熟。”

曾经的一位助手告诉《纽约》杂志：“他想成为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那样的人，扫荡流氓的执法者，联邦探员艾略特·尼斯式的犯罪斗士……站在脚踏板上，手里的冲锋枪闪闪发光——这就是鲁迪！鲁迪！鲁迪……因此，每次联邦调查局破获一件大案时，他都会坚持要独领风骚。其实联邦调查局的人总是在做一些枯燥乏味的工作。如果别人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一定会发疯。他这个人从来不会二重唱，只会独唱。”

简言之，《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似乎是打击一切坏蛋的有力武器。藐视正义的罪犯和他们的辩护律师们被轻松打败并送上了谈判桌。《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的效果立竿见影。

然后，一系列指控停止。弗里曼拒绝合作或者供出任何人，他发誓要与指控斗争到底。

几天之后，西格尔也被传唤，他决定不能就此完结。他派自己的律师去朱利安尼的办公室谈判并达成了协议。西格尔承认有罪，也同意合作。他供出了罗伯特·弗里曼（Robert Freeman）和高盛投藏书网资公司。

曼尼·基梅尔一直是萨莱诺的朋友。1986年年末，转为政府证人的文森特·卡法罗（Vincent Cafaro）解释称，吉诺维斯家族控制了美国国际卡车司机工会位于当地的272号分会。停车场贿赂地方分会的金额高达2000～5000美元不等。作为回报，工会不会因为使用非工会劳工而找他们麻烦。

朱利安尼的人最终得出结论，认为迈克尔·米尔肯是这张图表上最重要的人物。米尔肯是社交网络的一个节点，当时他的势力正处于顶峰。他被卷入多个最大型的融资收购案中。这意味着他拥有对肆无忌惮的交易者们来说最具价值的信息。米尔肯还欺骗他自己的客户，暗地收集本应该作为附加奖励帮助销售债券的股票，但是实际上都进了他自己的账户。

他们为华尔街的社交网络与委员会案件的相关人员社交网络的相似性感到震惊。两个群体的人都认为自己是精英，有别于社会上的其他人。他们通过友情、权势、金钱和信息联系在一起。他们交易情报并参加彼此的婚礼、受戒仪式以及葬礼。他们宁愿坐牢也不愿意违背沉默守则。

联邦调查局的录音证据帮助朱利安尼在1986年起诉萨莱诺。萨莱诺被处以100年监禁，在监狱里度过了余生。这次指控和另外一次对委员会成员的指控极大地削弱了纽约州有组织犯罪的势力。

面对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勒文决定与政府合作。勒文曾为博斯基提供内幕消息，佣金为利润的5%。勒文供出了博斯基。

政府揭露了另外一个六度分割理论的巧合。奥克利–萨顿公司的一个合伙人詹姆斯·里根曾是罗伯特·弗里曼在达特茅斯学院的室友。

九_九_藏_书_网1986年5月，博斯基在米尔肯的母校伯克利商学院发表了著名的毕业演讲。他表达的内容是“贪婪是好事”。在这次演讲结束几天之后，博斯基被传唤，要求提供与他的商业活动有关的全部文件。截至8月份，博斯基也开始与政府合作。博斯基供出了马丁·西格尔。

西格尔开车回到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发现他确实收到一封署名“比尔”的来信向他勒索钱财。信中写道：“我知道。”

比尔说：“我不信。”

这并不是看待事物的传统角度。在1971年脱离母公司后，华纳公司依然是金尼全国服务公司的大股东。1978年，华纳将这部分资产出售。然后在1986年的一次融资收购中，金尼全国服务公司被再次卖给一群投资者。

对此米尔肯说道：“噢，我的人什么都不记得。你的人呢？”

而且詹姆斯·里根和爱德华·索普还合伙经营一个对冲基金公司，叫作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已经收集了普林斯顿–纽波特公司与弗里曼调查相关的一些交易记录。在审查这些记录时，他们锁定了普林斯顿–纽波特公司的威廉·黑尔（William Hale）进行的一些可疑交易。看起来黑尔好像通过内幕信息进行了一些交易。他们对黑尔展开了进一步调查，发现他已经被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开除。

朱利安尼把更多的经历用在了所谓的委员会案件中。“委员会”是旧的联盟的延续，当时所有成员都是意大利人。朱利安尼利用《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设法追查纽约地区最有权势的8个科萨·诺斯特拉家族。

这当然让检察官身负重任。后来在担任纽约市长时——在“9·11”恐怖袭击使九-九-藏-书-网政府实行严酷统治之前——朱利安尼曾说：“自由就是每个人都愿意在法律权威面前放弃选择自己的所作所为以及做事方式的权利。”

从1983年到1985年，联邦调查局监听了吉诺维斯家族成员在东哈莱姆区社交俱乐部（Social Club）和帕尔马男孩儿俱乐部（Palma Boy Social Club）这两处黑帮老巢进行的对话。联办调查局的主要目标是安东尼·萨莱诺（“胖东尼”）（Anthony Salerno），《福布斯》杂志称其为最富有的黑帮大佬。

黑尔更正道：“不是我要离开，我是被开除的。”

查尔斯·卡伯里已经退休。他在证券欺诈部门的继任者布鲁斯·贝尔德（Bruce Baird）知道，搜集组织信息的一个好方法就是找对这个组织不满的前任员工谈谈。于是政府传唤了黑尔，但他拒绝沟通。政府部门向他提出了辩诉交易，但他仍然拒绝。

1987年2月12日，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经验丰富的侦查员托马斯·帕特里克·杜南（Thomas Patrick Doonan）在弗里曼位于29楼的办公室中将其逮捕。杜南给弗里曼戴上了手铐并在他那些满脸狐疑的同事面前招摇地走过。

“为什么呢？”

万圣节前两天，西格尔接到一个叫“比尔”的人打来的神秘电话。来电者问他是否收到他写的信。西格尔询问，“什么信？”比尔说他对西格尔和“俄罗斯人”的关系了如指掌。西格尔告诉比尔别再给他打电话，否则他会报警。

博斯基的任务是让米尔肯谈论博斯基曾经支付530万美元向他购买内幕消息的事情。因为提到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妨碍我工作”，于是九-九-藏-书-网博斯基告诉米尔肯他想要确保他们两个对支票的事口径一致。

博斯基明白这意味着毁灭证据。米尔肯在会面中没有提及任何明确显示有罪的事情，就好像他怀疑有人窃听一样。

最终，政府将黑尔传唤到大陪审团面前接受质询。他于1987年11月现身接受质询。他也是达特茅斯学院的毕业生，年轻、高挑、金发碧眼。政府授予他豁免权，这样就阻止了证人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

米尔肯告诉博斯基：“你要小心点，电子监控手段已经发展到非常复杂的程度了。”

指控米尔肯的证据依然很不完善。在掌握有力证据之前，朱利安尼不想起诉米尔肯。10月份，政府让十分紧张的伊凡·博斯基佩戴藏在西装里面的“窃听器”与米尔肯在比弗利山庄酒店见面。博斯基告诉联邦政府工作人员说他害怕被发现，因为米尔肯在赌场有朋友，一旦被发现，他们会杀了他的。工作人员告诉博斯基，如果他的隐藏的窃听器被发现，他随时可以逃跑。

这让政府的列表又产生了悬念。因为这暗示除了西格尔，弗里曼还有其他的内幕消息来源。于是，朱利安尼的人开始着手调查为科尼斯顿公司购买股票的人是谁。他们发现这宗交易是通过奥克利–萨顿管理公司（Oakley-Sutton Management）进行的。

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与很多执法部门精心策划了一系列行动。行动开始于1986年5月12日，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交易员丹尼斯·勒文（Dennis Levine）通过内幕交易赚取1260万美元。勒文在德崇证券纽约办事处工作。他和在比弗利山庄的米尔肯几乎毫无关联，勒文之所以落马是因为他向朋友炫耀自己的内幕交易。他曾说：“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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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真的能赚大钱。”

在成果不太理想的质问过程中，贝尔德问黑尔为什么要离开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

这件事和工会腐败的其他证据让朱利安尼于1988年7月根据《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对工会提起诉讼。他指控工会“与科萨·诺斯特拉黑帮达成了罪恶协议”，并将此次诉讼描述为一次“认真的矫正行动”。尽管工会出了名难弹劾，但工会管理层认为可能被冻结资产，因而烦扰不已。工会最终屈服于朱利安尼的要求。工会领导被罢免，1991年在政府监督下进行了重新选举。

朱利安尼认真追查伊凡·博斯基的犯罪传言。他下属的负责证券欺诈案件的主任查尔斯·卡伯里（Charles Carberry）开始调查传言。就像通奸一样，内幕交易是不可能一个人独立完成的罪行。检察官们开始绘制一张可疑内幕交易者及其相关人物的图表。上面有大约20个名字。

立竿见影的效果让朱利安尼在政界占有很大优势。在担任联邦检察官的几年里，朱利安尼可能是自J.埃德加·胡佛以来最著名的犯罪斗士。这既是因为他确实处理了很多重要案件，也因为他非常善于宣传。尽管朱利安尼将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助理人数扩充至132人，但他始终是办公室中标志性的领袖人物。他的助理丹尼·杨（Denny Young）“在审查新闻稿时就像审查起诉书一样认真。他会划掉助理的名字，然后把鲁迪的名字加进去”。

前一天，朱利安尼已经同意用手铐逮捕弗里曼。他认为很有必要向众人传达一个消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对待白领罪犯和其他人一样，一视同仁。

托马斯·杜南就是那个“比尔”。

“因为我无法忍受他们所犯的一切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