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计划经济面临的三个根本障碍。而这三个根本障碍，到底有没有办法克服呢？

每当我们说起知识，就会很自然地望文生义，认为知识当然就是课本里的科学知识。但这其实只是知识的一部分。对于经济体系而言，更多更重要的知识，是关于谁在什么地方、愿意以什么样的代价、购买什么商品的局部信息。哈耶克把这些局部信息称作“知识”。由于这些知识永远分散在不同人的大脑里，不可能集中，所以如何把这些分散的知识利用起来，从而对时刻不停的变化做出反应，才是人类社会要完成的艰巨任务。

一个人想要买最便宜的苹果，但是当他进入市场寻找最便宜的苹果时，他的寻找行为本身就使得苹果的价格上升了。一个人想要卖最贵的苹果，但是当他进入市场，想要把自己的苹果以最高价卖出去时，他的行为本身就已经使得苹果的价格下跌了。

这三位经济学家，一位是1992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他说发国难财是增加供给的最好办法，当然应该鼓励。第二位经济学家是2002年诺奖得主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他说发国难财是好事。第三位经济学家是大家熟悉的1976年的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他说：“这些发国难财的人，是在救别人的命，他们应该得到一个奖章，而不是得到惩罚。”

但是哈耶克却力排众议，开门见山就说，经济体系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边际平衡的问题。他说边际平衡是小问题，经济体系要解决的是应付变化的问题。

科斯曾经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说，他曾经在政府机关里短暂工作过，很多人都以为政府官员多多少少都要统计数据，事实上他们办公室那个电话从来就没响过，从来就没人报过数据。

我的回答是：供给永远是不够的，在供给不够的情况下，价格永远在起调节的作用。价格不是摆设，不是请客吃饭。

每个人对不同的物品有不同的偏好、不同的个人估值。我喜欢苹果多于橘子，喜欢橘子多于香蕉，你可能刚好反过来。一旦遇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协调，问题就来了：到底是苹果重要还是香蕉重要？需要用一把什么样的尺子来衡量呢？

当时很多居民都迫切需要发电机，这个人到达之后，就将发电机以双倍价格出售。但就在这时，警察出现了。警察认为，此人违反了当地所谓的反价格欺诈条例，在牟取暴利，就把他抓了起来，那19台发电机也被没收了。这人在监狱里待了4天后被放了出来，而那19台发电机，还被扣押在政府的仓库里。

第二个例子。我在沙漠里快要渴死了，这时有人跟我说：“我这儿有一瓶水，1万元卖给你，你要不要？”我说：“好啊！但是1万元我身上没有，等我回到家，再给你1万元吧。”那个人也答应了，我喝了这瓶水，保住了性命。结果回到家，我没有给这个人1万元钱，因为我觉得1万元一瓶水太贵了，这不是乘人之危吗？我拒绝付款。那个人于是控告我说：“你违约了。”

过去我们打仗，是单目标行为，比如要把某个山头攻下来，我们就不惜一切代价把那个山头攻下来，这容易。但是到了发展经济的阶段，我们说要把经济发展起来，发展什么呢？是做面包还是做黄油、做大炮呢？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劲儿往哪儿使。

这讲我们要解释一个离经叛道的观点，那就是我们应该赞美那些乘人之危发财的人。

让人认错是很难的事情。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认错，让他们调整对未来的预期，从而更好地配置资源呢？这个问题也很棘手。

这样httｐ://wwｗ.９9ｌｉb.ｎet的质问，真是掷地有声，让人不敢回答。

（4）我们前面提到收集信息困难时说，人们没兴趣告诉他人关于稀缺的信息，人们有时候会把自己掌握的信息藏着掖着，不告诉别人。但是价格也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要人们愿意购买某件商品，购买行为本身，就把人们的真实需求公之于众了。

这个例子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容易忘记价格背后的真正驱动力，很容易以为价格只是个摆设，可以随意操控。他们喜欢这个价格的时候，就支持市场经济；他们不喜欢那个价格的时候，就要政府管一管。他们忘记了，价格只是一个信使，它只是在如实地反映商品稀缺的信息。枪毙信使，并不能把坏消息变成好消息。控制温度计，是调节不了温度的。

这是计划经济遇到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怎么才能横向比较人与人之间的效用，也不知道怎么才能确定社会的总目标。

第五，数据永远保存在不同的人那里，永远无法集中在一起，要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非常困难。

我们会很自然地认为发国难财不对，但是如果不能发财，我们怎么能让别人跑1000多公里路，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买那么多发电机，送到人们需要的地方呢？在风平浪静时，人们觉得一切都可以接受，一旦有了具体的事例，价格的作用就被忽视了。

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又跑到街上问大家：“发国难财对不对？”所有人都告诉他：“发国难财是不对的，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张三家的老大，一定比张三家的老二要大。李四家的老大，也一定比李四家的老二要大。但不能因此就说，张三、李四家的老大，因为是老大，就一定比王麻子家的老二要大。很可能王麻子家的老二，年纪要远远大于张三家的老大和李四家的老大。

那些乘人之危发财的人，他们自己本身的行为就增加了供给，使商品的价格下降，缓解了供需之间的矛盾。

过去，美国政府也一直支持高校的科研活动，政府和高校的科学家之间，是一种简单的雇佣关系。政府提供资助，科学家搞发明创造，最后去申请专利，就算交差了。

人们对价格的作用，往往是爱恨交织的。人们喜欢价格能够传递关于稀缺的信息、指导生产的作用，但对于价格能够分配财富的作用则总是有所保留。

大家都批评发国难财的行为。但我们想想，国难是那个发国难财的人造成的吗？如果不是，那么借机发财的人，其实就只是给别人多提供了一个选择罢了。发国难财的人可能确实利用了别人，但是这种利用，对另一方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我先讲一个故事，来说明要真正理解价格的形成机制，并不是容易的。

计划经济的第二个问题，是数据不可得。前面我们说过，在自然界，我们只要有大数据，就能够预测。但是到了人类社会，情况就复杂了。

如果你是法官，你该怎么判？

一个是拦路抢劫，一个是乘人之危发财，二者有什么区别？区别就在于：在第一个案子里，一个人面临的要钱还是要命的选择，是强盗制造出来的；而在第二个例子里，口渴的人面临的要钱还是要命的选择，不是提供水的人制造出来的。提供水的人，只不过给别人多提供了一种选择而已。

哈耶克指出，解决问题的答案，就是价格体系。价格体系能够轻松越过计划经济所遇到的一系列障碍，能够巧妙地把分散的知识利用起来，能够恰如其分地对每个人的判断和行动做出奖惩，从而解决人类社会的应变问题。

我们看价格的三个作用：传递关于稀缺的信息、指导生产、指导分配。这三个作用中，第三个作用最重要。如果有钱的人不享受任何优先待遇，那么他们就不会要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那整个价格机制就会失灵。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会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个人和企业的高度计划，与整个社会的无计划，这两种现象是可以并存的。因为个人有明确的目标，他知道自己的效用所hｔtp://ｗｗｗ.9９ｌib•nｅt在，他就会追求自己的目标；一个企业，要协调不同的资源，也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也可以朝着那个目标努力。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由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的目标都不一样，整个社会不知道应该朝哪个方向去努力。

第四，很重要的一点，人会对预测本身做出新的反应。一个陨石飞过来，地球不会做出反应，但人会做出反应。预测什么会流行，就会倒过来影响流行。

上一讲我们介绍了价格的三个作用：（1）传递关于稀缺的信息；（2）指导生产；（3）做出奖惩，决定商品分配。许多人都能够接受价格的前两个作用，但对第三个作用——有钱的人先得多得，没钱的人迟得少得——则有不同的看法。有钱人优先，这一点不太容易让人接受。

而现实生活中，永远是具体的情况、具体的案例发生在先。每一宗交易，都要在一个具体的情境下进行，没有了它就不会有汇总的数字。价格是每一个人发自他们内心，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最后达成的一个结果。

（2）价格传递关于稀缺的信息时，是用最经济的方式传递的。例如，很多人要在冬天为自己家的小狗买个小木屋当狗窝，这时市场反映出来的，是小木屋的价格上涨，只有这么一个简单的信息。别人不知道我们多爱自己的小狗，我们家的小狗是公的还是母的，这些都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但只要价格上涨，人们就知道这个商品是稀缺的。价格传递关于稀缺信息的方式是言简意赅、非常节约的。

边际平衡说的是，我们手上的钱有限，每一元钱应该花在给我们带来收益最大的那件商品上。钱一点点花出去，最后我们在每一种商品上得到的边际效用就是平衡的。这样，我们手上有限的钱，买到的商品、给我们带来的效用，就能够达到最大化。这就是边际平衡的概念。

我们可以把哈耶克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看作是前面我们所介绍的《我，铅笔的故事》的学术版。这篇文章揭示了人类通过价格体系来运用分散的知识、进行大规模合作的独特机制。今天要回答“人工智能是否可以预测未来”“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是否可行”等问题，也还得重读这篇论文。

（3）价格所传递的关于稀缺的信息，只会传到相关的人那里。不相关的人，他不会收到这个信息。不买小木屋的人，他不知道价格上涨，只有那些使用小木屋的人，才会收到相关的信息。这一点非常重要。

首先，我们上一讲所讨论的人际效用不可比较的问题，就可以通过价格解决。通过价格，人们就能够找到一把共同的尺子。因为每当出价，人们就知道这个人愿意用什么样的代价获得商品。这时候，价格就是一个可观察、可统计、可加总的数据。

100年前在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大辩论。它于20世纪20年代在德语地区开始，30年代、40年代扩展到英语地区，一直延续到今天也没有结束。这场大辩论，我们一般称为“关于经济计算的辩论”，或“经济是不是可以计划的辩论”。

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曾经在著名的《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过一篇名叫《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1945）的文章。

这就是一个新的分饼游戏。一九-九-藏-书-网旦有了这个分饼游戏，科学家搞科研的积极性就不一样了，科学家搞科研的方向也不一样了。《拜杜法案》带来了今天美国科技的蓬勃发展。

鉴于此，美国在1980年颁布了著名的《拜杜法案》。该法案规定，政府过去资助的所有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归政府所有，但科学家或者科研机构可以拥有其商业开发权，开发收益归科学家或科研机构所有。

还有一个无形的、知识产权方面的例子，是关于美国著名的《拜杜法案》（Bayh–Dole Act）的。美国科技蓬勃发展，不是没有原因的，而是有它的制度根源。

这是一个有形的土地的例子，如何分饼决定了这块地能长出多少粮食来。

当然，更有意思的是，我们都以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官员会努力地去收集数据。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官员本身也有很强的惰性。

哈耶克解释道：人类社会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怎么让边际平衡的问题，而是发生了新的变化以后，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的问题。

第一个例子。一天我下班回家，经过一个黑暗的拐角，忽然冲出一个人，手里拿着刀问：“要钱还是要命？”我当然会说：“要命。”他说：“行啊，给我1万元！”我对他说：“1万元我身上没有，我家就在附近，你跟我去取吧。”强盗答应了。结果，到了人多的地方我就跑掉了。这时强盗追上来说：“你违约了。”

第一，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排序。

这位老师的观点对吗？当然不对。他把因果关系颠倒了。想想看，如果没有每一宗具体的交易，没有每一个马克杯的成交价，怎么可能算出平均价？平均价只是一个汇总的数字，只是一个事后总结的数字。

最后，价格体系也能妥善解决奖惩的问题。怎样才能恰如其分地奖励和惩罚人们对未来做出的预测呢？价格本身就是最好的奖励和惩罚。任何人只要做错了决定，他不需要写检讨书，也不需要公开认错，价格已经惩罚他了；任何人只要做对了决定，我们也不用给他发奖状，不用表扬他，价格已经给他恰如其分的奖励了。

在这篇文章里，哈耶克首先说，经济体系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边际平衡的问题。我们前面讲过边际的概念，也讲过边际平衡的概念。边际就是新增带来的新增，比如多花一元钱多带来的收益。

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知识。不是科学知识的知识，而是关于谁在什么地方、愿意以什么样的代价、购买什么样商品的具体信息。如果人们阻止别人发国难财，阻止别人用高价出售紧缺商品的话，那这些人就不会以实际行动利用这些知识了。阻止发国难财的直接后果，就是剥夺了遭受灾害的人的选择。

生活中乘人之危来利用他人的现实，其实很多。比如，医生不就利用了病人生病吗？老师不就利用了学生无知吗？但是医生对病人来说是有帮助的，老师对学生来说也是有帮助的。但这个道理很多人都不明白，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经济学教科书一直关心的，往往是如何平衡边际的问题，也就是怎么才能让我们每项活动的边际成本，跟它的边际收益相等的问题。如果能做到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那么个人的总收益就能够达到最大。

他们一对一对地协商交易。通过不同的配对，不同的讨价还价过程，最后所有的马克杯都卖出去了。每个马克杯都有一个成交价。同学们把这个成交价写到黑板上。接着，就能够算出马克杯的平均价格。而且我们能看出，每一宗具体的交易，其成交价都是围绕着这个平均价上下波动的。

我们在经济学中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把愿望和结果分开来看。愿望是一回事，但愿望造成的结果是另外一回事。

老师说，马克杯藏书网明明有一个平均价，如果有人——老师或者政府——提前宣布了马克杯的平均价，所有的人都根据这个平均价进行交易，不就省去了讨价还价的麻烦，避免了价格波动的困扰吗？

有些朋友会说：“你怎么老是建议涨价？涨价不是治本，只是治标而已，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是增加供给。”

第三，人们会误导，因为人是有能动性的。比如，我们要做一个人口普查，这个普查数据的准确性取决于人们对普查目的的理解。如果人们认为普查的目的是要惩罚那些超生家庭，那么统计出来的人口数据就会偏低；但如果认为普查的目的是要给每户人家分宅基地，那么人口数据就会偏高。统计的结果是随着人们的预期而变化的，这也是社会科学中的一条“测不准原理”。

先举两个例子，看看这两个例子有什么区别：

40年前的农村土地改革，实际上就是对农民说，你只要向政府交纳一定的收成，剩下的都归你。一旦剩下的都归农民，他们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因此过去同样一块土地，甚至不能把人养活，更不能把人养好，但今天，不仅能把人养好，还能养得非常好，甚至还能腾出一大片的土地，来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求。

如果这个世界每天都像太阳系一样周而复始，人口是不变的，需求是不变的，每年都消耗100万条蓝色的西装、100万件黑色的西装、100万条白色的裙子，那么我们不论用什么样的方式，都可以找到最佳答案。实施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最终都是无关紧要的。

这场辩论分正方和反方。正方认为经济是可以计划的，哪怕暂时做不到，将来也一定能够做到。

交差以后，科学家又去申请下一笔政府资助，又去搞新的发明创造，然后又是一个新的循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大量的科学发明躺在专利局里，没有转化为商用和民用。

其次，关于数据不可得的问题，价格也能解决。

对同一种物品，每个人也有不同的偏好。例如，我们都需要木材：你需要木材，给你心爱的小狗盖个小木屋；他需要木材，给他的儿子做一套积木；我需要木材，用来取暖。我们三个人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愿意放弃什么，但是横向做比较时，谁的需求更重要呢？我们没办法判断，也没办法权衡和协调。

美国广播公司的一个节目报道了这个事件。节目的主持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想要发国难财的人能帮助居民，还是把发电机扣押在政府仓库里的警察能帮助居民？是谁对居民造成了伤害？当他采访那些居民时，居民都说，“我们要的是发电机，我们要电，我们要食物”。

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饼”，如何分饼，决定了饼能做多大。

自从人类掌握并开始运用牛顿定律以来，就越来越相信，只要人们掌握了数据，掌握了规律，就会对自然界有更强的掌控能力。而人和自然界一样，都会产生许多数据，都依照一定的规律行事，只要人类对经济运行的规律掌握得足够充分，计算能力也足够强大，我们就可以对经济做出预测，甚至控制经济。因此很多人成了计划经济的支持者。“二战”之后，全世界有一半的国家，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计划经济之下。

反方之所以认为经济不可预测，理由在于他们认为，在预测经济的过程中，人们会遇到三个不可逾越的、根本的障碍。

紧接着，主持人又跑去采访了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问他们发国难财到底对不对。

根本障碍之一，是人际效用不可比较。这个问题不容易理解，好多人，甚至是一些经济学家也会在这个问题上犯错。

同样的道理，世界上有10位富人和1位穷人，我们问了10位富人，他们都说苹果比红薯好吃，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说苹果比红薯重要呢？不能。因为对于那位穷人来说，红薯可能要比苹果重要得多，因为他需要用红薯解决温饱问题。可见个人的偏好，是不能做横向比较的。也就是说，人际效用不可比较。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既要把饼做大，也要九九藏书把饼分匀。”但实际上，由于人总是会对未来产生预期的，而对未来的预期又会影响当下的行为，因而如何分饼，往往会反过来决定饼能做多大。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重新界定分饼的方式，从而决定了饼能做多大。

但是我们要反过来想想，如果有钱的人不比穷人享受更多的优先待遇，没有任何的特权，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努力成为有钱人呢？如果有钱人不能享受任何优先，那就不会有人努力成为有钱人，奋发和创新的人就会逐渐绝迹。

有人会说，能不能排个序，根据这个排序的结果，进行数学上的加总，就能看出社会上谁更需要什么了。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都很清楚自己对不同物品个人偏好的相对高低，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计算出每一种物品效用的绝对高低。

与变化相关的知识，从来没有被集中过。每当发生变化，总是有个别的人，在某个局部感受到了变化。而这些关于变化的知识，是永远没办法集中在一个人的大脑里的。

人类社会跟自然界一个根本的区别是：自然界是循环往复的，而人类社会每天都在接受各种各样的冲击。哈耶克说，如果人类社会仅仅是要解决边际平衡问题的话，那实施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计划经济也可以，市场经济也可以。因为我们可以从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发现我们应该如何计划未来的生产。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解决奖惩问题，人们就不能及时修正他们对未来的预测，并做出调整。

第二，即便他们知道自己的兴趣排序，也不一定愿意告诉别人。

再有，价格还能够指导生产，指导人们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中选择适当的那一种。生产同样的东西，有好多不同的生产方式，到底应该选哪一种，价格能够告诉我们。

几年前，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灾难造成了密西西比河附近大规模断电。电视台播出这个消息后，有个人就想借这个机会赚点钱。他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买了19台发电机，又租了一辆大卡车，开了1000多公里的路程，从肯塔基开到了密西西比。

计划经济遇到的第三个根本困难，是奖惩很难恰如其分。人总是会犯错，更何况是预测未来。谁来对正确的预测做出奖励、对错误的预测做出惩罚呢？

如果你是法官，你会怎么判？

这篇文章有多重要？2011年《美国经济评论》庆祝创刊100周年，请了世界上顶级的经济学家，在这本发表了无数文章的期刊里挑选出最经典的20篇论文，而这篇文章就是其中之一。

反方则认为，人类社会跟自然界有许多根本的不同，人类社会是不可预测的。持有反方意见的学者不仅仅有经济学家，还包括大量的哲学家、物理学家、社会学家。其中知名的经济学家就包括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哈耶克（F. A. Hayek）、拉赫曼（Ludwig Lachmann）、柯兹纳（Israel Kirzner）等。他们主要生活在德国和奥地利等讲德语的地区，从1920年前后开始，他们就经常聚会，互相交流，互相评论对方的著作，共同形成了一场运动。他们指出了为什么人类社会或者经济发展是不可预测的。

有钱人可以先打到车，有钱人可以先做心脏搭桥手术，有钱人可以优先登机，有钱人可以上好的学校，有钱人可以先买房子、买大的房子、买好地段的房子。这时候，有人会问：穷人该怎么办？

我读研究生时，有位老师讲过这样一个例子。他说，我们可以在一个课堂里，把同学分成两半，给其中一半同学每人一个马克杯，而另外一半同学则没有。后者需要从前者那里购买马克杯。

（1）价格传递了关于稀缺的信息和数据，什么东西缺了，那件产品的价格就上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