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罗马也选择了与雅典不同的道路。希腊人普鲁塔克是这样写罗马的：

厌倦了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和没有结果的权力斗争的雅典人，开始觉得只要能恢复秩序，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他们自己又没有能力恢复秩序，于是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了一个人身上。

推翻独裁政权的贵族们和给他们提供后援的斯巴达都以为推翻独裁政权后的雅典该恢复贵族政体了。但是，带头推翻独裁统治的克利斯提尼认为，从雅典的现状来看，恢复贵族政体并不适宜。

雅典于公元前8世纪前后改为贵族政体。在该政体下，9位贵族出身的执政官在一年的任期内分管内政、军事和宗教，由其他贵族组成的长老会辅佐，自由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则形同虚设，没有发言权。

梭伦改革的最大着眼点是政治改革。他首先开展了人口普查，并以调查结果为依据，制定了个人权利与其拥有的不动产成正比的政策。如此一来，人们参与国政的权利不再受出身左右了。

这是在陶片放逐法制定后不到20年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雅典政界大人物阿里斯提德在一个已成惯例的陶片放逐投票现场，被一个男人叫住了。他好像来自远离首都的地方，并不认识阿里斯提德。他递上一块陶片说：

梭伦自身似乎是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他拒绝了激进派自由公民的提案，也就是没收所有私有土地为国有，然后将土地重新进行平等分配的提案。对此，梭伦这样写道：

庇西特拉图于公元前561年实行第一次独裁，但很快被他的反对势力组成的统一战线赶下了台。15年后的公元前546年，他吸取第一次失败的教训，凭借武力重返雅典。此后直到他去世的20年间，庇西特拉图一直将雅典置于他的独裁统治之下。

独裁者庇西特拉图开展的外交政策也很符合雅典“经济的时代”。

但是，1万也不是个小数目。不难想象，雅典人特有的旺盛的独立意识和擅长辩论的性格，每每使得议事进程十分缓慢。而且1万人是否都具备政治判断力也是个问题。关于这一点，在经过了2500年后的今天，依然还是个未解的课题，因此深究无益。不过，有关那个时代的希腊人的想法，我们还是来欣赏一下名气仅次于民主政治的陶片放逐的愉快故事吧。

克利斯提尼保留了梭伦改革中的重点——四个等级的制度，但划分等级的标准有了变化，不再依据梭伦时代的农业收入，而是无行业区别的收入。因此，从事工商业的人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当时雅典享有权利的人数，即成年男子的人数，有3万到4万人。因为距离雅典路途遥远，或者到海外经商办事而无法出席在首都雅典召开的公民大会的人估计不在少数，能经常出席公民大会的人数据说在1万人左右。

雅典政体的变迁简直就是一部政治教科书。９９lｉb•ｎeｔ它在向我们展示所有政体这一点上确实非常有用。然而，此时的雅典也有了和希腊其他城邦同样的经历。无政府状态的结果就是暴政，也就是独裁政治。

政体的变迁可以从教科书上学到，但是判断一种政体的好坏，有时和教科书不一样。庇西特拉图独裁的20年间，不仅给雅典带来了和平与秩序，还带来了经济上的空前繁荣。

梭伦首先制定了拯救被重债缠身的自耕农的政策并使之法制化，为此农民的债务被大幅度地削减。同时，他还废除了因无法偿还债务而被迫为奴的旧制度，彻底废除了在古代被认为理所当然地以人身偿还债务的制度。这是古代社会第一个尊重人权的例子。

“不知道。我都不认识他长什么模样，只是满世界听人说阿里斯提德是个大人物，是正义之士什么的，我只是听烦了。”

希腊的阿提卡地区以雅典为首都，面积为2600平方公里，虽然称不上沃野千里，但是在遍地岩石的希腊算得上很辽阔了。雅典附近还有一个天然良港比雷埃夫斯，是个面向海洋的开阔地带。由于此地躲过了多利亚人入侵时的劫难，因而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了阿卡亚人血统的纯洁性。传说中雅典的创立者是推翻克里特暴君米诺斯王的忒修斯。当然与建国伊始的其他国家一样，雅典初期的政体也是王政。

首先，雅典在比雷埃夫斯有一个天然良港。其次，雅典人在第一次殖民运动中大量涌入的位于小亚细亚西岸的爱奥尼亚地区，因通商而比雅典更早迎来了繁荣。雅典于是受到来自东方的影响。再有，因为梭伦改革，那些虽然不是贵族出身却有了资产的人担任国政要职不再是梦想。尽管梭伦改革重视的财力只限于农业收入，但是这一切都无法不使雅典公民对财产的想法发生改变。随着通商的兴起，雅典公民不再像以往那样把积攒起来的财富投资到土地上，他们转向投资海运和通商产业。希腊的土地原本就很贫瘠，因而从投资效益来看，自然不如投向蒸蒸日上的海运和通商产业来得快。

克利斯提尼进行的最后一项改革是被称为“陶片放逐法”的自我净化体系。很显然这是为了防止独裁而制定的。公民可以将自己希望放逐的人的名字写在陶片上，在公民大会上进行投票。每年只要过半数（有一种说法是只要够6000块陶片），就有权把公民认为其权威和权力将会威胁到雅典的公民逐出国外10年。

在希腊，并非只是雅典有这种倾向，说起来，希腊城邦社会的封闭程度确实出人意料。无论在雅典生活多少年，或生在雅典并将在雅典终老，只要你是外国人，通向公民权的路永远都是封闭的。想想雅典在经济文化领域的自由化程度，这种倾向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但是如九九藏书网果要给全体公民同等权利，也许就不得不限制公民数量了。

雅典城邦确立了人类史上第一个民主政体，这一政体一直延续到公元前5世纪。那么在这个时期，与雅典并驾齐驱的希腊城邦的代表之一——斯巴达，实行的又是怎样的政治体制呢？所谓政治体制不是单纯的政治问题，因为选择什么样的政体和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进入公元前7世纪，这种贵族政体渐渐地暴露出与雅典的现状不相适应。相对于经济基础建立在土地所有制之上的贵族阶级，依靠工商业强大起来的新兴阶级开始抬头。这一自由公民阶层对于有了经济实力却无法参与国政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同时，与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相反，只有少量土地、更多时候为债务所困的自耕农阶级也加入了反抗贵族的行列。

首先是各等级的义务。属于第一、第二等级的公民有义务服骑兵兵役，自备军备、军装和马匹。属于第三等级的公民也有义务服兵役，并自备军备、军装，在经济上与马匹也必须自备的第一、第二等级相比，负担要轻一些，这个等级的人负责提供重装步兵。估计在人数上也是第三等级最多，因为古代军队的主力是重装步兵。属于第四等级的公民有义务提供轻装步兵或舰队成员。

其次是与义务相随的各等级的权利。政府要职由第一、第二等级的公民担任，第三等级做行政官僚，第四等级只有选举权而没有被选举权。

但是放逐不会损害该公民的名誉，即使遭到陶片放逐，当事人也不会觉得羞愧。因为他既不会失去公民权，财产也不会充公，只是被逐出雅典后，需要在国外的任何地方住上10年而已。过了10年回到雅典，还有可能当选内阁成员。也就是说，通过陶片放逐法放逐一个被认为对雅典民主政治可能有威胁的人，他和他的支持者因此就有足够的时间冷静大脑。大概雅典人认为头脑要充分冷静下来需要10年时间吧。

在无人能将这种爆发力转化为秩序的雅典，等待它的只是权力的空白，也就是无政府状态。

希腊与罗马的不同之处在对待奴隶的处置方式上也可见一斑。希腊的奴隶除了极少数例外，注定终身为奴。相反，罗马的奴隶中有解放奴隶。这一制度规定他们或者用攒下的钱赎回自由，或者在经过长年劳役之后，像获得退休金一样被授予自由。解放后获得自由的原奴隶叫作解放奴隶，其子孙可以获得与罗马自由公民完全相同的公民权。关于这一问题以后再细述。

在地中海世界，率先实行梭伦改革使雅典从贵族政体中脱颖而出，令后人一提起城邦就立刻想起民主政治的城邦。就这样，因为梭伦改革，雅典迈出了发展的第一步。

此外，被认为民主改革的另一个原因是按照行政区来分割整个雅典，从结果上看，这分割了贵族分布在不同wwｗ•９9ｌｉｂ.neｔ区域的土地，由此削弱了贵族阶级的力量基础。克利斯提尼的这项改革是历史上第一个因单纯行政上的目的而将国土进行分割的例子。

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公民大会每年召开若干次。从是否开战，是否缔结和约，是否与他国建立同盟关系，到政府首脑的选举产生，全部由公民大会决定。

他把雅典军事力量的重心放在海军上。为确保爱琴海的制海权，他占领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岛屿和地区。萨拉米斯和提洛岛重回雅典的统治之下，势力范围扩张到爱琴海上的诸岛屿和爱奥尼亚地区，对于无法置于统治之下的希腊其他城邦以及吕底亚王国、波斯帝国，则努力与它们建立友好关系。为了弥补第二次殖民运动时因不够积极而造成的损失，他在赫勒斯滂附近建造了中转基地，致力于振兴与黑海周边各国之间的通商。在国内则致力于开发矿山事业。

这项改革实施后，雅典公民的正式姓名就按名字、姓氏和所在“居民区”名称的顺序构成。例如，苏格拉底就成了阿洛佩凯区索弗罗尼斯科斯的儿子苏格拉底，表示家族和门第的名称彻底消失。这就是克利斯提尼的改革被认为是民主改革的原因。

庇西特拉图独裁的20年中建立起来的和平与秩序，提高了经营工商业的雅典公民的经济实力，雅典的经济中心已经明显从土地转向了工商业。在这种状况下，让以土地所有制为经济基础的贵族重登政治舞台，过于无视现实。因此，克利斯提尼没有止步于恢复梭伦的改革上，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他“将体制改革得更加民主”。

这些被称为“自由公民”的公民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是公元前620年的法律条文化。贵族阶级因此失去了司法权，无法像在法律不成文的时代里那样随心所欲。但是，仅此一点还不能消除“自由公民”的不满。于是，梭伦登场了。公元前594年，梭伦着手开始改革，他迫使原有统治阶级的贵族承认在实施改革中的强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梭伦改革”。

雅典城邦的领地阿提卡一带被分成三大区：首都雅典和海港比雷埃夫斯一带为第一大区，整个沿海地带为第二大区，内陆为第三大区。每个大区划分为20个小区，各个小区根据人口密度再分为若干“居民区”。据说在整个阿提卡地区，这样的“居民区”有150到170个。这种“居民区”便是雅典城邦的行政基础。

阿里斯提德问这个男人阿里斯提德做了什么坏事，那人摇摇头说：

克利斯提尼还设立了类似现在的省厅一样的机构，称“五百人会议”。五百人会议由各区以抽签方式选出的30岁以上的雅典公民组成，所以与出身、财产和才能全无关系。总共由500人组成的这个机构九九藏书网处理日常政务。五百人会议每月召开数次，每次会议的议长都以抽签的方式产生。

但是，与之前非贵族出身就不得参政的贵族政体相比，这在当时无疑是相当进步的一种政体了。毕竟出身是无法改变的，而要获得财产可以靠个人的才能和运气。在古代，不，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即使有平等的理念，也只认为是那些理应是平等的人之间的平等，而且权利与农业收益的多少成正比的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通过工商业活动积攒起财富的人投资土地等不动产以保全已有财富的做法，在今天依然很普遍。

梭伦根据财产也就是资产的多少将雅典公民分成了四个等级。根据收入，从高到低依次为第一等级、第二等级、第三等级以及由无产者构成的第四等级。

但是，有一种宿命总是与改革相伴相随。因改革而提升了实力的人总是追求进一步的改革。梭伦改革也没能逃出这一宿命。

可是没过三年，他就被召了回来，原因是波斯大军打过来了。不用说，回国后的阿里斯提德协助总司令特米斯托克利斯，把雅典率先展开的抗击波斯的战争引向了胜利。有意思的是，波斯战争中的第一功臣特米斯托克利斯的名字后来也加入了陶片放逐法的牺牲者名单中。这个制度于公元前417年被废除，大概雅典人终于意识到这个制度存在许多有违国家利益的缺陷吧。

考古学家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就在这个时期，制作精美的阿提卡陶器取代了之前占据地中海世界陶器市场的科林斯、萨摩斯、米利都和罗得产的陶器。以红绘和黑绘闻名的阿提卡陶器独占地中海高级陶器市场的时代开始了。

阿里斯提德二话没说，就在男人递过来的陶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后还给了他。那一年，阿里斯提德被雅典驱逐出境。

与梭伦一样，庇西特拉图也出身于名门贵族。但是，这个名门贵族没有把权力基座放在自己所属的贵族阶级上，而是放在民主派的新兴阶级上了。由工商业者构成的这一新兴阶级，与土地所有者的原有阶级相比，对经济的发展更加敏感，而且深知想要发展经济，政治的安定比什么都重要。

在雅典，无论多么无知，只要是公民，他的权利都受到绝对的尊重。但是不具备公民权的人则完全没有参政权。住在雅典的所谓非公民通常是指外国人和奴隶。因为工作或其他原因，当时的雅典生活着很多外国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希腊人。他们说希腊语，信仰希腊宗教，有希腊人的性格，和雅典人没有任何区别，只是因为他们出生于雅典以外的城邦，就被和雅典公民区别对待。在雅典，父母必须有一方是雅典公民的人才能享有公民权。后来，到了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变得更加封闭，父母双方必须都是雅典人，才有资格取得公民权。

克利斯提尼首先从行政改革入手。

实际上，独裁政权的优劣完全取决于独裁者个人的才能与性格藏书网。雅典公民非常认可庇西特拉图的才能，愿意服从他的独裁统治。但是在庇西特拉图死后，却无法忍受作为其继承者的他的儿子们的独裁。公元前510年，雅典的独裁政权被斯巴达援助下的贵族推翻。

克利斯提尼还将梭伦时代由任期一年的9人组成的政府官员增加到10人，重新命名为“内阁”（stratēgos），该词派生出“战略”（stratēgia）一词，因此内阁成员也叫“国家战略官”。就任国家战略官的10个人每年由公民大会选出，这就是雅典城邦的内阁。

不管怎么说，世界史上第一个由普通公民直接参与国政的政体就在这个时期诞生了，后世称之为“直接民主政治”。每一个公民都和权力的行使直接相关。这一时期的雅典，就民主政治在规模和重要性上对他国产生影响的国家中，至今仍然是最早也是唯一的一例。

首先，公民大会的权力得以强化。20岁以上的所有雅典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与罗马不同，在雅典实行一人一票制。

但是，和公民缴纳同样的税金，非但没有被选举权，甚至连选举权也得不到承认的国家，在当今世界也不少见。

“对不起，能帮我写上阿里斯提德的名字吗？我不会写字。”

开始投资动产的雅典公民，迟早会对以不动产为基础的政体心怀不满。当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敢于正面挑战梭伦的个人权威，从而避免了问题的表面化。但是，在梭伦离开政治舞台后不久，人们郁结在心里的不满爆发了。

克利斯提尼也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与梭伦进行的改革被称为“财产权利制”不同，克利斯提尼的改革出现的政体叫民主政体，意思是由自由民众治理的政体。雅典城邦终于在公元前6世纪末实现了名副其实的民主政体。

王政是一人专政的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讲，又叫作帝制。贵族政体是由选出来的若干人共同治理的政治制度，又叫财产政治。这是因为梭伦制定的资产与权利成正比的制度是以人口普查结果为依据的，所以才被安上了“财产权利制”的叫法。在日本有很多学者把它翻译成“财阀政治”，这种翻译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用钱买选票的“金权政治”，因此，在这里我把它翻译为“财产权利制”。尽管如此，我想一定还会有很多人认为收入与权利挂钩没有道理。

苏格拉底说过，祖国的法律即使不好也要遵守，为此他拒绝了让他逃亡国外的劝告，而被处以死刑。同是哲学家的亚里士多德则不愿殉法，早早就溜之大吉了。对于雅典公民苏格拉底来说，雅典是他的祖国。但是对于出生地不在雅典的亚里士多德来说，他没有义务为雅典的法律牺牲自己。

梭伦自己既不属于新兴的工商业阶级，也不是出身于重债缠身的自耕农阶级，而是拥有大片土地、在雅典举足轻重的名门贵族之后。他大概也是历史上少有的有先见之明的人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