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公民特别容易妒忌别人的成功，更何况雅典政界还有一个排除政敌的特殊方式——陶片放逐法。对于权力者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但是伯里克利从来没有想过要废除这一方式。令人惊奇的是，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他竟然一次也没有被放逐过。
在这一政体下，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担负公职的人能够得到的荣誉，不是因其出身，而在于他的努力和贡献。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贫穷而默默无闻。
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这个时期，三个罗马人没有看到20年后的伯里克利之死，也没有看到把伯里克利死后的雅典逼向灭亡的“群愚政治”。谁都清楚，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雅典，自由和秩序得以并存，完全有赖于伯里克利的力量。
另一方面，在雅典，虽说有伯里克利本人的引导作用，但是他们的确看到了整个社会散发出的自由和秩序并存的精神。
伯里克利时代到了最后一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战争的导火索终于被点燃，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了。这是在公元前431年以后的事情，距离罗马人到访希腊已经过去了20年。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被认为坚如磐石的伯里克利的权力也蒙上了阴影。罗马人没有看到在反对派射人先射马的策略面前，伯里克利为了爱女不被关进监狱而卑躬屈膝的情形。
同时，他也继承了特米斯托克利斯提出却未能实现的政策。他也把斯巴达看作与波斯一样的假想敌。出于这一想法，他从不放弃寻找对付斯巴达的方法。他的策略是一方面尽可能避免和斯巴达之间的较量表面化，同时在这一时期想方设法削弱斯巴达的力量。为此，他和特米斯托克利斯一样，不择手段。
和伯里克利同时代并留下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做的评价是：
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告诉我们，伯里克利曾经说过这样一些话：
于是，无论在比雷埃夫斯港的造船厂工作的工人，还是只有少量土地的贫苦自耕农，或者是在雅典的海军船上工作的船员，都具有了名副其实的参政权利。由于无产者的参与，这一时期的雅典民主政治达到了巅峰。
上面的话虽然有夸张的成分，却是无人能反驳的实情，甚至完全可以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圣经”。历经2500年，人类应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究竟有没有一位领导人能像伯里克利一样做简洁明了又体面的演讲呢？
在雅ｗwｗ•９９lｉｂ•neｔ典，作为无人质疑的激进派头目，伯里克利不仅没有废除阿里斯提德、客蒙等稳健派的做法，甚至还沿袭了他们的思路。他利用海军掌握制海权，以确保并扩大雅典市场，从而增强雅典的经济实力。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努力维护与波斯、斯巴达之间的友好关系。
但是，斯巴达社会太故步自封了，不只是体现在与别国的关系方面，甚至在国内，各阶级的情况也是如此。斯巴达的这一国情在建国伊始就开始与其他部族互相融合的罗马人眼里，显得格格不入。
他还着手实施宏大的再建工程——要在波斯战争中遭破坏后尚未修复的雅典卫城原址上，建起比以前更漂亮、更壮观的神殿和剧场。公民对于他把国民的钱花在这类事上很不满，反对声一浪高过一浪。对此伯里克利没有采取回避的态度。他说：
前面已经提到过，雅典城邦的最高执行机构由10位“国家战略官”构成。这10个人每年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在雅典，掌握了国家政权意味着此后若干年将连续当选“国家战略官”，并且有可能出任最高执行机构的议长一职。
三个罗马人也许发现了伯里克利时代光芒四射的雅典民主政体其实也有阴影。这或许就是考察了处于鼎盛时期的雅典，却没有把雅典的“法”——也就是政体——照搬过来的理由吧。
在教育制度上，我们的竞争对手（隐指斯巴达人）从孩提时代起，即加以最严格的训练，使其成为勇敢的人，而在我们的国家里，对孩子的教育没有他们那样严酷。但是，当危机来临时，我们表现出来的勇气不在他们之下。
让民主政体发挥作用的，并不一定是民主主义者。
自由和秩序的并存是人类永恒的课题之一。没有自由，就没有发展；没有秩序，也得不到持续的发展。然而这两者又是互相排斥、互不相容的矛盾体。要让这二者在现实生活中并存，是极其重要的政治命题。雅典和斯巴达虽然方法各不相同，却都解决了这一命题。考察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这两个城邦，即使不是罗马人，我想也都会受益匪浅吧。
也许罗马人认为，维持秩序无须像斯巴达那样剥夺一切自由，保卫国家也不必像斯巴达那样倾全力培养士兵。
通常我们会以为这三个罗马人一定会被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深深吸引，并成为雅典民主政体的拥护者，认为自己的国家应该引进这种政体。因为不需要伯里克利介绍，他们眼前看到的外国人的榜样——雅典人的生存方式产生的结果就是雅典繁荣的景九_九_藏_书_网象和他们强大的力量，甚至连波斯也自叹弗如。
在军事方面，斯巴达的军事体制是以培养专业士兵为至高目的。相反，罗马士兵的生活和普通人几乎完全一样。虽然在罗马，服从也被认为是一种美德，但不是斯巴达那种涵盖全部生活的原则。在斯巴达，贪恋私有财产会遭蔑视，但罗马的法律从一开始就是以保护私有财产为目的而制定的。
稳健派的客蒙遭陶片放逐被赶下台后，取而代之的是伯里克利。那一年是公元前461年，伯里克利当时的年纪在35岁左右。客蒙遭放逐或许与他脱不了干系，我们猜测他很可能暗中参与了这一事件，因为在客蒙被逐出雅典后不久伯里克利就上台了。拥立他的不是他自己代表的阶层，而是立场相对立的阶层。在获得权力以后，伯里克利并没有让权力只是服务于贵族阶层。
社会上公认的“伯里克利时代”，指的是公元前460年至前430年的30年。而落后的罗马元老院三位元老为了考察先进国家希腊，在希腊逗留的时间据说是公元前453年到前452年的一年。
伯里克利领导下的雅典，对于外来人，不问职业，只要是才智过人的人，尽管不授予他们公民权，一律以“内需”的名义酬谢他们。于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和艺术家等纷纷来到雅典，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条成功的捷径，因为在雅典获得承认意味着飞黄腾达的将来。希腊哲学中心从其诞生地爱奥尼亚转移到雅典就是在这个时代。雅典在政治、经济、海军力量以及文化方面成了希腊的代表性城邦。后世的我们满怀遐想和敬意提起的“希腊文化”时期就是指伯里克利统治希腊的30年里达到鼎盛的、先后持续不到200年的时期。
遗憾的是，找不到任何史实可以告诉我们，在希腊逗留的一年时间里，三个罗马人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回国后又做了怎样的汇报。甚至对这一时期的罗马做了最详细描述的历史学家李维也只留下这样一句话：“派遣考察团的目的是为了抄写著名的梭伦之法，了解希腊各城邦的现状、法律以及产生法律的过程。”关于他们回国后的情况也是一笔带过，只写了包括回国后的三个人在内的十人委员会（也叫十人团）编写了《十二铜表法》。当然也有一种可能，也许这三个人写过些什么，只是后来被遗失了。因为公元前390年凯尔特人攻下罗马的时候，罗马曾经陷入一片火海，据说很多史料都在这个时候被化为灰烬。不管怎样，要想找出三个罗马人关于考察希腊的只言片语，实在是难上加难。
这样一来，反对伯里克利的人无话可说了ｈtｔp://wwｗ•９9ｌiｂ.nｅt。以帕台农神殿为中心的雅典卫城一点一点地展现出了壮丽、堂皇的面貌，令来自外国的游客赞不绝口。外国游客的赞叹声越多，雅典人的自豪感也就越强。
但是，我们与学者、研究者不同，他们写历史必须有确凿的史料依据，而我们只是非专业人士。非专业人士有推测和想象的自由。
理论上，之前的雅典也给了全体公民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但是，他们面临的现实问题是需要用自己的双手去获取每天的口粮。所以对他们来说，即使当选了政府官员，也无法全心全意地从事公务。因为所有公职都是无偿的，而伯里克利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一位无作为的领袖有可能遭到离弃，却不会下台。但是伯里克利不是一位无作为的领袖。在希腊历史上，在民主政体下，能够连续30年大权在握的人，他是仅有的一个。也许正因为他不是民主主义者，所以他才能更好地利用民主政体吧。
但是，伯里克利和特米斯托克利斯不同，他是一位不同寻常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有非凡学识的人。伯里克利野心勃勃，他理所当然要把雅典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希腊第一城邦。
“知道了。以后的工程费就从我的私有财产中支出。但是，我有一个要求，要在帕台农神殿的正面刻上我伯里克利的名字，大家没意见吧？”
伯里克利出身于雅典的名门望族，拥有真正意义上的贵族性格——思想自由。
总而言之，我们的城邦雅典在所有方面都是全希腊的榜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雅典公民具有的荣誉、经验和德行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具有完整的人格。
也就是说，考察团的三个罗马人看到的是伯里克利在一片拥戴声中执掌政权时的雅典，看到的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指挥雅典人、一个接一个地实现自己的想法、像闪耀着光芒的大理石神像似的伯里克利。
修昔底德认识到了这一点，而当时的三个罗马人也不见得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善于观察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逃得过他的眼睛。
以军事为立国之本的斯巴达一定让税制等于军制的罗马人感到一种亲近。斯巴达人非常看重质朴和刚毅，而罗马人在200年后依然坚持把质朴和刚毅视作美德之本。仅此一点就足以让罗马人生出许多共鸣吧。
但是，罗马没有模仿雅典，也没有模仿令强大的雅典时刻不敢放松警惕的斯巴达。
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一样，享有充分的自由。雅典公民享有的自由程度之高，甚至连怀疑、妒忌都是自由的。……尽管如此，我们可以享受各种娱乐，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忘却日间劳作的辛苦。每年在规定的日子里举行各种比赛和祭祀，不忘让我们的居所变得更加舒适。……九九藏书
我们爱美，但我们有度；我们尊重智慧，但绝不迷恋于此；我们追求财富，但我们只会尽可能地利用它，而不以此炫耀。在雅典，贫穷不可耻，可耻的是不为脱离贫穷而努力。
这一切不是自我吹嘘，而是事实。因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方式而变得强大的现在的雅典证明了这一切。
更何况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不模仿不表示没有受到影响。相反，不模仿难道不正表示他们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吗？如果前去考察的是缺乏观察力和洞察力的人，那自然是另当别论。可是，罗马考察团的三个人从他们的先后政绩来看，无疑都是极优秀的人物。
从遥远的罗马来到希腊，在希腊逗留考察了近一年的三个罗马人看到的正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
我们尊重个人利益，却是为了更加关心公共利益。这是因为在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目的的事业中表现出的能力，同样可以服务于公共事业。在雅典，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会认为他爱好和平，我们认为他不具有公民的资格。
在这个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国家实行的抽签与日薪相结合的做法，成了历史上最早的直接体现民主政治的例子。它的思想十分完美，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伯里克利从进入雅典政界的这一年起，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几乎年年当选“国家战略官”，并且大部分时间被选为议长。
雅典民主政治是通过克利斯提尼改革实现的。伯里克利把雅典的民主政治贯彻得更加彻底。他规定除了必须拥有聪明才智和实践经验的军队和财政的重要负责人之外，其他所有政府官员、行政和军队的负责人统统在公民大会上通过抽签产生，还规定了所有这些公务员在担任公务期间政府要向他们支付日薪。
罗马人因憎恶独裁而推倒王政后，确立共和政体还不到半个世纪，所以，罗马人对独裁有些神经质也很自然，即使施行独裁政治的人是一位具有超常平衡能力的人。独裁政治有很多缺陷，首先与施行独裁政治的人的个人能力密切相关。不知为什么，拥有超常能力的人极少连续出现。其次在于缺少监督机制，即使行为邪恶也无计可施，这是独裁政治的最大缺陷。
伯里克利免费向公民开放了当时雅典公民最主要的娱乐场所——剧场，经费从国库中支出。
表面上看实行的是民主政体，实际上是一个独裁的国家。九九藏书
那么在当时的雅典，把只有由一个人拥有的权力完全变成自己的东西后，伯里克利奏出了怎样的“乐章”呢？
…………
伯里克利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为什么只有他能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不学习他们通过非人的残酷训练来应对考验，我们用每个人具备的能力，即决断力，来应对考验。我们的勇气不是产生于法律的要求，而是源于每个雅典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各自的行为准则。……
对于自己施行的政策被指责为哗众取宠，伯里克利丝毫不在意。根据某些历史学家的说法，据说他还花钱买选票。究其原因，都是出于他对权力的热衷。伯里克利就像出色的演奏家渴望拥有称心如意的乐器那样，把强大的权力看作不可或缺的东西。
我想，他们或许也注意到了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很适合防守，却容易阻碍发展。斯巴达虽然有秩序，却没有精神上的自由。
当时的罗马虽然处于共和政体时期，但是与曾经的雅典一样，平民阶级正在迅速崛起，而考察团的希腊之行正是因为难以拒绝他们编写成文法的要求。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罗马与克利斯提尼时代的雅典极其相似。也就是说，即使实行雅典式的民主政治也丝毫不会令人觉得奇怪。然而，此时的罗马却让那些进步主义的罗马史专家非常遗憾地写下了“与实现民主政体的绝好机会擦肩而过”。
我们雅典人无须羡慕任何其他国家的政体。我们的政体不是模仿他国得来的。我们的制度要成为别人的模范。我们的政体之所以称为民主政体，是因为政权在多数公民手中，而非少数人手中。
那么，这三个罗马人看到的当时的斯巴达和雅典又是怎样的呢？
到一个开始进入衰退期的国家去，并把这些国家出现的问题当作反面教材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但是，考察一个正处于鼎盛期的国家，却不学习它的优点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次考察不是大学生的毕业旅行，而来的是既有丰富实践经验又有一定阅历的元老院元老。和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希腊的接触，引起这些罗马人思考的不正是有别于要模仿的东西吗？
在雅典逗留了整整一年时间的三个罗马人一定有很多机会接触并观察到伯里克利的言行举止。看到了伯里克利卓越的才能，三个罗马人深切地感到人世间像他这样的非凡人才实在太少。然而，我在想，深感这一点的他们一定也看到了民主政体作为一个体系的弱点，那就是，必须有伯里克利这样的人物才能充分发挥体制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