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卡米鲁斯始终无缘执政官。因为罗马再次实行二人执政官制度，是在卡米鲁斯去世的上一年。

第一，在注重防卫的同时，重建被毁的罗马。

但是，由于执政官必须两人意见一致，决议才能生效，所以，即使卡米鲁斯出生于执政官制度下的时代，从他的性格来看，或许他更适合当独裁官，尽管任期只有执政官的二分之一，却是一个人说了算。

做过五次独裁官的卡米鲁斯，他的功劳首先是战功，他率领的罗马军几乎是屡战屡胜。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使得曾经遭蛮族践踏而失去了自信的罗马人重拾信心，也让背弃罗马的邻近各部族放弃了侵犯罗马边境的想法。

第三，消除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对立，实现社会安定和舆论统一。而这必然意味着政治改革。

所谓根本性的改革，只有通过改革者的交替才能做到完善。

但是，无论是卡米鲁斯还是罗马，值得庆幸的是在他最活跃的时期，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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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前410年至前360年，罗马由六人军事指挥官取代两人执政官治理罗马。因此，每当六人意见不一致，又急于做出决定时，只有任命独裁官来打破僵局。而卡米鲁斯就是独裁官的最佳人选。

如果是依靠军事力量就能解决的问题，“凯尔特冲击”过后的罗马因为卡米鲁斯的功劳，就能恢复到“冲击”之前的状态。至于依靠军事力量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需要不受传统束缚的判断力，所以只能由比卡米鲁斯年轻的男人来解决了。

马尔库斯·弗里乌斯·卡米鲁斯是一位武将，曾经在公元前396年攻打维爱的战争中立过功。因凯尔特人的入侵，罗马的防御变得不堪一击，他总揽了防御的工作。普鲁塔克是这样描述卡米鲁斯的：

在专门研究罗马史的学者，尤其是希腊的学者当中，有很多人注意到了罗马人提出问题的能力以及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确定先后顺序的合理性。后来在英国人统治世界的时99lib.net代里，为培养政治敏锐性，甚至要求学者对此加以特别关注。根据英国学者的研究，公元前390年以后的罗马人认为必须解决的是下面这些问题，按照罗马人排列的顺序列举如下：

其结果就是他举行过多达四次的凯旋仪式。一场小小的战斗获胜无权举行凯旋仪式，所以四次凯旋仪式意味着他的战绩很辉煌。对罗马人来说，一次凯旋仪式就是毕生的荣誉。因此，作为人们心目中仅次于罗穆路斯的罗马第二位建国者，卡米鲁斯即使在凯旋仪式上驾驶四匹白马拉的战车，相信也不会有人提出抗议。

卡米鲁斯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甚至还借用过凯尔特人的战术。在重视灵活性方面，罗马军的阵型改成了凯尔特方式。以前，军队以大长方形的阵型突击，他改成了小方形，由各路中队分头突击。考虑到长期作战的需要，他还注重建设坚固而舒适的营地。进攻策略也更加灵活，根据敌人的不同随时改变战术取代了以前单一的用力量压制九-九-藏-书-网敌人的战术。此外，武器和装备也得到改良。

城墙建成之后，下水道的整修工作放在了神殿重建之前完成。这次把以前没有铺的街道也铺上了，还用切割成四方形的石板盖在下水道的上面。接下来才是神殿的重建，当然也不会草率行事。为了不再出现两个都城的问题，罗马有必要强调这里是诸神的原住地。

环绕罗马七丘的城墙的重建没有按原样进行，全长达8公里的城墙采用了从维爱采石场运来的高度在1米以上的石块。在城墙要冲位置建了瞭望塔，上面有哨兵驻守。因为蛮族凯尔特人的行踪不定，很难预测他们什么时候会再次来犯。

第二，与叛离的旧同盟各部族作战，以此确保边境安全。

在接受屈辱的条件，用赎金让凯尔特人离开的7个月后，罗马人终于着手重建被毁的罗马城。

但是，用国家财政重建公共设施后的罗马，已经很难顾及私人设施的重建工作。于是私人设施的重建问题就一股脑地甩给了公民自己。由于９9liｂ•nｅｔ罗马人有非常强烈的重建愿望，结果导致罗马的城市建设毫无规划。见识过当时罗马的希腊人把罗马说得一无是处，指出罗马甚至没有公共设施区与住宅区之分。这就是急于重建的结果。罗马着手修建阿庇亚大道及阿庇亚自来水管道那样的建设事业是在“凯尔特冲击”带来的创伤彻底痊愈后的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以后。

坚固的城墙建成了，但是最好的防御是进攻。这时的罗马又在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位置上出现了合适的人才。

但是，他也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总是不顾及别人的反应而直言自己的想法。在平民提出在维爱设第二首都的时候，他坚决反对。遭检举后，他不得不主动流亡国外。这件事只是其中一例而已。固执己见的人容易遭人憎恨。他不是很容易被公民大会选中的人。

卡米鲁斯出身于非名门的罗马贵族家庭。他很公正，重信义，对现状有出色的判断能力，更可贵的是有先见之明，还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执行能力。他对屈服于罗马武力的战败者也很宽容，性格一点也不张狂。把分崩离析的同盟国成员再次收于罗马羽翼下，不能不说卡米鲁斯的这种性格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他在打败曾经的同盟者后，对待他们就好像从未被他们叛离过一样。尽管通过战斗已经充分显示了罗马的实力，但他依然平和地对待战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