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我不能苟同。我认为由那些具备丰富的经验和出类拔萃的能力但不需要经过选举的人组成的机构是共和政体下不可或缺的机构。正因为他们远离选举，所以他们可以从长远的视角去制定一贯的政策。为了维护因选举年年发生变化的执行机构，他们也是不可或缺的。

现在的我们毫不怀疑地相信两大政党主义是上上之策。但是，它果真像我们坚信的那样是上上之策吗？寿命最长的组织——现在的天主教会是一个典型的惯用拉拢手段的组织。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中的“新鲜血液”几乎都是被教皇领导下的教徒们“拉拢”来的。

当然，它也有缺陷。首先，不管怎样，改革的效果需要经过较长一段时期才能让人们看到。因此，如何赢得人们不改初衷地一直支持改革，是改革者必须牢记的任务。而未废除护民官制度的罗马，在这方面做得也很高明。在平民看来，护民官的存在意味着自己的想法有可能获得重视。不过，话虽如此，由于护民官在卸任后可以获得终身制的元老院席位，所以他们应该不会太过激进。

现在还保存在罗马市内的遗迹古罗马广场曾经是古罗马的中心。从古罗马斗兽场的位置进入古罗马广场，沿着古代的帝国大道前行，可以到达协和神殿。该神殿是为纪念《李锡尼法》的实施而建，位于罗马最好的位置——古罗马广场内，只是现在神殿内已经见不到一根柱子了。

以公元前4世纪中叶为界，共和政体下的元老院不再是贵族阶级的牙城，出身不再是成为元老院元老的门槛，经验和能力才是最基本的要求。因为元老院元老不再是世袭，所以这个机构成了纯粹的、具有丰富经验和杰出能力的人的集体。

其次，当新势力成功进入体制内部后，还会出现新的势力，还需要把他们纳入体制内。也就是说，国家不得不无休止地拉拢新势力。直到公元前1世纪前九-九-藏-书-网的300年间，这种“拉拢方式”还是发挥了有效的作用。

有人认为只有这三种政体结合起来，才是接近理想的政治体系。其中一人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尼科洛·马基雅弗利。

从此罗马不再是贵族政体，而是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寡头政体。所谓贵族政体是由贵族出身的少数人统治绝大多数人的政体，而寡头政体在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的这一点上与贵族政体相同，但是，对少数人的血统没有要求。罗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一条路：

但是，公元前367年的罗马人选择了全面开放。既然是全面开放，就意味着彻底的自由竞争。选举结果有时会出现两位执政官都是贵族，有时会出现两人都是平民。不管结果如何，都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对此，两派都无话可说。而这一改革的最大好处就是消除了利益代表制度。

通常建造神殿的目的是为了供奉神，而建造这座神殿的目的是为了消除阶级矛盾，供奉的是和睦之神——协和女神。可见，罗马人的多神教性格甚至连国内和睦也要神格化。对此我们只有一笑置之。但是，公元前367年的罗马人正是通过这一做法表达了他们实施《李锡尼法》的坚定决心。

在日本，“res publica”一词被翻译成“共和”或“共和国”，并一直沿用至今。我也采纳“共和”的译法，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总觉得会有一些不太协调的感觉。

其次，规定共和政府的所有要职向平民出身的人开放。

“协和神殿”这一名称就是一致、协调、和睦、合作之神殿的意思。通过建造神殿，所有人承认了《李锡尼法》，宣誓消除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的对立，两者团结一致，相互协调，和睦相处，共同合作，为罗马尽心尽力。

但是，问题还在后面。在关系国家存亡的危急时刻，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抗争暂时平息，一旦危机过去，内讧再次出现。战时团结一致，战争一停，国内斗争再起，成了实现共和政体以后的罗马的常态。

罗马的二足结构没有采用贵族和平民交替执政的方式。九_九_藏_书_网旧势力拉拢新势力是罗马的惯用做法。

面对蛮族来犯束手无策的最主要原因正是国内不断的内讧。经历了公元前390年厄运的罗马人，已经不能允许这个问题无限期拖延。这一点罗马人比任何人都有体会。

在古代，民意优先派叫平民派，公共利益优先派叫贵族派。贵族只是在最初的阶段表示生来就是贵族的意思，后来普遍沿用“贵族”一词的词源“aristocraticos”的原意，即比百姓优秀的人，也就是“精英”的意思。因此，前者认为民主政体是好的政体，而后者选择的政体与其说是贵族政体，倒不如说是寡头政体更加贴切。

第二是“公共利益优先”派。这部分人认为公共利益必须高于一切，他们同时认为民意的反应不一定有利于提高公共利益。也有人说，属于第一派的人立足于性善论，而属于第二派的人则立足于性恶论。

雅典的二足结构采用了交替掌握权力的方式。我们可以把寡头政权和民主政权看成两大政党。

此法律规定，凡是担任过重要公职的人，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有权取得元老院席位。就连以保护平民阶级权利为己任的护民官，在卸任后也可以成为元老院元老。

雅典和罗马在权力的二足结构方面是一样的。

第一是希腊城邦的衰退。为此，坚持认为必须与平民斗争的顽固派保守势力也不得不承认斯巴达式的封闭社会具有危害性。同时也让一味要求权利的激进派平民阶级了解到雅典模式过于超前具有的危害性。

因此，雅典在政权交替的时候，利用陶片放逐法来排除异己就成了不可或缺的手段。即使没有陶片放逐制度，只要采用政权交替的方式，类似的“流血”事件总是难以避免。

波里比阿认为，罗马强大起来的第一要因在于罗马创造并实施的政治体系。他的理由如下：

为什么为实现目标而采用的手段会有如此不同呢？所谓的手段，我想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两种：

第二是平民阶级力量的增强，不是量而是质的增强。

在这部法律中，首先废除了六人军事指挥官制度，恢复二人执政官制度。明确今后罗马将实行寡头政治，即少数人领导的体制。

罗马的这种方式不仅可以避免政权交替时出现“流血”情形，而且还可以随时补充新鲜“血液”。可以说，这种体系对于有效利用人才资源非常有利。

以前，平民要求的是两位执政官中平民占一个名额。现在，正如他们所希望的，向贵族和平民共同分担国家要职的方向发展了。平民出身的李锡尼制定了《李锡尼法》，贵族们为这一想法的法制化投了赞成票。他们选择了不以阶级分配要职，而是全面开放的方式。

第一是“民意优先”派。有此想法的人认为主权在民，所以在反映国民意愿的同时，应该实现公共利益。古代希腊和罗马都没有主权在民的说法，但是作为城邦，它们的特点都是以公民为共同体的主要支柱。如何看待民意的反应是他们的重要课题。

为了从公元前390年凯尔特人入侵而受到的打击中走出来，应急措施在经过了20年后暂告一段落。虽然城建杂乱无章，但是罗马再次成为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在打败外敌后，重新变成边境相对安全的地方。尽管是在卡米鲁斯的领导下，重建罗马也用了20年的时间，可见“凯尔特冲击”带来的创伤有多么巨大，它迫使罗马倒退了10年甚至20年。但是，不管怎样，罗马终究恢复了最初的活力。

如果只是这样的两分法自然简单，但是由于他们各不相同，所以不能这样简单地进行区分。

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后，希腊民主政体逐渐瓦解，使时代潮流趋向既有经验又有能力的人实施寡头政治。即使不是寡头政体，也是马其顿那样的王权统治。但是罗马人不喜欢国王政体，他们认为即使不在国王99lib.net政体或民主政体下，也能提高公共利益，那就是共和。这确实很符合罗马人的做法。

在这个世纪末期，平民出身的人获得了为保护罗马的诸神而举行祭祀活动的官职。

古代罗马人把“politeia”翻译成“res publica”（共和国）。它是意大利语中“republica”、英语中“republic”的词源。这一拉丁语的意思是“共同体”或“公共”，还有采用君主政体以外的政体的国家的意思，因此，“共和国”的翻译也是正确的。

不得不说这个决定非常高明，而且是以深厚的洞察力做保证的。

“res publica”重视的是公共利益，在公共利益高于一切这一点上，每个人的想法惊人地一致。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却不是共和就能做到的。这一点历史已经予以证明。不，也许这就是人类的不同表现，即历史本身目标一致，但人类为实现目标的手段不尽相同。

在《李锡尼法》实施若干年后，又出台了一部法律。

田中美知太郎先生把柏拉图的“politeia”（理想国）翻译成了“国家”，而希腊语中，“politeia”的意思据说是城邦（城市国家、公民国家）的存在方式、组织、制度，因此，“国家”的翻译完全正确。

和80年前制定《十二铜表法》时的罗马人不同，公元前4世纪前半叶的罗马人已经具备了实施根本性改革的一切条件：

公元前367年，罗马史上划时代的法律《李锡尼法》得以实施。

人类社会中经常会出现有先见之明的人物，因为他们可以预知未来，所以他们知道当下应该做什么。但是如果他们只是普通的一员，那么他们不过是有先见之明的知识分子而已。如果想把自己看到并了解的事情付诸行动，需要权力。马基雅弗利说过：“没有武器的预言者将自取灭亡。”特洛伊公主卡珊德拉预见到特洛伊将被希腊军队毁灭，于是她把破解的方法说给特洛伊人听，却没有人理会她。在欧洲，现在还把那些坚信只要劝说就会有人听的人叫作“卡珊德拉”。

虽然我们不能说美利坚合众国的两大政党现在仍沿用这个意思，但是仅看称谓，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分别继承了上述两个传统。我想如果把民主党翻译成“民意优先党”，把99lib.net共和党翻译成“公共利益优先党”，或许会更明白些。

这实在很了不起。如果按贵族和平民分配官职的话，首先有悖于机会均等。虽然以废除阶级差别为目的来分配官职，却反而会出现强化阶级差别的结果，而且，这种事情一经以机会均等的方式处理，就会一直延续下去。于是两派的利益代表就会时刻处在相互仇视之中。这样一来，罗马国内就会出现两个政府，必须实现有效利用举国之力的政治改革也就徒有虚名了，而且还在内部永远埋下了矛盾的种子。

因此，获得权力成了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至于如何获得权力，则需要有洞察时代的能力，了解时代的潮流正在向哪个方向发展，这一潮流是否足够强大。如果这股大潮是民众，他必须成为平民派的领袖。如果他身处民主政治已经走到尽头的时代，他必须成为寡头政体的领袖。即使不是因为喜欢平民而成为平民派的，但是只要是同情者，也会有足够多的人听他吩咐，而作为一位领袖必须有效利用他的这些手下。权力对他而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公元前445年“解禁”的贵族和平民间的联姻成果此时开始显现。平民阶级开始人才辈出要归功于卡米鲁斯。独裁官可以任命骑兵长官一职的副官。卡米鲁斯提拔的平民出身的武将在战场上大显身手。在率领军队和领导国政一视同仁的时代，战场上表现出来的能力自然会转向国内的政治舞台。就连伯里克利，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个爱好和平的人，但是当雅典发生战争，他毅然决然地执掌司令官之职参加战斗。战略也是政略，不！它必须是政略。

但是，经过法国大革命洗礼的现代历史学家中，有不少人对“开放元老院”的规定持批判态度。他们认为，连护民官在接受洗脑后也可以被纳入体制这一事例，恰恰证明了无法实现民主政治的罗马人，与实现了民主政治的雅典人相反，其政治意识低下。

我认为把“res publica”翻译成“国家”似乎更贴切，当然，如果觉得“国家”的译法不能表达你的心情，还可以翻译成“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而“共和”的译法尽管不算错，却难免让人感觉表达的意思不够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