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防线犹如铜墙铁壁，却并没有造成内外隔绝。罗马的国界本来就不是关闭的，应该说是开放的国界，而哈德良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每到集市日，经常可以看到防线外部的蛮族也带着自己的土特产进入防线内出售，然后购买罗马境内的物产。不只是普通百姓，就是驻扎在当地的军团也都从防线两侧的商品交流中购买必备的物资。当然，军团并非只有购买蛮族的物产才能满足日常所需，而是通过商业交流来抑制蛮族的掠夺欲望。这同样是极为高超的政治策略，后世的研究者称其为“半罗马化”。意思是当国界内推行“罗马化”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在国界外侧推行“半罗马化”。而所谓的“罗马化”，就是组成命运共同体。

克劳狄乌斯——尤里乌斯·恺撒认为，面对日耳曼人的入侵，只靠莱茵河还不足以维持高卢的稳定，必须在不列颠建立霸权才能断掉敌对者的后路。100年以后，正是克劳狄乌斯实现了这个目标。结果驻扎在高卢地区的罗马军队只需在里昂配备一个大队，也就是说有1000名士兵就足够了。因为这1000人还负责守卫帝国设在里昂的金币、银币铸造所，相对于后世完全覆盖法兰西的高卢而言，罗马士兵的驻扎数量几乎接近于零。至于以斯特拉斯堡为基地的另一个军团，仅从地势上也能看出，他们的任务就是死守莱茵河防线。

图密善——莱茵河与多瑙河都发源于阿尔卑斯山脉，因而这两条大河的上游相互接近。对莱茵河与多瑙河两道防线而言，这一带就犹如人的软肋，也就是最薄弱的部分。提比略最早考虑到要强化这里的防卫，而将这一想法付诸实施，建立起日耳曼长城（Limes Germanicus）的则是图密善。因为日耳曼长城的修建，一向被日耳曼人视为自家庭院的黑森林（Schwarzwald）也被囊括进罗马的版图。以往人们不敢轻易涉足的可怕的黑森林，如今修通了罗马式的道路，不但利于行军，一般的旅人也可以进入了。并且，莱茵河—日耳曼长城—多瑙河，由此形成一道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从北海一直延续到黑海，构成了罗马帝国的北方防线。军团的转移也变得更加方便，进而遏制了军费的膨胀。而图拉真的强化和哈德良的重建，也凸显了日耳曼长城战略价值的重要性。因为罗马帝国在欧洲北部面对的，并不是行动一致因而可以寻求妥协的帕提亚，而是以蛮族统称的众多部族集团。

不过，尽管遵循坚守防卫的路线，却同样是在强化防御体系，而与之俱来的费用膨胀是不可避免的。可是罗马帝国很难再增加税收，正如“百分之一税”“二十分之一税”等别名所示的那样，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确定的税率已经固定，对待拥有选举权的人，上调税率可不是一个聪明的办法。罗马的皇帝并不像基督教世ｗwｗ•9９ｌib•ｎet界里的皇帝或国王那样“君权神授”，所有的权力最终都要归结到人上面。统治者只有在得到拥有权利的罗马公民和罗马元老院的委托之后才能行使权力，因此，凡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就都是当权者。而间接税是主体，增税的最大受害者就是普通公民。

尤里乌斯·恺撒——征服了高卢全境，确定了莱茵河防线，阻挡住了日耳曼民族的侵略，对狩猎民族高卢人推行的农耕化十分成功。因为农耕民族以土地为生产基础，很难想象他们会舍弃自己的土地去侵犯别人的疆域。

哈德良——和前任截然不同，这位皇帝一次也没有举行过凯旋仪式。不过此人推行的坚守防卫策略不同于现代的和平主义。他深谙人类欺软怕硬的本性，因而采取了这样的策略。他在长达21年的统治期间，绝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对帝国辽阔边疆的视察上了，最后的结果就是所有防线都固若金汤。换句话说，无论是北非沙漠深处的游牧民族，还是意图跨越幼发拉底河进行领土扩张的帕提亚，也无论是多瑙河与莱茵河岸边伺机而动的北方蛮族，还是企图越过哈德良长城的喀里多尼亚人，都不得不承认，面对这样严密的防御体系，轻易出手必定招致严厉的反击。现代人称这种战略为“威慑”。

当然，发明丰田“及９9lｉb•neｔ时生产方式”的人很难从2000年前的罗马皇帝那里获得什么启示。但我认为，不论是谁，只要明确了最重要的目标，再加上无往而不胜的意志力，就都能想出类似的策略。在这里还可以顺便说一下，后世人们对哈德良皇帝的一个评价就是：“务实的罗马皇帝中尤其务实的一位。”

那么，是不是可以向不具罗马公民权的行省民众增收行省税呢？这话说起来虽然轻巧，一旦推行同样困难重重。行省税又称“什一税”，顾名思义就是收入的十分之一。在古代，无论什么地方，税率都大致处于这个水平。迦太基按照25%的税率征税，就被人说是高得离谱。尽管免除了兵役，这种行省税的推行依然十分勉强。这时如果调高税率，必然招致叛乱。那样的话，就算没有外敌威胁，内乱也同样会破坏安全保障体系的重建。在这种状态下推行改革，只能走节约之路。

图拉真——对罗马而言，分散居住的蛮族虽容易被各个击破，但一旦对方出现强有力的领袖，分散的各部族就有团结起来的危险。例如达契亚部族的首领德凯巴鲁斯就拥有了自称为王的力量，罗马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在罗马的图拉真记功柱上，有一组以“达契亚战争”为题的浮雕，展现了这场罗马取得全胜的战争。达契亚由此成为罗马的行省，多瑙河下游的居民也看不见对岸蛮族的踪影了。也就是说，多瑙河防线又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而一旦高卢安定下来，与其以比利牛斯山脉为界的西班牙也得以安定。在整个伊比利亚半岛也驻有一个军团，因为他们需要隔着“赫丘利之柱”的直布罗陀海峡与北非对峙。

我在《罗马人的故事09·贤君的世纪》中详细记录了哈德良皇帝的事迹。在此我想引用其中几段文字来说明哈德良的施政方针：

我回想起自己撰写这一段时，不禁哑然失笑。这简直就像丰田汽车的“及时生产方式”（JIT）。

奥古斯都——如果谈判的对象不像高卢人那样分成多个部族，而是有着领袖的统一国家的话，那么他也往往表现出妥协的态度。和帕提亚王国之间最终能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就是因为外交比武器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东方防线定为幼发拉底河也由此成为罗马帝国的基本战略。

提比略——此人真正建立起了多瑙河防线，和莱茵河一起构成了帝国的北方边界。匈牙利首都布达佩www.99lib.net斯的起源，就是提比略为监视多瑙河对岸的蛮族而设立的营地。不过，这位皇帝值得大书特书的功绩，还在于整饬了帝国内部的治安。这虽不像抵御外敌那样光芒四射，然而重要性却毫不逊色。因为无论怎样用石头铺设罗马式道路，面对旅途中盗贼袭扰的危险，道路网也难以发挥动脉的作用。

但是，哈德良的这种做法也存在着缺陷。正如很多精密机械，只要一个齿轮出现问题，就会导致整部机械设备出现故障。为防范这种风险并继续发挥制度的效能，只能不断地进行调整。我认为，安敦尼·庇护虽是大家公认的贤明皇帝，他却并没有很好地做到这一点。他可能会辩解说，制度已经在发挥效用了。可是，前一天万里无云，第二天就大雨倾盆的情况并不少见。如果所有的公民都准备了雨伞，那么领袖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领袖之所以被赋予强大的权力，就是要让他未雨绸缪，在大雨不期而至的时候为大家准备好雨伞。哈德良真正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众人都未曾想到的时候，他认识到了重建帝国制度的重要性并加以推行。

对罗马而言，高卢的安定就是这么重要。当军事力量集中在莱茵河与多瑙河防线上的时候，后方高卢的不稳定是不可想象的。

罗马人对未开化民族感到束手无策的缘由之一，在于对人命的不同态度。每当要渡河时，相比于利用木筏或小船，罗马人更喜欢架桥。而蛮族却对自己在架桥技术方面的欠缺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最大的“力量”就在于利用木筏和小船强渡多瑙河时对可能的牺牲无动于衷。图拉真征服了达契亚，将其划为罗马的一个行省。而元老院对他“至高无上的皇帝”的称颂并不只是祝贺他取得战争的胜利，更是欢庆新领土的获取。并且，有一点不能忽略，即元老院元老们虽然都安全地居住在远离多瑙河防线的首都罗马，却和前线的士兵一样，日夜都能感受到蛮族的威胁。“头脑”与“四肢”思虑相通的组织是健全的，因而也是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