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后，尚且14岁却已举行过成人礼的卡拉卡拉又举行了结婚仪式。新娘的父亲是近卫军团长官、皇帝不在首都时耀武扬威的普劳提亚努斯。这个人也来自北非，与塞维鲁同辈，二人过从甚密。塞维鲁让他和次子盖塔一起就任第二年即公元203年的执政官，而盖塔到公元203年时才刚满14岁。

早在罗马进入帝政时期的100多年前，与帕提亚的关系就是罗马最重要的外交问题和军事问题。按照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只有受到压力时才肯坐到谈判桌旁。而在罗马方面，苏拉、卢库鲁斯、庞培、恺撒等都贯彻“军事优先，外交在后”的方针。就连侧重外交的奥古斯都也没有改变军事优先的做法。不过，这项策略之所以能成功维持，是因为帕提亚王国是一个有着统一指挥系统的国家。

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在帝国内部争夺帝位的过程中发挥出了卓越的才能，但即位以后在政治军事方面就乏善可陈了。这是众多历史学家的基本论断，我也持类似看法。塞维鲁的悲剧性就在于他坚信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罗马帝国。帝位世袭是这样，提高军队待遇也是这样，这次战争还是这样。

300年来，帕提亚的确一直是罗马最大的假想敌。不过，当99lib.net了300年的假想敌这件事本身也证明了对罗马而言，帕提亚是一个不难对付的敌人。通俗地说，就是帕提亚是很容易就能找到弱点的对手。即便是奥古斯都、提比略、尼禄、哈德良以及安敦尼·庇护等与帕提亚交过手的皇帝也都命令军团在东方坚持不懈地固守，就是因为他们可以经常找到帕提亚的破绽。尼禄虽然为进攻帕提亚做了精心准备，但因将军科尔布罗坚持自己的帕提亚政策，尼禄最后没有一意孤行。事实证明尼禄的改变是恰当的，从此罗马和帕提亚之间维持了半个世纪的和平。

因为指挥系统明确，军事方面的成果就能在外交方面反映出来。也就是说，知道用哪些筹码和谁去讨价还价，这样更容易达成妥协。相反，在面对尚未形成国家的蛮族时，即使在战场上取胜也无法立即反映在谈判桌上。不知向谁施压，也不知和谁谈判，是罗马和由众多部族构成的蛮族集团作战时相当大的不利。

不管对谁来讲，为胜利感到喜悦都是很自然的反应。可正因为如此，统治者的责任就是考虑胜利可能带来的后果。以往凯旋的将军都是驾着四马战车通过“神圣大道”前往卡匹托尔山的朱庇特神殿。这次甚至等不及塞维鲁99lib•net归国，人们就开始在“神圣大道”前方着手兴建凯旋门。自从图密善建造胜利纪念柱以来，罗马广场的中央已经有一个世纪不曾兴建新的建筑了，而凯旋门也一直存留到了今天。

公元195年，塞维鲁打败帝位竞争者之一、叙利亚总督尼戈以后，为了宣示胜利，曾攻入过支持尼戈的帕提亚王国境内。罗马军队越过了幼发拉底河，一直打到底格里斯河附近，几乎逼近了帕提亚王国的首都。当时大军刚刚战胜尼戈，士气正盛。现在塞维鲁卷土重来，帕提亚方面却没有足够的兵力去迎击罗马军队，因为其境内波斯势力高涨，帕提亚政府已经摇摇欲坠了。

尽管树立了新的敌人，但胜利就是胜利。塞维鲁在呈送给元老院的报告中，要求后者允许修建凯旋门。皇帝的要求，尤其是来自塞维鲁的意见，元老院只有唯命是从。但值得强调的是，不管是元老院还是平民，都为皇帝的捷报而兴奋不已，凯旋门的建设计划也在一片欢呼九*九*藏*书*网声中获得通过。

公元197年夏，塞维鲁作为唯一的胜利者返回首都，还不到两年，公元199年秋，他又不得不匆匆离开罗马。虽然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同行，但他的目的是把帕提亚王国不稳定的苗头封堵在罗马帝国之外。至少他是这么对外宣称的。

帕提亚是绝对君主专制的国家，其生命力可能会比罗马短暂。然而，罗马在进入公元3世纪以后，也出现了历史学家所谓的“3世纪危机”。这也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危急时刻，正是这一时期，罗马开始面对崛起中的敌人波斯萨珊王朝。在这个问题上，罗马自身的确也有部分责任。对罗马而言，被萨珊王朝支配的东方再也不是假想敌，而是真正的敌人了。

当波斯的萨珊王朝取代帕提亚王国的时候，已经是塞维鲁死后15年的事了。虽不是本意，但塞维鲁的确为帕提亚内部的新兴势力助了一臂之力。

既然帕提亚王国已经这般窘迫，皇帝塞维鲁的远征也就当然如同探囊取物。罗马军队一直攻到底格里斯河畔，将底格里斯河与幼发九-九-藏-书-网拉底河之间广阔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划为罗马的行省，然后班师西去。对于这场战争，随军同行的卡拉卡拉似乎比父亲塞维鲁还要自豪。

总之，在最高统治者塞维鲁身边，北非出身的人是越来越多。虽然图拉真、哈德良以及马可·奥勒留都是以起用行省人而闻名的皇帝，可是得到重用的人才都来自帝国各地，而不是只偏重于皇帝的同乡。

然而帕提亚方面并没有侵入过罗马境内，甚至没有证据显示在幼发拉底河附近发生过冲突。早在罗马时代就有历史学家认为，塞维鲁成为皇帝以后，尽管成功铲除了争夺帝位的对手，但是在对外作战中表现平平。现在塞维鲁需要这种战绩了。总之，这场战争并不是自身受到侵犯而展开的迎击，而是在对方发动可能的进攻之前就主动出击。尽管如此，在待遇得到改善的罗马军队中却没有人反对这种“预防战争”。或许因为只是一种预防策略，在这一年对帕提亚的战争中，帝国西方的军队并没有东移，而只是由东方军团完成了这次任务。

此外我已经讲述过好多次，就是罗马与帕提亚之间还有着与其他防线的不同之处。以安提阿、阿勒颇、大马士革、帕尔米拉为代表的帝国东方城市是依靠与东方的贸易生存的。正因为商队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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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由地在延展到幼发拉底河岸的叙利亚沙漠里往来，帝国东方的经济才得以发展。相比于让强盗般的沙漠暴民横行，不如使帕提亚维持存在更方便。

根据常年的较量可知，无论是罗马还是帕提亚，两个国家的军事力量都可以进攻对方，却不足以长期占领。由于这种共同点以及其他诸多因素，罗马和帕提亚都成了善于寻找对方破绽的高手。

而现在帕提亚受到波斯势力的威胁，整个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而新兴势力往往不按常理出牌，所以叙利亚总督尼戈的政策完全是正确的，即罗马绝不采取任何使帕提亚走向衰败的行动。然而和尼戈相反，塞维鲁分别在公元195年和199年两次采取行动。当年马可·奥勒留当政时期的帕提亚战争，是为了迎击帕提亚方面的挑衅行为，而塞维鲁的远征却不是应对挑衅，因为帕提亚王国已经没有那个力量了。

在埃及短暂停留之后，公元202年春，塞维鲁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回到了罗马。两个孩子也亲身参与了盛大的凯旋仪式。雄伟壮观的队伍通过竣工不久的凯旋门，登上卡匹托尔山。据说队列的前排到山顶的时候，队列的末尾才刚刚进入罗马广场。毫无疑问，对56岁的塞维鲁而言，这是人生最荣耀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