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是从军，在军队中积累资历。因为不具有罗马公民权，所以不能做军团兵，但辅助兵的大门一直朝行省出身的人敞开着。根据才能的不同，一两年之内完全可以升到50人小队的队长，当能指挥500人的时候，就获得了列席总督或军团长召开的作战会议的资格。这时如果他还不具备罗马公民权的话就显得很不合适，因此一般都会得到。实际上很多人在领导150名士兵时就已经获得罗马公民权，以后的升迁之路就全凭实力了。顺便说一下，即便始终是一名辅助兵，在25年的服役期满离队时，也能得到罗马公民权，这和退职金一样，都是在入伍时就约定好的条件。

这一问题安敦尼·庇护草率地应付了事，却对马可·奥勒留造成了终生困扰。

行省出身的年轻人只要积极向上，即便不是罗马公民权拥有者的后代，也有两种选择：

蛮族提出了向帝国境内移居的请求，我们暂且不讨论罗马是否应该接受请求，这里应该注意的问题是，皇帝是否意识到了这件事的重要性。因为安敦尼拒绝了对方的请求后并没有采取任何相关措施，可见他还是对该事件缺乏认识。不过，即使马可当时没有参加接见，但据说安敦尼凡事都找马可商量，所以马可知道这件事的可能性极大。如此看来，马可·奥勒留同样没有注意到这一事件预示着时代的变化。

第二种是到帝国的首都罗马去，在那里开始自己新的人生。有不少人一开始就确立了这种志向，十几岁时就到首都接受高等教育。不管怎样，只要到了罗马，可以做医生，或者接受教育后做教师，还可以出任中央政府的行政人员，总之获得公民权的办法有很多。因为《尤里乌斯·恺撒法》依然适用，规定向医生和教师颁发罗马公民权，行政人员从事的也是“公共服务”，也必须拥有“罗马公民”的身份。

对马可·奥勒留而言，这不仅是47岁的他第一次到前线去，而且是他第一次离开意大利本土，甚至是第一次踏上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以北的土地。这种经历不但不能同17岁就积累了边境军团经验的图拉真皇帝相提并论，而且在经验上也无法和行省任职的军团长们一较高下。皇帝之所以亲临前线，是作为罗马全军的最高司令官，把所有军团长都置于直接指挥之下。皇帝即使把具体的战斗委派给军团长们指挥，但在一窍不通的情况下委任他人和在了如指掌的情况下委任他人当然差异巨大。这一时期，马可·奥勒留总算强烈地意识到了自己实地经验的欠缺，即便从跟随皇帝的“comes”即智囊团的人选上，我们也能看出这一点。他们以帕提亚战争时被派到路奇乌斯皇帝身边的庞提乌斯·雷利亚努斯藏书网为首，还包括熟知多瑙河战场周围情况的潘诺尼亚、默西亚各行省的历任总督。这些人虽已隐退，但仍然应邀与马可同行。帕提亚战争时，因为路奇乌斯皇帝只是一味地在避暑胜地逍遥，对政治军事不闻不问，所以这些“智囊团”的作用是代替最高司令官推动战争的进展，但是在这次日耳曼战争中，“智囊团”的作用是弥补皇帝马可经验不足的缺陷。一旦发现自己存在缺点就立刻努力弥补，这一点也是马可·奥勒留被当作贤君的原因。

这正是时代变化的预兆。公元160年是安敦尼·庇护在位的最后一年，这个“慈悲”的皇帝在第二年就过世了，马可·奥勒留接替了他。不过安敦尼·庇护虽然高龄，但直到离世前几天仍很精神，接见外国代表又是皇帝的事务，所以说皇帝很可能亲自接见了这些蛮族首领。而安敦尼一直让下任皇帝马可积极参与国政，当年39岁的马可极有可能参加了接见。

从春到秋都是适于开战的季节，此时皇帝却能毫无顾虑地在前线驻留，正是进行视察的绝好机会。在这一时期，皇帝马可在饱受蛮族侵犯的多瑙河中游各基地反复巡视。罗马的防御体系由“点”和“线”构成。“线”指的是罗马大道，“点”指的则是军团基地。仅在这一带，沿河流布防的“点”相互联结，计有：

我们不知道阿庇安的创作活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根据其他人的做法去推测，有可能是从公共生活中引退返回故乡亚九*九*藏*书*网历山大之后才开始的。这个人留下来的主要著作是记录从罗马建国时期到帝政时期的罗马史，以及记录同一时期事件的其他文章。下面介绍的是他著作中的一种。根据阿庇安的记述，该事件发生于公元160年，也就是说，当时身在罗马的阿庇安是现场目击证人。

对罗马人而言，皇帝御驾亲征是60年来的盛举，而对居住在多瑙河北岸的蛮族而言，事情同样如此。既然两位皇帝亲自出马，那么其麾下的罗马大军肯定也是所向披靡。日耳曼各部族以前经常乘坐小舟或木筏渡过多瑙河，频繁袭扰南岸的罗马军团基地和居民区，此时他们都闻风而逃，再也找不到踪影了。

阿庇安在哈德良皇帝时代就来到了罗马，在安敦尼·庇护时代获得了罗马公民权。这个人的最终资历，是马可·奥勒留皇帝时代类似首都国税厅的机构官员。因此，人们在接受过高等教育后出任公职人员，就能够获得罗马公民权，或者也可以先从事教职，取得罗马公民权后再出任公职人员，两条路都没问题。罗马时代的公务员制度并不严格，从教师到公职人员然后又当作家的例子也并不稀奇。

马可·奥勒留就这样在拉丁语称为“limes”（边墙）的防线上巡视，同时听取智囊团提出的主张和建议。他直到47岁才开始体验哈德良皇帝当年的部分征程。不过，当年哈德良皇帝视察此地的结果是确立了和平，而现在轮到马可，视察则是战争的前奏，这种差异对后者而言就是不幸。

对今天的西欧人而言，德国人蒙森和英国人吉本一样，也是罗马史的权威。但是，蒙森对马可·奥勒留的评论却与吉本截然不同。蒙森十分明确地做出马可“不是伟大的智者”的判断，他认为，只有ｈtｔｐ://ｗwｗ.９９lｉｂ.ｎet尤里乌斯·恺撒一人堪称“伟大的智者”，是天才。而所谓的天才，并不是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而是在众多看到了问题却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的人当中，唯一能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的人。

两位皇帝决定把阿奎莱亚作为公元168年到169年的越冬地点。蛮族方面仍旧暗流涌动，阿奎莱亚处于意大利本土的东北端，同时又位于从多瑙河返回罗马的半路上。有一种说法，即多瑙河基地的瘟疫仍在流行，御医盖伦担心皇帝被传染，于是提出忠告，劝两位皇帝回到阿奎莱亚。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皇帝路奇乌斯强烈地希望返回罗马，马可则苦苦挽留。此时前线比较平静，两位皇帝相互妥协，最后采取折中办法，到了靠近罗马的阿奎莱亚。也许这两种说法可能都正确。不管怎么说，两位皇帝已经决定，在阿奎莱亚的越冬营区内，对公元169年的活动做出安排。

公元168年新年不久，马可和路奇乌斯两位皇帝就离开了首都，前往多瑙河前线。47岁的马可和38岁的路奇乌斯都身披红色斗篷，骑着hｔｔｐ://ｗｗw•９９ｌib•nｅｔ高头大马，只要一看就知道，他们绝不是去前线视察，而显然是出征。实际上，这是自图拉真皇帝进行达契亚战争以来，时隔60年之久，罗马第一次向国内外宣示，决心要在多瑙河防线展开真正的战争。

上述这些军团基地之间也并非荒无人烟，不但有辅助兵部队的骑兵驻地、步兵基地，而且更有当地临时征召的雇佣兵建起的要塞，所有这些不可或缺的防守设施都像珠子一样连成了一串。而且在多瑙河防线上还有执行巡逻任务的带桨帆船基地。

皇帝一行从罗马出发，经由弗拉米尼亚大道前往亚得里亚海，然后沿亚得里亚海海岸到达阿奎莱亚，再从亚得里亚海最北端的阿奎莱亚取道东北方向，最后到达多瑙河防线。所有的行军只需沿着遍布整个帝国的罗马道路网前进即可。

有一个名叫阿庇安的希腊人，在罗马时代撰写了《罗马史》。也就是说，他是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此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具体生年不详，只知道当时处于图拉真皇帝统治时期（公元98—117年）。当时阿庇安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当图拉真皇帝专注于帕提亚战争时，亚历山大的犹太人乘机暴动，突袭罗马的后方，仅以罗马人所建为由，毁坏了埃及人供奉涅墨西斯的神殿。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116年，由此可以推断阿庇安的生年应该在公元110年或那之前的两三年，这样的话他比皇帝马可·奥勒留年长10岁左右，可以算同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