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安敦尼内心的真实意图是不愿让自己犹如晚年的哈德良那样健康受损，所以才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在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而结果说明一切，尽管皇帝除了在上述两地工作和休息之外从不去周边地区，帝国却完美地发挥着功能。当然，这也是皇帝对监督的确从不懈怠的缘故，虽然他进行的只是一种遥控式的监督。我想也正是这种成功的结果导致了后世的历史学家没有去关注皇帝安敦尼23年仁政背后的各种因素，因为如果有人问：“难道这种管理不完美吗？”我们似乎也只能回答：“不，它很完美！”

情报不可能自动汇聚，在搜集情报阶段，人为因素的掺入是无法避免的。情报负责人只搜集和呈送他们自己认为重要的情报，也就是说，在搜集整理阶段就已经掺杂了个人对问题的认知标准，即忧患意识，而且还不止于此，在接收情报加以利用的阶段，个人的忧患意识就更无法回避了。即使在现今的计算机时代，这一点仍旧没有丝毫改变。哈德良之所以选择了身体力行、眼见为实的做法，可能就是因为他谙知情报的这一性质。因为不管是多么优秀忠诚的部下，也未必具备与他完全一致的忧患意识。

诚实好学，具有强烈的责任感，能够毫无抵触地接受别人教给的知识。好学生，重视家庭生活。身为皇帝，有着率先垂范的强烈自觉，对于自己的引路人充满深厚的敬爱之情。

有一句格言：“智者学习历史，愚人学习经验。”可是我认为，如果想成为智者，历史和经验两方面缺一不可。“历史”也可以说是书籍，学习它的好处在于能对自古至今人们无比丰富的思想与经验进行再体验，这些知识是一个人穷其一生也不可能直接获得的。而另一方面，我们自身的“经验”会告诉我们怎样灵活运用这些依靠再体验而获得的知识。也就是说，书本上学来的东西只有和现实体验相结合才能成为可以灵活运用的知识。树立起这样的指导思想以后就会明白，那种认为只要依靠正确情报就能采取适当对策的论调，不但是过于依赖了没有知识含量的情报，而且制定出的对策也是充满危险的。

一、自登上帝位开始，23年来，皇帝安敦尼·庇护的行动范围就仅限于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的地区，这难道对罗马帝国的未来没有影响吗？

马可忠实地恪守师长的教诲，在观赏有如现代一级方程式的四马战车竞速比赛时，也绝不倾向于任何一方。看来所谓的帝王教育，还要求接受者必须做出巨大的牺牲。然而，在这些工工整整的信笺中，我们却丝毫没有发现一个年轻人应http://www.99lib.net该具备的强烈的独立精神，而当时人们对贤明的马可·奥勒留皇帝的唯一批评，就是他的“虚伪”。

四、时代的变化问题。

帝国初期提比略皇帝能做到的事，帝国鼎盛时期的哈德良皇帝当然也不会做不到，因为紧接着他登上帝位的安敦尼事实上就采用了同提比略相似的方式来治理国家，而且安敦尼和提比略在位的时间同样都是23年。可是，为什么只有哈德良不惜折损自身的寿命，呕心沥血地到帝国各地去视察呢？

第三，在于他对合理与不合理的关系的认识。

并且从理论上看，即使蛰居于首都罗马23年，安敦尼也仍有充分可能对整个帝国实施有效统治，因为这其实取决于组织机构能否迅速快捷地搜集情报和发送指令。送抵皇帝处的情报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总督或军团长通过罗马派出的信使呈送而来的报告，另一种则是行省民众发出的请愿。而罗马的历任皇帝都致力于加强帝国的国有邮政制度，其水准之高在当时是毋庸置疑的。陆地上的罗马大道有如今天的高速公路，每个驿站都可以换马，日夜兼程。而海路上的每个港口都能保证信使换上最早出发的船只。直到1700多年以后发生了产业革命，人们才终于突破公元2世纪罗马人在安全和快捷两方面达到的信息传递水平。故而，当安敦尼指出“留在首都罗马这个帝国中枢能够掌握更多的情况，也方便依此做出决策或发布紧急命令”，宣布自己不会像先帝哈德良那样去帝国各地视察时，当时没有任何人提出批评意见。而且，皇帝安敦尼·庇护在长达23年的时间里，也证明了自己的做法是无可指责的。后世的历史学家发出“一切顺利，无事可记”的叹息就是证据。

三、在人的一生中，从精神到肉体，17岁到40岁之间都可谓是最佳时期。马可本人难道不曾向皇帝提出过请求，希望也能获得去地方上积累经验的机会吗？如果没有，那又是为什么？

可是，在罗马的“儿子”里面，也有不少反对“父亲”的。当年在跨过卢比孔河的恺撒麾下，就聚集着元老院元老的儿子们，以致西塞罗发出悲叹，称当时是“儿子张弓瞄准父亲的不幸时代”。西塞罗的儿子也是恺撒的拥护者，结果西塞罗只好把这个儿子送往希腊留学，以免他卷入内乱。而且，罗马时代人们在18岁到40岁的这个时期，和现代迥然不同。如果是一名军团兵，那么此时20年的服役期即将结束，他会带着退职金开始自己新的人生。难道说，即使在这样的人生阶段，马可也99lib•net一直遵从着“父亲”的安排吗？

罗马的工程技术人员曾夸下海口，说他们铺设的是一条100年也无须整修的大道。可是，他们所谓的“无须整修”，指的是不必像尤里乌斯·恺撒、奥古斯都以及图拉真那样，把道路最上层的铺路石全部掀开，重新对四层路基进行整修。工程师们的意思绝不是说道路不用进行日常维护。事实上，每一条罗马大道都设置了一种名为“驿长”（curator）的官职，专门负责日常维护等必需的小规模工程，以使道路时刻保持完美的状态。

作为罗马帝国口碑最佳的皇帝，关于马可·奥勒留的传记和评论也为数众多。这些文字对马可的一贯评价是，他虽生于艰难时世，却是一位全力以赴、坦率处理所有难题的贤明皇帝。尽管他死后罗马帝国很快滑向衰亡的下坡路，但那也是从他那无德无能的儿子康茂德登上帝位之后才开始的。也就是说，成为皇帝的马可·奥勒留连遭不幸，所以他在《沉思录》中流露出了失意与忧愁也事出有因。然而，我怎么也不能接受这种简单的解释，因为我认为皇帝马可·奥勒留必须面对的众多难题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除了在不列颠及北非的极少数冲突，包括与国界外伺机而动的蛮族之间，罗马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战争。虽然有些继任者喜欢随意改变前任的人事安排，可安敦尼完全加以延续，没做任何改变，甚至连围绕着人事安排的情感变化都不曾出现，这种“稳定”代表了安敦尼的治国风格。人才录用的公正和战争的平息也使国家财政制度得以健全。既然国家财政保持着盈余，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去变更行省和地方自治体的财政秩序，因此，罗马帝国的城市核心与地方自治体也都能充分发挥功能。我在《罗马人的故事09·贤君的世纪》中描述的安敦尼·庇护，就是在这样一位没有任何问题的时代里幸运地治理着国家的皇帝，也就是迄今为止的历史学家们认识到的贤明皇帝安敦尼·庇护的形象。

第二，出于他对于情报本质的认识。

二、在安敦尼·庇护统治的23年间，如果始终怀有忧患意识的话有可能预测到的问题。

虽然真正的大修100年进行一次就已经足够，但日常的维护必不可少。安敦尼·庇护也好，马可·奥勒留也好，恐怕都对这种“日常维护”的必要性缺乏自觉。晚年的哈德良变得性情暴躁，难以交流，所有人都对他敬而远之。我想这很可能是因为即便是对他毕生事业具备理解能力的人，也不能真正理解他，所以他才深感绝望和愤怒。顺便说一下，马可在《沉思录》中用了很长的篇幅表达自己对安敦尼的温馨回忆，而对哈德良却只字未提。我认为，一个人和别人之间能否具有共同的忧患意识，可能并不在于他社会地位的高低，也不在于他掌握知识的多寡，而是在于他对那些日常生活细节的内心感受。

身居意大利本土而能够顺利统治整个帝国的先例，比安敦尼更为彻底的是提比略。此人连首都罗马都放弃了，直接搬到了那不勒斯湾的卡普里岛上统治帝国。不过，虽然登上帝位之后再也没有离开过意大利本土，可是像他那样在成为皇帝之前就踏遍了帝国全境的人也是凤毛麟角。因为当年皇帝奥古斯都将责任重大的职位赋予了妻子利维娅带过来的与前夫生的提比略和杜路苏斯两兄弟，把尚且年轻的他们送往各地的战场。提比略未能涉足的地方，恐怕只有北非了，也就是说，在56岁继皇帝位时，他已经积累了充分的实际经验。在这方面，仅仅在小亚细亚担任过行省总督的安敦尼不可与其同日而语。而且，提比略同样没有忘记在情报的搜集和命令的下达方面开动脑筋。在气候恶劣的冬季，卡普里岛有沦为孤岛的危险，这时提比略会选择离开，搬到那不勒斯湾西侧米塞诺海军基地附近的别墅里。这里和海上的联系很方便，并且同首都罗马之间有阿庇亚大道相连。很明显，这是为了避免情报断绝而采取的措施，而最后他也是在这座别墅里离世的。

第一，他把思考的重点放在了知识与经验的关系上。

三、马可在登基之前，从18岁到40岁的时间里，如果去积累实际经验，那么做了皇帝以后的他可能改变对策的战略战术问题。

接下来是第二个疑问。在安敦尼·庇护在位的23年间，对下任皇帝马可·奥勒留而言，就是从18岁直到40岁之间的时光，安敦尼为什么没有让马可离开自己，到帝国的行省和边境去体验生活呢？

罗马帝国是多民族国家，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跨国公司。总裁毫无遗漏地巡视分散在各个国家的分公司和当地法人，一旦发现问题立刻提出解决办法并加以实施，选拔负责人时也本着人九_九_藏_书_网尽其才的原则，发现了值得提拔的人才以后，不分人种和民族一律录用。——跨国公司的这些做法也是哈德良在20年间的国家治理中不断思考并加以推行的政策方针。

虽然以前的历史学家和研究人员不曾关注过这个问题，可我还是找到了一位和我同样持有这个疑问的人。他就是曼彻斯特大学的安敦尼·巴勒（Anthony Birley）教授。据这位英国学者计算，马可真正离开皇帝安敦尼的生活可以说只有2天。23年乘以365天得到的结果超过8300天，可是马可只拥有2天自己独立的生活。该教授认为，皇帝安敦尼已经安排下任皇帝即自己的女婿马可充分参与了中央的政治生活，再加上帝国基本维持了和平，他可能觉得没有必要让马可再去边境地区进行实地体验了。不过，只要想一想马可成为皇帝以后需要面对众多这样那样的困难，我们也可以说，安敦尼的这种做法是“应该加以批评的”。

不过我想更重要的原因是，或许登基前的马可和安敦尼一样，都不具备哈德良的那种忧患意识。现在我们只要用罗马大道的整修做比喻，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一、像天灾这种任何人都无法预测的问题。

他通过亲自巡回视察来重建帝国的安全保障体系，是“合理”的。相对的，他检阅承担防卫任务的兵士，对他们承受边境不便生活的苦劳表示慰问，用“你们挑起国家安全的重担”等豪言壮语去激励他们，所有这些都诉诸感性，因而是“不合理”的。众所周知，战场上的胜利必须依靠主力，但如果没有辅助力量从旁策应，主力就不可能运用得完美。合理与非合理的关系也是如此。对驻扎在边境上的军士而言，能够亲眼看到身兼最高司令官的皇帝、亲耳听到皇帝讲话的机会，无疑一生只有一次。罗马帝国疆域辽阔，防线漫长，由于当时的交通情况所限，纵然是哈德良也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多次视察同一地区。

哈德良的治国方式就如同奥古斯都对弗拉米尼亚大道进行全线整修。距哈德良100年后出现的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曾说，直到他那个时代，哈德良重建的军事体制仍旧在充分发挥功能。

在这里，我想说一说内心里长期保留的疑问，共分三点：

二、对下任皇帝马可而言，这23年相当于从17岁直到40岁，为什么安敦尼没有让马可离开自己，到帝国的行省去体验生活呢？

我心中的第三个疑问，就是在皇帝安敦尼身边生活，从18岁到40岁之间，难道马可自己不曾主动要求过到地方上去积累经验吗？对此问题，安敦尼·巴九九藏书勒教授一句话也没提。罗马时代的“家长权”十分强大，是不是养子马可只能遵从“父皇”的意见呢？

在此希望读者阅读本书时能把这四种问题放在脑海里。这并不是说皇帝马可昏庸无能，而是恰恰相反，这有助于大家更深刻地体会连贤明卓越的马可皇帝都不得不饱尝的苦恼。

而与此相对，安敦尼·庇护则类似于蛰伏于公司本部、根据搜集到的各种信息来管理跨国企业的总裁。他的全部海外经历只不过是董事时期曾在一家分公司担任过总经理而已。尽管如此，由于皇帝在位时期国泰民安，所以也没有人对这种做法提出质疑。当皇帝75岁故去时，整个帝国都沉浸在哀思之中。

我认为，解开这个谜题的钥匙应该隐藏在此间马可和恩师弗龙托频繁的通信中。很遗憾，这些信件还没有译文，每当阅读这些信件时，马可的形象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各位读者可能以为，本册故事会上承《罗马人的故事09·贤君的世纪》，以马可·奥勒留的统治为开篇，肯定想不到我竟然用如此之长的篇幅做铺垫。可是，如果不把这些背景叙述清楚，我们就无法谈论登基后的马可。因为和安敦尼时代“秩序支配下的稳定”截然不同，到了马可·奥勒留时代，棘手的问题变得堆积如山。

后世不吝以“五贤帝时代”这个词来称颂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敦尼·庇护和马可·奥勒留五人的统治，时间则是从公元96年开始直到公元180年间的近一个世纪。只要是出生于这个时代的人，无论是罗马人还是希腊人，都会用“黄金世纪”（saeculum aureum）来称呼这一世纪。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用前三章对帝制时期进行总结，而真正开始讲述衰落与灭亡过程的第四章，是从马可·奥勒留死后，其子康茂德于公元180年登上帝位时起笔的。也就是说，吉本认为，罗马的衰亡是随着五贤帝时代的结束才开始的。不只是吉本，直到现代，盛行的观点都大致如此。正因为这样，也就没有人试图从安敦尼·庇护的统治中探寻后来罗马帝国的灭亡原因。实际上，如果只从表面现象看，安敦尼·庇护的确是个贤明的皇帝，在公元2世纪，当时他的罗马人同胞也认为安敦尼·庇护的统治具有“秩序支配下的稳定”（tranquillitas ordinis）的特征。后世的历史学家也曾叹息，说这23年间简直“无事可记”。

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任何历史书籍或研究论文提出并回答上面的第一条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