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这不是大部族的建议，而是中小部族提出的方案，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请求。在多瑙河北岸，即使只计算罗马防线正面的部族，大大小小加在一起就已经超过了10个。

可是，纵然奴隶愿意去服兵役，也只能在获得其主人的允许之后才可实现，这样这项政策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于是马可接下来又为角斗士开辟了应募的道路，可他们又都是舞枪弄棒的高手，从事着当时的热门职业，收入相当不错，很少有人愿意抛家舍业投身军旅。结果，屈指可数的应募者都是被服役期满即给予解放奴隶资格的待遇吸引，他们是奴隶之中的角斗士，而且是二流水准。我总觉得，马可的这些措施都是在隔靴搔痒，可能他也是病急乱投医吧。

不过有一件事，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那就是对将军们给他的“前线太危险，应该返回首都”的忠告，坚决给予拒绝。

皇帝同意购买对方的马匹和家畜，当然也接受逃兵的遣返和平民俘虏的归还，但是不许库瓦迪人进入罗马境内参与集市贸易。无论是想讲和的库瓦迪人，还是明目张胆反罗马的马科曼尼人，同样都属于日耳曼民族。对罗马的军团兵而言，他们从外貌到语言都相同，无法区别，绝不能让马科曼尼人冒充库瓦迪人混杂在集市的人群中，乘机刺探罗马方面的防卫设施和军粮补给状况。

另外，编年史的作者和其他历史学家都不曾注意，皇帝马可还施展了另一种调动资金的办法，那就是虽然幅度微小，但金币和银币的重量都被削减了。当时的人们都没有注意到，因为削减的分量的确微乎其微。如果削减过多，货币的价值就会下跌。

马可·奥勒留也没有忘记这一点。为尽早结束战争，罗马军队的传统就是投入大军一蹴而就。为此，马可的准备工作在三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于是马可决定拍卖皇宫中的收藏品，这并不是出售皇帝的私人物品。在皇帝的周围，自然会积攒着其他国家的王侯或部族首领赠送的礼物。即使到今天，各国王室或总统、首相之间也仍旧保持着相互赠送礼物的习惯，这些赠品的所有权往往很模糊。在罗马帝国，这些物品属于皇帝，也就是属于国家。马可决定出售的就是这些东西。《罗马十二帝王传》记录了当时的情形：

那么，现在还剩下第三种提议。马www.99lib.net可如何处理蛮族提出的向罗马境内移居的请求呢？尤里乌斯·恺撒已有先例，允许日耳曼人的乌比人移居，最终发展起了科隆，马可·奥勒留也同样允许了这些人移居到罗马帝国境内。因为都是些中小部族，不但可以在达契亚、默西亚、潘诺尼亚等各个行省内分别划拨土地，而且也可以让他们前往低地日耳曼和高地日耳曼两个行省定居。不管怎么说，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的这些行省，居民和他们的生活习惯原本就属于日耳曼民族。皇帝预计他们会像已经罗马化了的当地居民一样，也实现罗马化，而在这种情况下的罗马化，其实是“农耕化”。

第一，新设了由山贼组成的部队。皇帝贴出布告，凡有山贼肯投降去服兵役者，即可不问前罪。山贼们纷纷响应。其实这未必是山贼们愿意以后生活在阳光之下，所以痛改前非了，而是因为在烽烟四起的战乱年代，盗贼的营生也很艰难。

皇帝马可告诉库瓦迪人的代表，接受议和请求，不过在对方和马科曼尼人断绝关系的行动得到确认之前，对议和条件之一的开放集市，还暂时不能答应。言外之意，这项内容以后可以修正。

马可在《沉思录》中也讲述了别人批评他像位教师。

第二，增税阻碍社会生产。

粗略地分析，公元2世纪后半期多瑙河中游一带的形势如下：

罗马军队的主力是军团兵。即便在平时，一个军团的6000名士兵中，也需要保持250名左右的补充兵员，因为随时都会有20年服役期满的人脱离队伍。不过在公元170年的时候，补充兵员是平时的两倍。因为在帕提亚战争时，罗马军队远征东方，带回的瘟疫造成了减员，一年前克劳狄乌斯·弗龙托战死时也造成了兵力折损。罗马实行募兵制，需要花费时间等待志愿者的到来，所以不能保证及时补足缺额。为达到目wwｗ•９9ｌｉｂ•neｔ的，马可也只好开始不择手段。

和罗马建立友好关系，如果成功，库瓦迪人愿意解除与马科曼尼人的联盟，自己的马匹和家畜只卖给罗马军队，遣返所有逃兵，先返还1.3万名成为俘虏的平民，其余的将逐渐返还。希望罗马保持开放集市的习惯做法，他们可以渡过多瑙河卖出土产，购买其他必需品。

有那么几位后世的历史学家，喜欢批判马可此时的政策，认为这是罗马帝国蛮族化的发端。可是，坚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大概没有想过，早在罗马帝国建立以前，尤里乌斯·恺撒就已经开创了这种“蛮族化”的先例。纵然我们不去争论什么罗马的蛮族化和蛮族的罗马化，只要击退入侵蛮族就算万事大吉的时代也都一去不复返了。

又或是他在公元172年真正开始第一次日耳曼战争时还没有意识到，但到6年之后的第二次日耳曼战争时就已经意识到了？

第二，把因各种缘由脱离自己部族的日耳曼人组织起来形成部队，他们并不是正规军，而是作为雇佣兵编入罗马军队。

首先，他在军团兵的辅助力量辅助兵中选择出色的人，提拔为军团兵。因为成为军团兵的条件之一是拥有罗马公民权，所以来自行省人民的辅助兵在编入军团时，都被授予了罗马公民权。

同样，罗马军队正在准备在来年春天展开大规模攻势，对象就是马科曼尼人，此时绝不能让他们的密探靠近罗马领地。

第二种——在多瑙河中游北岸居住着马科曼尼、雅兹盖斯和库瓦迪三大部族，这种方案是由库瓦迪人提出的。

那么，和顾问及部下商讨之后的马可是怎样对待这些提议的呢？

那么，处于时代变化中的马可本人也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了吧？

公元171年，在多瑙河前线，马可·奥勒留迎来了50岁生日。从登上帝位开始计算，10年过去了，但马可对人的态度没有发生丝毫改变。苏维托尼乌斯在《罗马十二帝王传》中这样描写马可：

对待第二种提议，因为对方是强大的部族九-九-藏-书-网，必须态度谨慎。

首先第一种，同意媾和，提供他们要求的资金援助。用昨天的敌人去阻挡今天的敌人，如果顺利的话对防卫力量是一种增强。马可虽然对希腊哲学很狂热，但面对这种情况却保持着罗马式的理性。不过具体到这个建议，资金援助的数额只能增不能减似乎是命中注定的。

沿着多瑙河，右岸依次是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原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这些城市起源于罗马的军团基地，在罗马时代都是前线。而日耳曼民族则居住在多瑙河左岸，维也纳对面的是马科曼尼人，布达佩斯对面的是库瓦迪人，贝尔格莱德对面的是雅兹盖斯人。与库瓦迪人媾和的实现，就等于将蛮族的共同阵线从中间腰斩。实际上，到了次年，即公元172年，罗马军队大举进攻，一路从维也纳出发，另一路从贝尔格莱德出发，两路人马同时越过了多瑙河。

总之，结果是狼狈不堪，连一年都没到就已见分晓。移民们成群结队袭击了拉文纳城区，烧杀劫掠，无恶不作。直到镇守阿尔卑斯和意大利本土的部队赶到，才好不容易将他们镇压下去。然而此时，拉文纳居民的不满已经转向了做出这一决策的皇帝。马可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将移居到拉文纳近郊的日耳曼人全部赶出了意大利半岛。我们不知道这些人究竟去了哪里，罗马大概是提供了和其他移民相类似的土地，让他们第二次移居。

停止侵略，准备与罗马皇帝讲和。他们将来如果能与罗马结盟，愿意今后站在罗马一边，阻止经常觊觎罗马的其他日耳曼部族，可以成为帝国防线的最前沿。不过这需要罗马提供资金帮助。如果罗马不接受这种建议，那么他们恐怕只能继续开展敌对行动。

或者他还没有意识到？

尽管如此，和当年与汉尼拔进行殊死决战的罗马统治者一样，马可·奥勒留也没有接受17岁以下的少年志愿者。很久以来罗马人就坚信不疑，未来的罗马公民的成长，必须要有一个非常适当的环境，因此罗马军队中没有童兵。

这样一来，又需要补充辅助兵部队的空缺了。这时马可甚至接受了奴隶之中的志愿者。行省出身的辅助兵在25年的服役期满后就能得到罗马公民权，马可承诺奴隶也享有同等待遇。

公元171年，马可50岁，在这一年里，他第一次开九*九*藏*书*网始亲自接见蛮族的代表。很多部族使节会渡过多瑙河，拜访驻留在卡农图姆军团基地中的马可。这些人向马可提出了如下愿望，按照来源的不同，大致可以分成三大类：

第一种——蛮族提出的。

话虽如此，不过如果终止贸易关系的话双方的经济都难以维持。在幼发拉底河防线自不待言，就是在与经济落后的日耳曼民族相对峙的防线上，罗马帝国也没有让内外完全隔绝，而是利用共同的经济关系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内外交流。这也是罗马帝国的基本国策，因为只要存在着有利因素，对方就不至于做出过激举动。而既然罗马与缔结了友好条约的蛮族之间一直保持着这种传统往来，此时也不能只把库瓦迪人排除在外。用小船载着一家老小渡过多瑙河，到罗马境内赶集，除了货物的买卖以外，还是一种近乎娱乐的活动。如果连这都加以禁止的话，对方有可能认为自己遭受了侮辱。

组织军队并使其发挥作用，还需要庞大的资金。先帝安敦尼临终时留下了富足充实的国库，这并不只是因为他治国有方，还因为在他任上不曾发生过战争。无论结局胜败如何，只要开战就要花钱。

因此，马可需要大笔的军费，可是他还不想提高税率或者临时征收特别税。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列举出了下面这些理由：

第三，皇帝应该率先垂范。

不过，在马可这一时期的政策中，倒是有两项效果斐然：

他们同样遭受来自北方的侵略，要么坐以待毙，要么只能逃往罗马境内。如果罗马能保证他们维持生活的土地，他们愿意终止迫不得已的暴力入侵。

和谈成功了。对这一时期的罗马而言，与库瓦迪人的议和意义非凡。

虽然向这些地方的移居行动取得了成功，但马可还考虑了一处移居地。那就是意大利本土的拉文纳。蛮族虽然移居到了拉文纳提供的近郊土地上，但整个行动完全失败了。拉文纳和那不勒斯附近的米塞诺一样，是罗马帝国的两大海军基地之一。这就如同把吴或佐世保近郊的土地拿出去供别人耕种一样。无论在哪一方面，移民和附近居民的差距都太大了，这绝不仅仅是民族、语言或生活习惯上的不同，而是在生活水准上有巨大差距。我们不明白马可为什么要做出这种决定。可能只是出于单纯的善意，或者也想让蛮族生活在意大利人中间，以使习惯了和平的本国人有所警醒。9９liｂ•neｔ

罗马皇帝是罗马军队的最高负责人，如果此人身在前线，那么整个战线的战略都由皇帝亲自决定。可战略并不是只靠正确把握现状就能够确立的，而需要将过去、现在和将来全部纳入视野，将各种因素综合考虑。否则即使取得胜利，也难以有效利用胜利成果。如果没能有效利用胜利成果，那么战争虽胜犹败。这种意识上的“自觉”的重要之处，就在于它正好可以作为一贯战略的支柱，如果这种“自觉”的战略支柱没能确立，那么战争就很容易陷入长期化。不但是遭受攻击的一方，对进攻的一方，战争也是一种“恶”。因为是“恶”，所以尽早地结束战争的确就是“善”。

直到盛行研究罗马货币的现代，人们才发现了这个秘密。我们对货币这种反映时代的一级史料抱有强烈的兴趣，终于注意到了五贤帝时代唯一的一次货币缩水。不过，考虑到马可·奥勒留的名誉，我们必须强调，这次货币缩水是暂时现象，并非通货膨胀的征兆，4年以后，货币又恢复到了原来的分量。

这一点在普通公民中间也议论纷纷。把奴隶编入罗马军队是布匿战争时候的事，当时和迦太基名将汉尼拔进行殊死决战的罗马派上了全由奴隶组成的两个军团。那时罗马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可是380年之后，历史在重演，也难怪平民大为震惊。

第一，避免招致纳税人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