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康茂德难道真的错了吗？

康茂德名声不佳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媾和使得波希米亚地区行省化的流产。

但是，即便是现在的政治家，举手投足间的不妥都有可能导致支持率下跌，而罗马皇帝居然从正在进攻的地方撤退，其结果也可想而知。

丘吉尔曾说，大英帝国的历史以恺撒渡过多佛尔海峡为开端。而在罗马史研究领域，英国学者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可是很遗憾，对罗马人而言，不列颠只不过是一个稳定高卢的存在而已。《希腊罗马名人传》的作者普鲁塔克认为，罗马之所以强大在于它的“同化败者”的政策，在人才选拔方面，罗马一直敞开着大门。可是，在整个不列颠却没有出过一位元老院元老，也没有一位行省总督或军团长。一个地方如果缺乏培养人才的基础，当然不可能人才辈出。

图拉真皇帝在达契亚建立行省，为多瑙河下游的防御发挥了长久的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可是，达契亚即后世的罗马尼亚地区即使成了行省，也并不意味着部署在多瑙河下游的军团可以撤防。在辛吉杜努姆（今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费米拉孔（今科斯托拉茨热）和今天保加利亚的伊斯克尔（斯维什托夫附近）三地仍然分别驻扎着一个军团，这种布防体系并没有发生变化。达契亚地区充其量只是从多瑙河天险突出去的桥头堡，而罗马帝国真正的北方防线仍然是多瑙河。当北方蛮族南侵时，第一道防线是达契亚，达契亚被突破后还有多瑙河，这是一个双重的防御体系。在马可·奥勒留时代，罗马在多瑙河下游南岸部署了3个军团，加上驻扎在达契亚行省内的2个军团，共计5个军团。其主力军团兵就达到了3万人，如果把辅助兵也计算进来的话，就接近了6万人。由此可见，即使达契亚并入了罗马版图，可是在防卫上仍然需要投入如此巨大的人力和资金。九九藏书网

但是，如果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康茂德此举的出发点，只是单纯观察他这一决定给罗马带来的成果，实际上是出人意料的。

尽管如此，在哈德良生前，他指定的继承人安敦尼·庇护以及年轻的马可都没有理解哈德良的政治思想。不管怎么说，这两个人都深信，只要在首都罗马广施仁政，那么就没有必要千里迢迢地跋涉到行省和边境去视察军事基地。

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曾立下雄心壮志，把帝国的边界推进到易北河畔，但到了提比略时代，帝国的防线则退回到了莱茵河。不知元老院给予了提比略怎样的谴责。而图拉真皇帝曾征服过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一直攻到了底格里斯河，可是哈德良皇帝放弃了上述地区，将罗马的防线退回到了幼发拉底河。哈德良皇帝甚至为此除掉了意见相左的图拉真的四位重臣，而元老院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对于常年出巡在外的９9lib•net哈德良皇帝始终态度冷淡。

哈德良皇帝在整个帝国四处巡视，这种功绩更早地被人理解。自从帝国的防线被突破以后，人们才开始理解为罗马防卫奉献终身的哈德良皇帝。马可·奥勒留也是直到自己做了皇帝，真正面对蛮族入侵的时候，才领悟到这个问题有多么困难，同时也理解了哈德良。至少，晚于哈德良百余年的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非常赞赏哈德良的功绩。

二、马可·奥勒留通过10多年的战争，使多瑙河北岸的马科曼尼人元气大伤，一时难以重新发起挑衅。虽然通过谈判达成和解是再理想不过的事情，然而从人类社会的现实看，还是某一方占据优势时更容易达成妥协。

不列颠相当于今天的英格兰和威尔士，此地除了盛产锡以外以农牧业为主，属于帝国的贫困地区。尽管当地的财政收支经常处于赤字状态，但罗马还是在这里驻有3个军团，就是为了高卢的稳定。尤里乌斯·恺撒是最早渡过多佛尔海峡的罗马大员，他在《高卢战记》中写到，自己之所以远征不列颠，就是为了切断高卢的反罗马分子的后路。到了帝政时期，高卢变得非常稳定，是学习罗马的模范学生。尽管如此，不列颠的战略地位却没有丝毫下降。因为罗马不再试图征服苏格兰（罗马时代称为喀里多尼亚），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渡过北海的入侵者绵绵不绝，喀里多尼亚已经成为弱肉强食之地，为了防止这些人南侵，罗马只好修筑了哈德良长城，并分别在卡莱奥恩、约克和切斯特各驻扎一个军团。

一、虽然被指责为“屈辱的媾和”，但公元180年缔结的和约使罗马和被称为“近蛮族”的马科曼尼等部族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关系。

而这时康茂德才19岁，既没有坚定的信念，又缺乏强韧的精神。他之所以放弃行省化，结束战争，当然只是因为厌倦了长年累月的战地生活。其实如果他内心愿意遵从父亲继续战争的遗言，他也完全可以把这个差事交给手下的将军们实施，然后自己返回罗马。是否亲自参战完全是皇帝个人的事情，而并不是法律有所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康茂德仍然固执地结束战争，可能就是因为对战争本身已经厌烦。总之，与敌对的马科曼尼人和库瓦迪人媾和以后，罗马军队从多瑙河北岸7.5公里宽的中立地带撤军，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再次成为最前沿的基地。这就是罗马人说的“屈辱的媾和”的结局。

即使像马可·奥勒留当初计划的那样，罗马真的把覆盖了现在奥地利北部、从捷克到斯洛伐克地区的波希米亚全部征服，悉数划为行省，那么在多瑙河中游流域，由这些行省（马可当初计划建立两个行省）和南流的多瑙河构成的双重防御体系，也仍旧不会脱离达契亚的窠臼。也就是说，在多瑙河沿岸维德伯纳（今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卡农图姆（今佩特罗内拉）、布里吉提欧（今匈牙利的苏尼）、阿昆库姆（今布达佩斯）部署的4个军团依然保持不变，而在两个新行省还要各部署一个军团。这样，为建立双重防御九_九_藏_书_网体系而投入的人力和资金，就由4个军团变为6个军团。如果多瑙河中游的军备也要这么增加的话，罗马能够承受这种负担吗？何况在马可·奥勒留时代，帝国的防御力量已经从28个军团增加到了30个军团，而现在还要继续增加2个新军团。

其实我们不必等待吉本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早在罗马时代就已经有很多历史学家指出康茂德非常糟糕了。他们指出，对帝国而言，康茂德这位皇帝简直就是灾难。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比康茂德年长6岁，可谓同代人，他也早就开始谴责康茂德了。

四、马可·奥勒留在位期间几乎都在和帕提亚以及日耳曼人作战，可以说是个很不幸运的皇帝。然而，20年征战的结果，使罗马军队恢复了实战能力。不只限于军事方面，凡是能力，只要不去磨炼，很快就会退化，只是这一特性在军事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罗马军队，尤其是驻扎在多瑙河畔的将士极为强悍，这也使得蛮族不敢轻举妄动。用时髦一点的话来说，就是20年的实战本身已经成了一种威慑力量，在战争结束后的60年里，一直发挥着作用。

其主要理由就是康茂德在父亲马可死后立即与蛮族议和，后来与皇帝关系恶化的元老院认为，这是一次屈辱的媾和。

行省化的达契亚也没有出现过以帝国兴盛为己任的人才，假如波希米亚成为行省，可以想象结果会大抵如此。虽然此地十分辽阔，但对罗马而言，至多也不过是桥头堡而已。既然这样，战略的制定实施就不能被征服欲左右，而是应该在冷静的分析之后做出判断。我认为，在公元2世纪末期，终结持续了10年仍没有取得藏书网决定性胜利的战争的时候，康茂德没有把蛮族逼迫成困兽，而是以温和的条件达成和解，放弃了在波希米亚地区建立行省的计划，对罗马而言，他这种选择是正确的。

进行军事防守既要付出人力，也要耗费资金。虽然当地人愿意为此纳税，但罗马人的安全保障也包括修路造桥，建设城镇，此外再加上军团基地的消耗，的确对国库是一笔相当沉重的负担。

本来就得不到公民的支持，再加上元老院态度冷淡，连继承人都不能理解自己的政策，提比略和哈德良之所以还一意孤行，就是因为他们坚信自己的政策是行之有效的，并且这两个人都是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对负面评价具有免疫力，两个人都四五十岁，正是不易被他人左右的成熟年龄。

吉本对哲学家皇帝马可赞赏有加，也因此对康茂德评价很低。而与此相反，德国至今仍然享有盛誉的罗马史作者、学者蒙森却认为康茂德此时的决定为罗马换回了“60年的和平”。蒙森的著作甚至可以用来修养身心。的确，从公元180年到240年，罗马在多瑙河流域没有进行过激烈战争，在这60年里之所以实现了和平，我想是由好几个重要因素完美地契合到了一起才形成的。

三、驻守在多瑙河畔的武将们对马可·奥勒留深怀崇敬之情，他们愿意恪守对先帝的誓约。连后来成为潘诺尼亚行省总督的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都为马可所倾倒。

直到公元19世纪，盛行考古发掘，人们发现多瑙河沿岸的基地绝大多数是提比略皇帝修建的，才开始重新评价这位皇帝。现在我们知道，提比略从易北河撤退，代之以在多瑙河防线夯实防卫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