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们回到公元161年。当时叙利亚的行省总督是阿提狄乌斯·科内利安努斯，此人老迈年高，已经决定退休，每天都在等待新皇帝任命的下任总督到达。因为安敦尼时代的史料欠缺，我们无法得知此人承担叙利亚行省总督的重任已经多久了。不过，安敦尼·庇护只要觉得一个人能够胜任职位，就会毫不在意地让他一直做下去。以往曾有先例，相当于罗马市长的“首都长官”的职务竟然被同一个人占据了20年之久，直到这位“首都长官”本人提出了隐退的要求，安敦尼才让别人取代他。

第一种文献史料的代表为尤里乌斯·恺撒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

因为在东方防线常年配置着8个军团，可见公元2世纪的罗马统治者也谙知东方人这种特殊的习性。而在公元161年罗马受到的打击，其危险性也远超一个军团的覆灭。罗马必须抓紧时间，专心开展应对策略。

如果连当事人都是这种状态，那么塔西佗自然也就失去了阐述事实的兴趣。而这些事实也表明，对皇帝们表示不满的人几乎没有。也就是说，文献史料极度缺乏。后世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得知这些人当时的业绩，主要是因为在19世纪人们关注的不仅是文献，而且也包括碑文和货币。从历史著作的角度看，平安无事的稳定时代注定也是史料歉收的时代。

然而，相对于罗马，亚美尼亚在文化上更从属于帕提亚。因此，出于现实考虑，尽管附加了国王必须是亲罗马人士的条件，罗马的领导阶层却也不得不认可由帕提亚王室成员出任的亚美尼亚国王。而帕提亚之所以接受“亲罗马人士”这一条件，也不外乎是惧怕罗马的攻击能力。因此，一旦出现可乘之机，帕提亚经常要挑起事端。

那么，当动荡年代再次到来时，历史著作就会显现活力吗？也不能简单地得出肯定的结论。思维如同肌肉，需要不停地锻炼。换句话说，就是一旦长期疏于思考，感觉也会变得迟钝。

另外，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中间地域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这一带，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遗留下来的希腊人建起很多城市。而幼发拉底河西侧广阔的罗马帝国境内，主要都市的居民也都是希腊人的后裔。对这些人而言，所谓防线是两国发生军事冲突时才在意的东西，而在和平时期，几乎等同于没有。

罗马帝国的东方防线并不是只以幼发拉底河为界与帕提亚王国相对峙这么简单。在两大强国之间还有类似亚美尼亚的为数众多的小王国，以及处于当地豪门部族支配下的领地。他们发挥着必不可少的缓冲作用，而这也正是中近东地区特有的情况。这些国王和领主之所以站在罗马一边，并不是出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价值判断，而只是单纯对罗马军事力量的仰慕。东方的人们追随强者，当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所以所向披靡，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马其顿的年轻人总是取得压倒性胜利。只要阅读一下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记就可以知道，每当他获得全胜，周边的国王和豪族都会带着黄金桂冠前来劳军。献上黄金桂冠表示归顺之意，他先以雷霆万钧之势取得胜利，收集黄金桂冠，接受周边地区的归顺，然后再度进军，胜利之后再度收集桂冠。亚历山大大帝重复这一过程，终于在最短的时间内成就了东征大业。如果必须一个一个地击溃面前的敌人，那么纵然他发动闪电战，也不可能在不足十年的时间里打到印度。因此，在东方世界，罗马必须不断宣示自己的强盛，否则罗马将失去缓冲地带，不得不与帕提亚直接对峙。

那么这三种文献史料在各个时代是以什么样藏书网的作品表现出来的呢？

只要第一种史料和第二种史料内容充实，深受其影响的第三种史料的质量也绝不会逊色。这包括可视为优秀文学作品的撒路斯提乌斯〔Gaius Sallustius Crispus，公元前86—前34年，古罗马著名历史学家。主要作品有《喀提林阴谋》（Conspiracy of Catiline）、《朱古达战争》（Jugurthine War）。——译者注〕的两部著作，以及出自恺撒部将之手的《亚历山大战记》《阿非利加战记》《西班牙战记》等。如果同时代人的记录很丰富的话，那么几百年后的人们就会很容易地阐述过去的历史。即便是对2000年后关注罗马的我们而言，那一政局动荡的时代同时也是文献史料最为丰富的时代。

首先是作为当事人的皇帝们的言论。不过贤明的皇帝们连“必要之恶”都没有沾过，所以他们也的确没有为自己辩护的必要。只有哈德良皇帝曾经从事过“必要之恶”，所以他写过回忆录，目前却已经散佚。而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是自己与自己的对话，并没有记载试图向他人表达的事项，在该书中没有“他人”存在的空间。

第一种是当事人自己书写的。

我认为公元前1世纪正是拉丁语散文的黄金时代，因为以上三种文献史料都充分存在着。

身在安提阿的叙利亚总督发往罗马的第二份战报，是由突围的士兵层层递交上来的。当时军团遭到包围，士兵奋勇抵抗，最后整整一个军团全军覆没。前敌指挥卡帕多西亚行省总督塞维利安努斯虽然是高卢出身的将领，但他效仿以往的罗马武将，承担起失败的责任，愤而自尽。

第三种则是“局外人”写的。而所谓的局外人，当然有除当事人以外的同时代的人，而且在空间上，也包括远离首都罗马的偏远行省的居民，在时间上，则包括100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后阐述以往历史的人们。

可是，到了公元1世纪中期，随着帝政的稳固，狮子开始掀掉斑马皮。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当事人的话语权增加了，而是因为皇帝们已经没有必要再为自己辩护了，而反对派也不得不承认帝政更适合于统治辽阔的疆域，不再采取反体制的行动。不过，他们虽然不再反对皇帝的统治体制，但当皇帝出现不胜任的情况时，他们也不会噤若寒蝉。这种体制内反对派的代表是塔西佗，此人被视为帝政时期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其著作充满了悲观情绪，虽然有些令人望而却步，但的确是忧国之士的真诚呐喊。悲愤真可谓杰作之母。

所谓的文献史料，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攻入亚美尼亚境内的帕提亚军队进展神速，他们围攻首都，并利用不安的居民发动叛乱，成功驱逐了亲罗马的国王，拥戴反罗马的帕科鲁斯取而代之。而罗马当然无法对这样的事态袖手旁观。

公元2世纪是五贤帝的时代。在这一时代出现的历史著作本应为数众多，然而事实远非如此。我在《罗马人的故事09·贤君的世纪》中一开始就叹息有关图拉真皇帝的史料过于稀少，其实，这也是很多历史学家共同面临的问题。

帕提亚国王沃洛吉斯四世率军侵入的地区，并不是幼发拉底河以西广阔的叙利亚行省，而是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即位于帕提亚王国北方的亚美尼亚王国。罗马的传统政策是利用结盟的亚美尼亚去牵制帕提亚，所以历代罗马皇帝都十分期待亚美尼亚的王位掌握在亲罗马人士的手中。

ｗwｗ.９9lib•nｅｔ这里有一点需要事先明确，那就是记述安敦尼·庇护和马可·奥勒留两位贤君40余年统治的文献史料格外稀少，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我只能进行“大概如何如何”之类的推测。那么这一段的史料为什么稀少呢？

对于罗马帝国的两位皇帝而言，必须采取紧急对策的时候到了。一是因为一个军团的覆灭是军事上的巨大损失；二是因为一向战无不胜的罗马军团惨遭失败，必然会对形势复杂的东方产生深刻影响。

只是叙利亚的行省总督对峙的是拥有庞大军事组织能力的帕提亚王国，所以罗马帝国赋予了他远超于其他行省总督的权力。其他行省总督只具备本行省驻军的指挥权，而叙利亚的行省总督则是幼发拉底河防线上卡帕多西亚、叙利亚、巴勒斯坦、阿拉伯4个行省的总负责人。所以每到紧急时刻，除了驻扎在自己任职地叙利亚的3个军团，还有卡帕多西亚的2个军团、巴勒斯坦的2个军团、古代的阿拉伯即今天的约旦地区的1个军团，共计8个军团都会归入叙利亚行省总督的麾下。

如果把技术人员和医生等特殊人员也计算进去，那么罗马的每个军团由6000人组成。而哈德良皇帝重建了帝国的防御体系，如下页表所示，每个战略要地都配备了一个军团，它们像佛珠一样彼此相连，构成了帝国的整个防线。也就是说，每个军团都分别担负着基地及其周边的防卫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命令整个军团全体出击，6000人也不可能全都离开驻地。实际上，就算军团长率先出动，高举着代表军团的银鹫旗，跟随他的也只有6000人的一半。当危险程度稍低时，或许也能派出三分之二的兵力。在罗马军团的基地附近，肯定会有辅助兵基地。由行省民众构成的辅助兵与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军团兵在数量上相同或略少，但在哈德良建立的防御体系里，绝不允许只让辅助兵守卫基地而军团兵倾巢而出的情况发生。出击亚美尼亚的罗马军团也是如此，士兵的数量有可能达到6000人，但主要作战力量恐怕只有3000人。而东方的君主则普遍认为，能亲率大军才是王者风范。

而执笔《内战记》的目的，则是把他渡过卢比孔河的行为予以正当化，而他这一次并不是没有元老院的许可而出击蛮族。卢比孔河虽然仅仅是一条小河，却是罗马本土与北意大利行省的边界。依照规定，罗马将军不得率军由此南下，带领第十三军团一起渡过卢比孔河的尤里乌斯·恺撒已经触犯了罗马的国法。罗马人是人类史上第一个建成法律体系的民族，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是法治国家。面对这样的民众，恺撒当然有必要说明自己为什么不得不触犯国法。

然而，这种情况在西方就截然不同了。西方人倾向于从自身的角度出发，不但在军事上，而且在其他所有方面都做出价值判断，然后再决定是否结盟。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每每给予罗马以重创的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错误，就在于他在西方的意大利也因袭亚历山大大帝的战略。尽管汉尼拔所向披靡，其战绩甚至可以作为现代军事院校的教材，但与罗马结盟的意大利人并没有归附于他。在罗马和迦太基正面冲突的布匿战争中，这才是罗马人取得最终胜利的真正原因。

因此情报就可以自由传递。在幼发拉底河上来往的人，容貌、服装、语言等完全相同，就连派遣间谍潜入帕提亚王宫，也并不是什么难事。而帕提亚在罗马皇帝更替时期发起的挑衅也一再重复，甚至到了令人感到愚蠢的地步。可是这一次，位于安提阿的叙利亚总督府还是大意了。为什么呢？自从哈德良皇帝重建帝国防卫制度，东方的防线坚如磐石，持续了44年的和平或许已经太久了。

我想，不论是多么称职的官员，在同一职位上停留10年、20年绝非良策。历史研究者们一致认为，安敦尼·庇护是对人事安排轻易不做改变的皇帝。在习惯于安定生活的时候，突然传来的帕提亚国王亲率大军入侵亚美尼亚的消息，显然是叙利亚总督科内利安努斯最不愿听到的。不过，既然已经知道了，那么他就有采取行动的义务。

罗马人对情报的搜集从不懈怠，所以情报并不短缺。当时罗马帝国和帕提亚王国以幼发拉底河为界相互对峙。无论哪一段的罗马防线，都允许内外居民往来通商，是“开放的国境”，而在幼发拉底河防线，这种倾向就更为明显。罗马境内的东方都市，无论是安提阿还是大马士革，或者帕尔米拉，都依靠与东方的贸易生存。

作为东方防线的最高负责人，科内利安努斯命令卡帕多西亚总督塞达狄乌斯·塞维利安努斯率领两个军团中的一个进攻亚美尼亚，迎击帕提亚大军。

公元1世纪初，既不是武力称霸的时代，论战的风气也逐渐衰退，帝政开始走向前台。为使自己不像恺撒一样遭到谋杀，奥古斯都一方面公开宣称共和政体的回归，背后却稳固扎实地推行帝政。狮子披上了斑马皮，暂时按捺住百兽之王的咆哮。也就是说，对开国皇帝奥古斯都而言，大张旗鼓地出版自我辩护的书籍，恐有此地无银之嫌，在政治上反而对自己不利。他留下的《圣君奥古斯都功业录》（简称《功业录》）只是列举了他统治期间传给后世的一些无关痛痒的措施。

当权者推行怀柔政策，反对派也就失去了锐气。所以说，“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已经剥夺了反对派的存在理由。因为在万千人面前，帝政也能维持罗马国家正常运转的事实得到了充分展示。我认为，在想象力方面恺撒可能略占上风，但在推行政策方面，奥古斯都的手腕无疑更加巧妙。

那么，恺撒为什么认为有自我辩护的必要呢？具体到《高卢战记》，因为恺撒有必要向元老院和罗马公民说明为什么罗马必须去征服高卢。当时小加图义正词严地指责恺撒，说他不等元老院做出决定就擅自攻入高卢，这就是无视元老院的证据，所以应该解除恺撒的总督职务，把他交给被他击败的日耳曼人。对恺撒而言，如果不想垮台的话，绝对应该将自己的行为正当化。

对卡帕多西亚的驻军下达的迎击命令本身并没有问题，因为负责守卫卡帕多西亚行省的两个军团的基地都位于亚美尼亚国界附近，只要越过国界向东进发就可以了。然而，面对帕提亚国王亲自率领的大军，却只命令一个军团出击，我们只能说，在拥有44年之久的和平之后，罗马人的感觉已经变得迟钝了。

第二种文献史料的代表则是西塞罗的所有著作。西塞罗这个人简直可以称为书信狂，以推心置腹的阿提库斯为首，从恺撒到布鲁图都是他的通信对象。因此，西塞罗的著作和恺撒的著作一样，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

这是因为该时代的当事人尤里乌斯·恺撒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至少他本人感觉到了辩护的必要性。如果想用言论作为武器，那么只有让自己的支持者理解事件经过，并说服那些态度尚不明朗的人才能做到。文笔不凡的恺撒知道，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客观叙述比自我辩护更有效果。因此，记述的虽然是他自己的言行，但他没有用第一人称“我”，而是用第三人称“恺撒”。因此，尽管著名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是恺撒的自辩书，但人们还是将其视为最重要的历史资料。

当权者如此热衷于舆论战，反对派当然也不会沉默。在军事方面，反恺撒派的头面人物是庞培，在元老院，小加图主导了论战，而西塞罗的著作则为反对派提供了理论支持。西塞罗撰写了一篇名为《论加图》的文章，歌颂小加图剖腹自杀的壮烈行为，转眼之间，恺撒也发表了《反加图论》一文，对西塞罗的观点予以回击。这个时代的确是武力称霸的时代，但同时也是唇枪舌剑的论战时代。

第二种是与当事人相对立的人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