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从其他角度观察，可以找出以下原因：

但是，仅凭这些还是不足以解释日耳曼战争的“迟缓”，因为在挑起战端之前必须先拟定战略，就是要把所有的因素都置于脑海，经过反复思考才能确立。这时“思考”不但不是缺点，反而应该加分了。我认为，这种“迟缓”的真正原因，或许是马可·奥勒留这个人一直没能真正弄懂战争为何物。

所谓思考，按照词典里的解释，指的是反复琢磨。其本身应该是一种值得赞赏的气质，可是到了需要随机应变和雷厉风行的战时，却容易成为一种缺点。亚历山大大帝曾说：“战场是瞬息万变的世界，所以在战场上一切都要果断勇敢。”对马可而言，应变与果敢是最为无缘的两种气质。

马可·奥勒留也采用了和图拉真记功柱同样的形式，雕刻了一根记录日耳曼战争的圆柱，并且这根纪念柱的位置就位于现在罗马市中心，即首相官邸前面。但在这个地方是先有纪念柱，只不过到了17世纪，红衣主教琴奇有意借助９9ｌｉｂ•neｔ纪念柱作景，于是在旁边建起宫殿，今天作为首相官邸使用。顺便说一下，在意大利，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都不称这里为首相官邸，而称“琴奇宫”。和马可的纪念柱相对照，图拉真记功柱所在的地区现在只剩下了一片遗址，从位置上看，还是“马可·奥勒留纪念柱”更容易吸引众人的目光。然而时至今日，关于图拉真记功柱的研究著作为数众多，而正式名称为“Columna Marci Aurelii”的马可纪念柱却有些落寞。

我总觉得，应该先从宏观角度去观察日耳曼战争。很多历史学家想只靠具体史料就展开说明，可是那些东西无论读多少都很难把握战争的全貌。这就好比端着望远镜，一圈一圈地围绕着马可·奥勒留纪念柱观察上面的螺旋状浮雕，最后只能绝望地叹息：“这究竟表现了什么呀？”当年我用这种姿势望到第三天的时候，招来了首相官邸警卫的盘问。总之我认为，对于马可任统帅的日耳曼战争，最好还是先了解这种战争的性质，然后再去接触具体史料，这样更有利于认识它的全貌。

有一件事情忘了说明，现在可以补充，就是我们能不能分别用一个词来表现图拉真记功柱和马可·奥勒留纪念柱？这也是我围绕着纪念柱漫步时想到的，图拉真记功柱的浮雕99lib.net是“realistic”（现实），而与此相对，马可·奥勒留纪念柱上的浮雕则是“pathetic”（感伤）。情感的过剩，不但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是个缺点，在艺术上也会形成不足。

在图拉真皇帝进行的达契亚战争中，真正投入重兵的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公元101年开始，第二阶段从公元105年开始。但这两个阶段都是拉开战端一年之后很快就结束了，在第一阶段的公元102年和第二阶段的公元106年，图拉真皇帝在首都两次举行凯旋仪式。也就是说，无论是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都正好只用一年时间就达到了战争目的。投入重兵的两个阶段加在一起，也仅有两年时间而已。

日耳曼战争时，马可一直身在前线，而没有像路奇乌斯那样，到别处去避暑或享受温泉。这么看来，我们似乎只能得出皇帝马可作为最高司令官，其实欠缺相应能力的结论。历史学家蒙森谈到这一点时，也相当苛刻：

马可·奥勒留纪念柱上的浮雕表现出来的“日耳曼战记”之所以和图拉真记功柱不同，而只是片段的集合，就是因为日耳曼战争本身就是由一些片段构成的。也就是说，这次战争并没有遵循着一个灵活机动的基本战略加以展开，而是由战线上各处发生的战斗组成的。这是一场没有战略、只靠战术蛮干的战争。除了方法拙劣，别无其他。这个问题和马可本人的诚实担当毫无关系，我们一言难尽的只能是无限的遗憾，或者只能对人性的复杂发出叹息。而马可自身苦恼的产物《沉思录》，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动笔的。九_九_藏_书_网

可是在马可·奥勒留进行的日耳曼战争中，我们观察其真正投入重兵的时期，从公元172年到174年年末是第一阶段，接下来因为我们后边要讲到的一种变故，不得不在公元175年到177年的三年间暂时中止军事行动。公元178年烽烟再起，到179年第二阶段的战争宣告结束。前后合计一共进行了5年，随后马可离开了人世。虽然目标近在咫尺，他却只能抱恨而终。如果把尽早结束战争作为对战争这种“恶行”所能做的唯一的“善行”，那么在这一点上马可·奥勒留是很失败的。

我们必须承认，艺术价值的确有所不如。一级的艺术品都是舍弃一切不必要的东西才能成立，而马可纪念柱上的浮雕场面过于拥挤了。其实如果真能把所有内容都体现在上面也不乏历史价值，可是在这一点上又不尽如人意。和图拉真记功柱相对照，即使从下向上沿螺旋方向探求马可纪念柱的浮雕的内容，我们对战争九九藏书网全貌也还是一头雾水。因为那上面全都是关系不明的战斗场面，即战争片段而已。

有些研究者认为，敌方日耳曼各部族受到从东北方向南下的其他部族的压迫，也就是说，他们前有罗马军队，后有日耳曼其他部族，遭到两面夹击，只能殊死抵抗，这才造成了马可的“迟缓”。可是，在图拉真东征的时候，达契亚国王德凯巴鲁斯也在破釜沉舟，拼死作战，他们也的确到了生死关头，对图拉真指挥下的罗马军队而言，对方绝不是束手待毙的敌人。

可是，如果说恺撒留下的《高卢战记》为后世研究提供了方便条件，那么图拉真皇帝进行的达契亚战争也和马可的日耳曼战争一样面临着史料上的不利。然而后代的历史学家们仍旧能够追寻出达契亚战争的过程，因为只要从下向上沿螺旋方向依次研究图拉真记功柱上面的浮雕就可以了。我在《罗马人的故事09·贤君的世纪》中就逐一解读纪念柱上雕刻的场景，用这种方法叙述了达契亚战争的进程。

还有不少研究者指出，负责具体指挥的军团长等一干武将素质低下，造成了战争的拖延。其实这种观点也经不起推敲。帕提亚战争就发生在10年以前，罗马军队实际上只用了3年时间，不但藏书网横扫了亚美尼亚境内的帕提亚军，还攻入了帕提亚境内，一直把对方打得元气大伤，完全达到了当初的作战目的。当时无奈在前线做总指挥的皇帝路奇乌斯实际上等于不存在，而是军团长等一班指挥官根据自己的谋划将战争向前推进。即便过了50年之后，卡西乌斯·狄奥还指明，镇守前线的罗马军队仍在哈德良皇帝重新构筑的国防体制下充分发挥着自己的机能。这位历史学家本人曾任潘诺尼亚行省的总督，亲自指挥过3个军团，所以他的话具有非常高的可信度。而且，各军团的指挥官都遵从着最高司令官认可的战略采取行动，尤其在战时，更加强调这种指挥系统的统一。

研究人员解释说，从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上看，马可纪念柱比不上图拉真记功柱。

公元172年，万事俱备之后，第一次日耳曼战争终于开始了。有关这次战争的过程，说实话，我真的无法追寻。不但是我，别人也同样不明就里。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虽然留有一些记述，却也只不过是战争进程中的片段集成，而不是前后连贯的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