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称霸高卢的尤里乌斯·恺撒，以长远的眼光确立了高卢将来的统治模式，其中一条重要的政策，就是给予被征服的部族首领尤里乌斯·恺撒的家门名与罗马公民权。按照罗马式的思维来理解，赠予自己的家门名，就意味着把他们收为自己的“被保护者”。时髦的说法，也即“开分店”“召集喽啰”。受此恩惠，“长发高卢”的领导阶层都冠以“尤里乌斯”的姓氏，摇身一变成为具有罗马公民权的普通公民。无论罗马公民权还是“被保护者”的关系，都是可以世袭的权利和义务。公元21年，发动叛乱的3名主谋都叫“尤里乌斯”的高卢人，这也并不意味着恺撒的高卢政策有问题，因为只有东部的“尤里乌斯”发动叛乱，西部和南部的高卢人并未起来反抗。

叛乱中成为学生根据地的欧坦城的学校，后来并未被封锁。虽然史书未记载叛乱平息后的贷款利率是否降低，然而，史书上再也没有“长发高卢”人发泄不满情绪的记录，罗马大概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应对吧。

可是，反抗罗马帝国的叛乱为何由东部高卢而起？如若贷款的利率过高、矛盾重重，那么暂不考虑罗马化进程较快的法国南部地区，为何与东部高卢罗马化程度相近的西部高卢却并未发生叛乱呢？

提比略的性格就是喜欢在适当的时候挖苦对方几句。

但是，对德鲁伊特的干预，奥古斯都没有就此罢休，虽然并没九_九_藏_书_网有对德鲁伊特教进行镇压，但严禁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皈依这个宗教。罗马人对于容许实施用活人献祭的宗教，无论是伊特鲁里亚人的还是迦太基人的宗教，都非常讨厌，认为这些都是非常野蛮的宗教。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凭借当时记载的片段来推测。然而，我认为，在由学生引发叛乱的背后，其实高卢宗教界的祭司阶层也参与其中。

由于高卢几乎所有领导阶层都拥有罗马公民权，而奥古斯都出台这项禁令，使得高卢的德鲁伊特教的祭司们在高卢领导阶层中的影响力顿失。在攸关生死存亡之际，祭司们想到了把宗教和高卢的民族主义相结合。而祭司们把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牵连到这场冲突中来非常容易。如此这般，对高利贷的愤怒与高卢民族主义相结合，演变成了高卢东部地区欧坦城发生叛乱的导火索。然而，造反者的盘算也出现了失误。

70年前高卢行省也出现过叛乱，但被恺撒镇压了。公元21年，叛乱再度爆发，虽说此次叛乱是由被罗马人称为“长发高卢”的民族引起的，但实际上他们到处借贷的痛苦，归根结底是由罗马征收的行省税所致，所以他们把矛头指向罗马中央政府也是情有可原。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所有叛乱主谋都叫“尤里乌斯”，他们都拥有罗马公民权。

时年63岁的提比略当即上书元老院，表示感谢。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祭司们第一个失误在于，他们预测罗马帝国的莱茵河军团放弃了征服日耳曼，日耳曼尼库斯被改派到东方之后，就变成一个不再设有皇族总司令的莱茵河防御军团，肯定会导致军纪散乱、士兵厌战。这种毫无根据的推测被证明错得十分离谱。由于提比略在此地精心布局，军团长并非依出身定职，都是能力超群的将才。基地巩固之后，无论是设备还是功效，都会比日耳曼战争时有很大的提升，并且，军团自身的任务不只是驻扎在莱茵河沿岸，而担任军务的士兵不仅要防御日耳曼人的侵略，还要在后方稳定高卢的政局。因此，遇到任何骚乱，还未等提比略的命令下达，他们早就起身镇压去了。

提比略在平定叛乱后给元老院写了一封信，详细报告了战斗的始末，就连反提比略派的塔西佗也评价说这是一份“毫不隐瞒、毫无夸大”很具客观性的报告。在书信中九-九-藏-书-网，提比略把能迅速成功平定叛乱的原因归结为军团长们的责任感与杰出的能力。对提比略明知发生叛乱却不肯回罗马坐镇，甚至连杜路苏斯也待在罗马不曾前往前线一步的指责，提比略这样辩解道：

罗马军队镇压高卢叛乱取得了完胜，于是，元老院对为罗马全军最高司令官的提比略举行凯旋仪式一事给予了应许。这种拉丁语称为“Ovatio”（欢迎）的仪式，胜利者是骑马接受庆祝的，这比坐在4匹白马拉的战车上出席的“凯旋”（Triumphus）仪式规格要低一些。

祭司们的第三个失误在于，他们在不寄希望于法国南部地区的情况下，竟然连高卢西部与北部都没有一起起兵就立即起事。可想而知，公元21年的叛乱就只局限在高卢东部。其中叛乱方做出的最不妥当的安排就是，他们叛乱的地点居然离罗马帝国莱茵河驻军近在咫尺。

史书记载欧坦城中高等教育机构虽然继续保留了下来，还有一件史实，就是提比略把“德鲁伊特”全部赶出高卢一事。高卢（希腊语读作凯尔特）的祭司们只好逃亡到了不列颠（今英国）。下面可能是一些玩笑话，以圆桌骑士而闻名的亚瑟王孩提时代的教师——魔法师梅林，据说就是一位“德鲁伊特”。

与此同时，高卢行省也发生了叛乱。高卢行省发生的叛乱并不是因为外敌的入侵，招致民众不满的高额贷款利率是罪魁祸首。在罗马帝国本土利率上限被设定在12%，行省却没有对此设限。姑且不论70年前恺撒时代贪图48%高利率的布鲁图，在经济学理论上，投资被视为“高风险”的皇帝行省金融市场，得到“高收益”也是值得期待的。在罗马化程度稳步推行、属于元老院行省的比较安全的法国南部地区，并没有发生叛乱。显而易见，法国南部行省与罗马帝国本土相同，在金融方面都是“低风险低收益”的地区。

“若因一两个毛贼的叛乱就手忙脚乱，实在有辱最高领导者的德行。此外，离开统治世界的罗马城赶赴前线，简直是遭人耻笑的事。”

祭司们第二个失误在于，他们误认为和由罗马公民组成的军团一同从事军务的辅助部队中，那些高卢出身的士兵如若知道高卢人起事，一定会抛弃罗马的军队投身这边来。实际上，罗马军团中被送至镇压起义前线的高卢士兵根本就不为所动，他们毫不犹豫地挥刀砍向造反的高卢人。

但是，高卢的叛乱分子与罗马人不知就里的是，提比略是一个十分重视承担责任的人，喜欢安排部下各司其职。提比略的确不在首都，但他的情报源源不断，却没有下达任何指示。镇压这起叛乱的主导权，提比略全权交给了莱茵河防线的两位军团长。

公元前20年，奥古斯都对高卢进行重新划分时，把“长发高卢”中最大的部族埃杜伊人的首都比布拉克特（今欧坦）发展成为一个学问之都。当然，藏书网如若把它称为大学城的话，则稍有不妥。感觉上这里的性质更接近于中学以及大专。为何这样说呢？原因在于此地的教育机构，其目的是为高卢的优秀学子提供较高等的教育，而想要继续深造的，罗马、雅典、罗得岛或埃及的亚历山大都有大批著名学者，可以远赴这些地方求学。

祭司们第四个失误在于，他们过于相信拥有罗马军队最高指挥权的提比略年事已高，又身在罗马之外。他们深信，待在气候温暖的南意大利的这个垂老的皇帝，想必早已荒废了他的政务。当然，发生这种失误也在所难免，因为就连首都的罗马人都这样认为，并对提比略横加指责。

其实，奥古斯都不是特别喜欢钻研学问，也并非对于教育满怀热忱，他只是想从一手掌握高卢的宗教、司法、教育的民族宗教祭司德鲁伊特手中夺回教育的权力。学习希腊、罗马的思想正是当时高等教育的目标。提及司法，则是由罗马派遣的行省总督负责，当然，这也意味着这项权力也从德鲁伊特手里争取了过来。与罗马不同，高卢有被称为“德鲁伊特”的独立祭司阶层，而这些祭司拥有这么强大的号召力，是因为他们完全垄断了宗教、司法与教育权。

在镇压东部高卢的叛乱上，这两位军团长实际只动用了8个军团中的2个军团加上辅助兵共2.5万人，且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击败了超过4万人的叛军。身为主谋者的3个“尤里乌斯”都自尽身亡，许多被他们蛊惑的学生也死于非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