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一点，我十分赞同塔西佗和他之后的史学家的态度，他们批评这种制度是为了报酬，不分青红皂白胡乱告发的重要诱因。然而，只有恺撒完全没有使用这个体制，奥古斯都没有将之废除。提比略曾公开声明，奥古斯都的言谈举止都是他的法律，因此，他当然也继承了这个体制。他做的“修改”是，为了防范没有确凿证据而胡乱告发带来的弊端，可以揭发告发者的不法行为。然而，这种做法很容易变成收拾残局，以前著名的西庇阿审判（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02·汉尼拔战记》），就证明了司法容易被当作排除政敌的武器。

社会的评价大多是就事论事，通常不会掺入个人的感情。因此，上至元老院元老，下至贩夫走卒，所有人一致认为提比略冷血薄情，连对自己的母亲都不例外。展现自己对母亲的关怀，可以掩盖几乎所有缺点，这是自古至今永远不变的人之常情。提比略不期望别人理解他，他也不想去了解别人。有些研究者认为，要维持帝国的稳定，就必须肃清阿格里皮娜一派，我同意这种说法。然而，如果是我，可能会把行动延后。虽然提比略在军事方面能力出众，在制定策略方面还是赶不上恺撒和奥古斯都这两位皇帝。

随后，塞雅努斯以提比略驾崩后的皇位继承权为诱饵，成功离间了阿格里皮娜的长子尼禄·恺撒和次子杜路苏斯·恺撒的关系。两个年轻人才20岁出头，思虑不周，只知沉溺于五光十色、浮华奢侈的社交圈，十分容易产生竞争心理，从而被人各个击破。

鲁基乌斯·尤里斯·塞雅努斯其人出身于罗马帝国第二等级骑士阶级，并非属于罗马社会的第一等级“元老院阶级”。定居首都的九*九*藏*书*网骑士阶级的人士大多在“经济界”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罗马帝国中的有钱人；然而，塞雅努斯不在此列，他属于成员多来自意大利各地的骑士阶级，只能算是中等阶级。因为恺撒和奥古斯都持续推行起用骑士阶级的政策，所以塞雅努斯的父亲后来官拜近卫军团长官，而且任职于唯一设在意大利境内的“近卫军团”。公元14年，奥古斯都驾崩，提比略继位，随即提拔塞雅努斯。次年，其父因升任埃及长官前往亚历山大任职，于是提比略命塞雅努斯接任，成为意大利近卫军团长官。以34岁之龄担任这一要职，这在罗马可谓是第一例。一个聪明有能力的“左右手”，必须分析冷静，三缄其口，观察细致。而在这些方面，塞雅努斯似乎确实有其常人不能及之处。

然而认真思考的话，不难想象举行葬礼不仅是为了安葬死者，更重要的是安慰生者。因此，对沉浸于悲伤中的人而言，出席仪式实在更加让人痛苦。出于礼貌，仅仅回应别人节哀顺变的宽慰已经让人难受，有时不禁想要大声呐喊，不要管，让自己一个人安静片刻，痛苦得只能熬到仪式结束才会觉得松口气。大概提比略还是会在卡普里岛上，一个人眺望辽阔的蔚蓝大海，独自悼念母亲吧。当然谁都清楚提比略借口国事繁忙这个理由太过牵强，太过苍白。

如此一来，阿格里皮娜周围的人纷纷因叛国罪或通奸罪被排挤。罗马上流社会一时间人人自危，甚至对自己的仆从都怀有戒心，惶惶不可终日。

维护罗马帝国本土意大利半岛和首都罗马的秩序，是9000名近卫军的任务。从恺撒时代起，来自莱茵河以西的日耳曼士兵负责保护皇帝，如今已成定例，因此，近卫军团不需要负责皇帝的安全。近卫军团以维护社会公正与秩序为责任藏书网，这同今天日本附带机动组的“治安厅”很相似。这个机构的最高负责人正是塞雅努斯。提比略隐居卡普里岛时，他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坐了12年。或许塞雅努斯在等待转任埃及总督——这是骑士阶级出身的官员政治生涯的顶峰，他的父亲已经站在上面。然而，提比略的用人标准，除了实力至上，还有知人善用。他并没有调整塞雅努斯近卫军团的长官职务，而是任命居住在埃及的犹太人担任埃及总督。

公元29年，利维娅逝世，享年85岁。这件事情仅仅过去一年，而提比略在卡普里岛生活快有两年的时间了。

司法体系中没有设置检察官一职，这是古罗马的司法特点。虽然有辩护人，然而检察官由告发的当事人担任。哲学家西塞罗在共和制时代以律师身份闻名，他虽然为人辩护，真正让他在法庭上万众注目的，是他揭发别人时的兴奋活跃劲儿。而且，苏拉担任独裁官之后承认告发者的权利，他规定，只要告发者胜诉就可以获得被判有罪的被告财产的四分之一，这好比是给原告的报酬一样。

利维娅不仅是提比略的生母，而且还是先皇兼其养父奥古斯都的妻子。这一次，罗马公民都认为提比略会返回罗马参加祭奠仪式。因为从公私两个角度而言，提比略作为罗马帝国的皇帝和利维娅的儿子，都理应亲自回罗马负责处理丧事。

在莱茵河下游以东地区（罗马霸权还未触及的地方）定居的一支日耳曼民族，突然起兵反抗罗马帝国。这些不在罗马控制之下的日耳曼人为何要做出不可思议的造反行为呢？其实这是提比略针对日耳曼民族的策略之一，同他们形成交易罗马军用皮革的贸易关系。事情发端于商业原因，然而日耳曼人原本就对提比略的不得居住在莱茵河东岸带状无人区的规定有诸９9ｌib•ｎｅt多不满。低地日耳曼军团出兵镇压，双方展开激战，罗马军队在损失了900名士兵之后才获得了胜利。

驻守莱茵河防线的士兵中有很多人认为，如果当初提比略让日耳曼尼库斯一直担任莱茵河8个军团的总司令，而不是把他调往东方，那么罗马早就在日耳曼地区彻底称霸了。不过，也有许多研究者观点不同。这个时期，阿格里皮娜与她的大儿子尼禄·恺撒开始拉拢这些官兵。不过，这是身为历史研究者根据自己的推理而做出的假设，目前没有史料可以证实这个推测。然而，我们不难想象，被排除在外的阿格里皮娜怒气高涨，憎恶滔天。我们也能理解当时参与战斗的士兵的愤愤不平，而连百年之后的塔西佗都指责提比略禁止为900名士兵报仇雪恨的命令也在情理之中。因为自古以来，相较进攻，防守更容易让人非议，甚至招来指责与谩骂。

提比略在信函最后写道：“由于国事堆积如山，片刻不能释手，故无法出席母亲的葬礼，万望谅解。”

显而易见，塞雅努斯有十分适合担任警察工作的能力，这也没有辜负提比略对他的赏识。他深知提比略厌恶没有真凭实据就随意告发他人，因此，他竭尽全力搜集证据。他最擅长的手段就是故意设套去寻求证据。他用处处为人着想的态度让对方放松警惕，当他人敞开心扉、吐露心事时，就叫仆从隔墙偷听，然后让这名仆从出庭做证。他还经常让元老院元老们参与检举揭发工作，使得大家对原告的说辞深信不疑。

历史学家塔西佗持这样的观点：提比略出于对妻子的憎恶，隐居后命令塞hｔｔｐ://www.99ｌｉb.nｅt雅努斯全力肃清阿格里皮娜一派。不过，大多数现代学者倾向于认为，阿格里皮娜和仍旧信奉“日耳曼尼库斯神话”的莱茵河日耳曼军团取得联系，准备发动反对提比略的政变。我认为两者兼而有之。在巩固罗马帝国的大目标之下，从提比略重视各司其职的人生哲学来考虑，再没有比时常就拿奥古斯都的血缘关系来大肆炒作、只知道出风头的女人更令人厌烦的。提比略被奥古斯都强迫，与他的独生女尤利娅结婚，而尤利娅就是阿格里皮娜的母亲。正是因为提比略无法忍受这类女人，两人的婚姻才最终走到了尽头。

此时，皇室的女主人利维娅已是80多岁了，而提比略又没有妻子，因此，在他离开罗马后，家族权力自然落到40岁出头的阿格里皮娜手里。然而阿格里皮娜不仅以流着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之血的嫡孙女自居，还认定与奥古斯都没有血缘关系的提比略谋权篡位，并且对提比略指使皮索毒害日耳曼尼库斯深信不疑。更不幸的是，这个女人并不明白伺机而动的道理。

既然是奥古斯都制定的法律，在他统治时期自然有案例适用这两条法律。皇帝的独生女和外孙女因通奸罪被判处流放之刑，而当时的执政官穆雷纳意图行刺奥古斯都，被判叛国罪而处以死刑。

罗马人毕竟是法治体系的创始人，塞雅努斯可以利用的武器，除了类似机动组的9000名近卫军之外，还有法律。尤其是处罚严厉的叛国罪法与通奸罪法。

然而，提比略让罗马公民失望了，他仍然没有回到罗马，只从卡普里岛致函元老院。信中要求元老院勿违背其母亲的心愿，葬礼从简，尽量减少谥号，不愿让利维娅被神格化。此外，信上还提到应由17岁的盖乌斯在葬礼上宣读悼词。以“卡利古拉”这个昵称而闻名的盖乌斯是阿格里皮娜的小儿子，是利维９9ｌｉｂ•ｎeｔ娅英年早逝的亲生儿子杜路苏斯之孙，也就是她的曾孙。

与此同时，提比略在卡普里岛上依旧为了维护帝国安全，殚精竭虑。

叛国罪法从共和制时代就已经制定，此法规定国家是公民的共同体，其立法目的在于对破坏国家安全与秩序的人严惩不贷。关于这部法律的著名案例，是公元前63年对喀提林的审判，当时哲学家西塞罗担任检察官，恺撒负责辩护。进入帝国时期，奥古斯都对其加以修改，并冠上修订者的姓名，称为《尤里乌斯叛国罪法》。修订后的法律扩大了适用范围，在原有的意图破坏“公民共同体的国家”安全与秩序的基础上，增加了意图谋害“公民共同体的国家之长”，即被称为“第一公民”的皇帝者，同样适用。毋庸置疑，公元前44年恺撒遇害一事是修改法律的真正原因。《尤里乌斯叛国罪法》制定以后，意图暗杀皇帝等同于企图破坏国家。这条法律与同样出自奥古斯都之手的通奸罪法成了皇帝一派对付政敌的强大“武器”。我们不能忘记，罗马是法治国家，要消灭政治上的敌人，主要是利用法律来动手脚。假使一个人被判有罪，判处叛国罪会被处以死刑，判处通奸罪则是流放到荒野之地。

确实如此，恺撒与奥古斯都不但没有出席自己母亲的葬礼，甚至母亲临终之时都不在身旁。不过，当时事出有因，恺撒正在进行高卢战争，奥古斯都身陷屋大维时代的内乱之中，他们都无法抽身。当时，事关国政的所有重责大任都由提比略负责，然而如今在卡普里岛上安然度日的提比略是不能和恺撒与奥古斯都相提并论的。更何况，从卡普里岛快马加鞭的话只要一天就能到达罗马。

然而，提比略根本就没打算改变坚守莱茵河防线的战略，他继续下令，禁止以替这些战死的士兵报仇为名的任何复仇计划，特别是向莱茵河东岸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