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洗澡》中的主人公许彦成，在重新分配工作时填写的志愿是教英语文法，他的太太杜丽琳是教口语的。许彦成的道理很简单：“我曾经很狂妄。人家讲科学救国，我主张文学救国；不但救国，还要救人——靠文学的潜移默化。反正我认识到我绝对不配教文学的。如果我单讲潜移默化的艺术，我就成了脱离政治，为艺术而艺术。我以后离文学越远越好。”许彦成的这番夫子自道，我们不妨当成杨绛、钱钟书夫妇（当然不仅仅是他们两人）当时的私房话。

钱钟书一九五四年写下了《容安室休沐杂咏》组诗，从这组诗中，人们或许可以发现他们在中关园的生活场景以及精神状态：

一九五三年初，根据安排，杨绛、钱钟书被调整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由教授变为研究员，从此尽管隶属关系有所变动，但两人工作单位未曾调动。文学研究所由郑振铎、何其芳创办，所长由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兼任，何其芳任副所长，并主持所里的工作。一九五六年文学研究所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学部于一九七七年独立并扩充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出任首任院长。

他们深知人在“蛇阱”的无奈，只好冷眼相看。正如杨绛所说：古往今来，自有人避开“蛇阱”而“藏身”或“陆沉”。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包孕于海水之内，如细小的野花隐藏在草丛里，不求“勿忘我”，不求“赛牡丹”，安闲舒适，得其所哉。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迁至中关园时，杨绛还在宿舍门前种了五棵柳树，绿树成阴，使人联想到陶渊明氏的《五柳先生传》了。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开始，根据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对全国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这次调整的宗旨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形成高等工科学校专业化比较齐全的体系。其模式是照搬苏联“老大哥”的一套，这样，杨绛、钱钟书所在的清华大学变成了一所纯工科性质的高校。

杨绛说过，他们夫藏书网妇爱读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也企慕庄子所谓“陆沉”，并赞同英美人把社会比作“蛇阱”：只见“阱里压压挤挤的蛇，一条条都拼命钻出脑袋，探出身子，把别的蛇排挤开，压下去；一个个冒出又没入的蛇头，一条条拱起又压下的蛇身，扭结成团、难分难解的蛇尾，你上我下，你死我活，不断地挣扎斗争。钻不出头，一辈子埋没在下；钻出头，就好比大海里坐在浪尖儿上的跳珠飞沫，迎日月之光而斗辉，可说是大丈夫得志了”。

杨绛《洗澡》一书结尾部分有云：“当时文学研究社不拘一格采集的人才，如今经过清洗，都安插到各个岗位上去了。”她这里指的是“洗澡”过后，在全国范围进行的高校院系调整。

杨绛夫妇的寓所，这时也由清华园迁至中关园。据苏轼《东坡志林》卷四载：“陶靖节云：‘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故常欲筑小轩，以‘容安’名之。”“脱裤子、割尾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后，钱氏夫妇自然未必能“倚南窗以寄傲”，但至少暂时可以“审容膝之易安”了，他们遂为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容安室”。

起初，杨绛、钱钟书都在文学所外国文学研究组工作，不久，钱钟书被郑振铎借调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组，用钱钟书的话说，“从此一‘借’不再动”。后来古代组和外文组分别升格为九九藏书文学所、外国文学研究所，他们夫妇分别成了这两个研究所的研究员。

文学所成立时确定的工作方针是，按照国家的需要和本所的具体条件，有步骤、有重点地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中外的文学与文艺理论，以及整理文学遗产，促进我国文艺科学水平的提高和文学创作的繁荣。

杨绛夫妇脱离大学的讲坛，对清华大学来说是一种遗憾。对他们两人来说，则未免不是一件幸事。

杨绛被学生点名道姓地批判，骂得狗血喷头，虽然“是非忽已分今昨”，增添了些许韧劲，仍然心有余悸。至于钱钟书呢，他的学养和性格使其不会在讲坛上老生常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