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号！这会儿干吗还亮着灯？”

“杨季康，你再打瞌睡就揪你上台！”

还有一次，文学所所长何其芳等“黑帮”在北京吉祥大戏院的大舞台挨斗，他们披戴了各种辱骂性的名号，被一一押到台上。杨绛夫妇在陪斗之列，暂时栖身台下。

“你们怎么样？”

不发工资，存款全部冻结，每月发给生活费若干元；

在宿舍楼大院主持批斗的是一位“极左大娘”——一个老革命职工的夫人（不久以后这位“极左大娘”也在前院挨斗了，据说她先前是个私门子，嫁过敌伪小军官），执行者则是一群正当少年的红卫兵、红小兵。

一会儿她又叫人快到大楼后边去看看，“谁家烟筒冒烟呢！”

她坐在院子中心的水泥花栏上侦察，不时发出警告：

每天上班后，身上挂牌，牌上要写明姓名、身份和自己招认并经群众审定的罪状；

会后就有人通知她：“以后开会，你不用参加了。”

此时那位“极左大娘”还站在大院里大声恫吓：

然而有一家的大娘却狠心，口口声声骂“你们这种人”，下令杨绛爬进铁丝网拦着的小臭旮旯，用手指抓取扫帚扫不到的臭蛋壳和烂果皮。押她的一个大姑娘拿一条杨柳枝做鞭子，抽九九藏书得她肩背上辣辣地痛。杨绛认识她。

一天晚上，杨绛回家问她的丈夫：

“你们这种人！当心！把你们一家家扫地出门！大楼我们来住！”

杨绛被批斗、揪斗，不止这一次，有时单独，有时和钱钟书一起，成为“家常便饭”。其中有一件事非同小可，前面已经提到过钱钟书的罪名，对此，杨绛在《干校六记》中的叙述更为详尽：

夜深人静，这位“极左大娘”却睡意全无，老在喝问：

“×门×号！谁在撕纸？”“×门×号！谁在烧东西？”

杨绛就干脆不称“同志”，改称“你们”。

杨绛在单位里挨批斗，回到干面胡同的中科院宿舍楼后仍要接受批斗，直到斗得七窍生烟、灵魂出窍，耳畔还响着一声声“斗！斗！斗！”以至何其芳私下发誓：等逃过难关，一定要治一方“身经百战”的藏书印章以志纪念。

就在《十六条》通过的次日，即八月九日，杨绛就在“如火如荼”的运动中被“揪出来了”。三天之后，她的丈夫钱钟书也被“揪出来了”。那时，他们俩同在一个学部，杨属外国文学所，钱则属文学所，两所运动的过程大致相仿。

第二天清晨，杨绛他们都给赶往楼前平房的各处院子里去扫地并清除垃圾。这是前夕不知谁下的命令。她去扫地的几处，一般都很体谅。有的说，院子已经扫过了，有的象征性地留着小撮垃圾给她清除。

那姑娘立起一对眼珠子说：“他和你们不一样！”随手就猛抽一鞭。原来她爸爸投靠了什么有权力的人，确实不一样了。

忽然有一天被召去开大会，不料会上群众愤怒地控诉他们的种种罪行，并公布今后的待遇：

组成劳动队，行动听指挥，并由“监管小组”监管。此外，还有一系列禁令，如不许喝牛奶，不许吃鱼肉蛋禽，只许吃窝窝头、咸菜和土豆，不准戴草帽，不准撑九_九_藏_书_网遮阳伞，不准穿皮鞋等等。

那天杨绛异常困倦，只好低着头打起了瞌睡。台上的检讨和台下的斥骂连成一片，她却置若罔闻。忽有人发现，大喝一声：

在外文所，虽然没有一张揭发杨绛的大字报，不过她觉得事情已经不妙。有一次大会前群众传看一份文件，传到她近旁时就跳过了她，好像没有她这个人。再有一次大会上，忽然有人发问：

“待罪”之时，报上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杨绛等人对照这个文件细细研究，窃窃私议，满以为按这个指示的精神，革命群众应该请他们重新归队。

当然，学部各所都是丝毫不差的，他们俩的遭遇也相仿佛。他的专职是扫院子，她的专职是扫女厕。他们夫妇草草吃过晚饭，就像小学生做手工那样，认真制作自己的牌子。杨绛所在的外文所规定牌子圆形，白底黑字。钱钟书所在的文学所规定牌子长方形，黑底白字。下面的情形，据杨绛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一文的记载是这样的：“我给默存找出一块长方的小木片，自己用大碗扣在硬纸上画了个圆圈剪下，两人各按规定，精工巧制；做好了牌子，工楷写上自己一款款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我们都好像阿丽思梦游奇境，不禁引用阿丽思的名言：‘curiouser and curiouser!’。我们似乎可以听出两人苦涩的浅笑。”

杨绛回头说：“你爸爸也是我们一样的人。”

“杨季康，她是什么人？”

杨绛说：“是我——为的是提供线索，让同志们据实调查。”

群众问：“给钱钟书通风报信的是谁？”

杨绛就这样给“揪出来了”。一同被揪出来的李健吾、卞之琳、罗念生、邹荻帆等，坐在空落落的办公室里“待罪”。

杨绛说：“是我。”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99lib•net全会，其中心议题是讨论和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史称《十六条》）。这个《决定》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出乱子”，“不能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杨绛赶忙睁目抬头，觉得嘴里发苦，知道是心里慌张。可是一会儿她又瞌睡了，这样揪上台势在难免。

台下一片怒斥声。有人说：“谁是你的‘同志’！”

那天，杨绛一口担保，钱钟书的事自己都知道。当时，群情激奋，杨绛也十分气愤。有人递来一面铜锣和一个槌子，下令她打锣自报罪名。她正是火气冲天，没处发泄；当下接过铜锣和槌子，下死劲大敲几下，借以发泄无比的愤恨。

这一来可翻了天了——台下闹成一片，造反派要驱杨绛到学部大院去游街。一位中年老干部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块污水浸霉发黑的木板，系上绳子，叫她挂在颈上。木板是滑腻腻的，挂在脖子上很沉。杨绛戴着高帽子，举着铜锣，给群众押着先到稠人广众的食堂去绕一周，然后又在院内各条大道上游街“出丑”。造反派命她走几步就打两个锣，叫一声“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就在这次专门提到的斗争会上，杨绛受到“革命群众”的审问。

群众又问：“打着手电贴小字报的是谁？”

接下来的事情使他们感觉愈来愈出奇，夫妇俩度日如年。学部当时还没有供全体员工开会的大礼堂，只有一个大席棚。有一天大雨倾盆，寒意刺骨。到处造反的红卫兵把各所“揪出来”的牛鬼蛇神都召到大席棚里，押上台去“示众”，还给他们都戴上报纸做成的尖顶高帽。

有一晚同宿舍的“牛鬼蛇神”都集中在大院里挨斗，有人竟然用束腰的皮带向杨绛等人猛抽。杨绛的头发被剪去一截，钱钟书的背上给抹上唾沫、鼻涕和糨糊，渗透了薄薄的夏衣。斗完以后又勒令他们脱去鞋袜，排成一队，大家弯着腰，后人扶住前人的背，绕着院子里的圆形花栏跑圈儿，谁停步不前或直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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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就挨鞭打。他们在笑骂声中不知跑了多少圈，初次意识到自己的脚底多么柔嫩。等他们能直起身子，院子里的人已散去大半，很可能是并不欣赏这种表演。他们的鞋袜都已不知去向，只好赤脚上楼回家。

至于钱钟书究竟为何被揪出来，他自己也莫名其妙。杨绛问他时，他说“大概是人家贴了我几张大字报”——简直是黑白颠倒、狗血喷人。钱钟书身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编译委员会成员，书桌上竟然没有“毛选”四卷，并且说把这些东西放在书桌上，“会弄脏了桌子”……这罪名在当时大得可怕。

杨绛和钱钟书终于都被点名叫上舞台，登上了台就有高帽子戴、挨一顿混骂。在一片“低头！低头！”的怒骂声中，他们夫妇俩被迫低头认罪。

一九六六年，正当全中国人民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艰难地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开始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在毛泽东的亲自发动和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以遮天蔽日之势席卷中国大地。

一向和颜悦色，说话慢条斯理，举止温文尔雅，被人视为“文弱书生”的杨绛，这天一反常态，大声叫喊，她情愿以这一特殊方式，抗议对自己、对钱钟书的种种侮辱，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铮铮傲骨。她的同事叶廷芳在一篇文章中实录其事，读来惊心动魄：那场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迫使一个个所谓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面对一张张大字报的满篇不实之词，人们只能咽下痛苦的泪水，敢怒而不敢言。但在学部大院内却发生一起例外：一张“揭发”“反动学术权威”钱钟书的大字报被另一个“资产阶级权威”提出质疑；她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那张大字报的一角，对大字报中的不实之词进行澄清。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上述的“弱女子”杨绛。不用问，她的“胆大包天”不可能不受到惩罚。她马上被揪到本单位大会议室，与其他“牛鬼蛇神”一起示众。他们一个个被勒令屈辱地低着头，出乎人们意料，偏偏杨绛拒绝服从，她满面怒容地昂着头！人们斥问她为什么如此顽固！她怒不可遏地跺着脚大喊：“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那形象真像一头愤怒的猛狮。杨绛的这一大无畏之举，使在座的“革命群众”中的年长和年轻的同事心中引起共鸣或灵魂震撼。从此我对她刮目相看，觉得在她的柔弱的外表之内，蕴含着刚正不阿的精神情操和对丈夫的真挚、深厚的爱。对丈夫的挚爱，杨绛一口担保钱钟书绝无此事。后来当红卫兵实地调查时，也查无实据。对此，时隔多年，杨绛以不乏幽默的笔调调侃道：“我想这有何难，就难倒了我？况且知识分子不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叫又何妨？我暂时充当了《小癞子》里‘叫喊消息的报子’；不同的是，我既是罪人，又自报消息。当时虽然没人照相摄入镜头，我却能学孙悟空让‘元神’跳在半空中，观看自己那副怪模样，背后还跟着七长八短一队戴高帽子的‘牛鬼蛇神’。那场闹剧实在是精彩极了，至今回忆，想像中还能见到那个滑稽的队伍，而我是那个队伍的首领！……我心想，你们能逼我‘游街’，却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

在群众愤怒的斥骂声中，杨绛偷眼看见“同伙”帽子上都标着名目，如“黑帮”、“国民党特务”、“苏修特务”、“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等，不一而足。散会后，杨绛给推推搡搡赶下台，尖顶高帽都需缴还，她看了一眼自己刚才脱下的高帽子，发现帽子上的名目经过规范化，自己从“资产阶级学者”升级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丈夫钱钟书一样了。从此，他们成了“落水狗”，人人都可以欺凌戏侮，称之为“揪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