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就在这匆忙的访问中，不时思考着学术问题，利用各种机会，解决文学翻译上的疑难杂症。杨绛曾谈过中国明代天启年间，意大利耶稣会神甫艾儒略用文言文撰写的《职方外纪》，这是一部记述“绝域风土”的书籍，其中讲到西班牙的一节说：“国人极为好学，有共学在撒辣蔓加与亚尔加辣二所，远近学者聚焉。高人辈出，著作甚高，而陟禄日亚与天文之学尤精。古一名贤，曰多斯达笃者，居俾斯玻之位，著书最多，寿仅五旬有二。所著书籍，就始生至卒计之，每日当得三十六章。每章二千余言，尽属奥理。后人给彼像，两手各执一笔，章其勤敏也。”杨绛思忖，书中提及的这位从出生到死，每日撰写七万多字的“名贤”究竟是谁呢？她翻译《堂吉诃德》时，发现堂吉诃德提到的一个人名字“托斯达多”很像“多斯达笃”。她顺藤摸瓜孜孜矻矻，终于考证出多斯达笃（即“托斯九九藏书达多”）就是西班牙阿维拉主教的译音，“陟禄日亚”是神学的译音，两所“共学”便是指撒辣蔓加与亚尔加辣两所大学。而“托斯达多”是绰号，不是人名，意思是“焦黄脸儿”。可是他为什么绰号“焦黄脸儿”，他的身世如何，杨绛“总觉不放心”。

杨绛与钱钟书一样，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她除了出访国外，还在寓所中，接受了海外学者的多次采访，交流信息，增进友谊，他们当中有来自港台的，还有外国的英、法、美、德、日、俄、新加坡等地。

随着噩梦般的“文革”的结束，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钱钟书、杨绛伉俪在中国和国际的学术界重新露面。

杨绛是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随中国社科院代表团一道到西班牙和英国去作学术访问的。这次访问，她也有很大的收获。

杨绛如饥似渴地汲取国外的研究成果，她看到了许多未曾看到的书籍，并利用这个机会，购阅了不少自己需要的书刊，她怀着丰厚的收获回国了。

一九七九年春天，杨绛与钱钟书同机出发赴法，钱钟书转机赴美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的第一个访美代表团；杨绛则留在巴黎，参加由梅益为团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访法代表团，作为期近一个月的访问。这是一个包括中国社会科学各专业学者的学术访问，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国与法国的文化交流，考察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学术成果。

杨绛因翻译《堂吉诃德》而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大奖，并通过西班牙驻华大使馆邀请她出访：第一任大使邀请，杨绛谢绝了；第二任大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杨绛正式地以书面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中国社科院领导马洪去请，杨绛感到实在“赖不掉了”，才答应下来。说起此事，钱钟书无不得意地说：“三个大使才请动她！”www.99lib.net

杨绛处处留意，她在旅馆的早餐桌上，发现“备有各式面包的盘里，照例有两片焦黄松脆的面包干，封在玻璃纸里，纸上印有‘Pan tosotado’二字”，于是她猜想到“托斯达多”的脸色。大概就是这种焦黄色。后来，杨绛游览托雷多古城的大教堂，看到一间屋里陈列的历任主教像，没有托斯达多的像。她向导游请教。原来，托斯达多的像在阿维拉，这位主教血统里混有吉普赛人的血，面色焦黄，不像一般西班牙人的肤色是白的，所以绰号“焦黄脸儿”。托斯达多的著作叠起来有他本人一样高，他是我国文献里最早出现的西班牙作家。杨绛在此得知“焦黄脸儿”（“多斯达笃”）的缘由，感到“出乎意外的高兴”。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杨绛在中外文化的殿堂中驰骋多年，深知外语的重要，因此，对于青年人的外语学习十分关注。她非常喜欢和年轻人聊天，总是问寒问暖，关怀备至。一九九二年九月的一天，杨绛在接待社科院计算室的两位年轻科研人员董磊、孙小玲的时候，听到他们抱怨外语难学，口语不行，听力也差。她鼓励道：“多会一门外语，好比多一把金钥匙，每一把金钥匙都可以打开一座城。城里有许多好看好玩的东西，好像一个大游乐园。你们如果不懂外语，就会比别人少享受很多东西。不要因为自己在学外语的某一方面困难就放弃外语，这样就太可惜了。”她略加思索，接着又说：“我当初学习西班牙语的时候，是没有老师教的。但是只要刻苦和努力就会学好的。”她亲切地笑了笑，这样的见识往往给予年轻人很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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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在英国首都伦敦访问的时候，躲开各种琐事，偷得一个多星期时间，到大英博物馆悉心阅览许多在国内看不到的书籍与稿本，她嗜书如命的性格在国外也时时“发作”，于是博览群书，如愿以偿。

杨绛又随代表团到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市访问，参观了当地的印第安总档案馆（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看见陈列的塞万提斯亲笔信一页。那是当年塞万提斯呈送国王斐利普二世的申请书，自陈曾为国家效力，想在美洲殖民地谋个官职。印第安总档案馆馆长得知代表团成员杨绛是《堂吉诃德》翻译者后，特地将这封信原件复制一份，赠送给她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