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杨绛对门的邹家华，是邹韬奋的长子，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他与杨绛相处很好，教会她做大雁功。杨绛再教给钱钟书，两人一起做大雁功健身。

在钱氏夫妇的客厅里，听两位世纪老人谈话，清言妙语，谈论风生，真是一种享受。尤其那逸兴湍飞的淘气话儿，时不时似珠玉般涌出，语惊四座，令人忍俊不禁。他们的幽默与众不同，有一股洞达世情又超出物外的味道，使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智慧的世界里。特别是杨绛人如其文，在云淡风轻的谐趣之中，有潜沉的洞彻与谦和的宽容。“珠联璧合”用在他们身上毫不为过。难怪夏衍先生赞叹他们道：“这真是一对特殊的人物！”

钱钟书马上抗议：“这样说好像我在搞大男子主义，是因我的东西多嘛！”

据高莽介绍：“杨先生是钱先生的理发员，钱先生是杨先生的书法老师。年逾七旬的杨先生拿起毛笔练字，她请钱先生当教员，钱先生慨然接受。但提出严格要求：学生必须每天交作业，由他评分，认真改正。钱先生审批杨先生写的大字，一丝不苟或画圈儿或打杠子。杨先生嫌钱先生画的圈不够圆，找到一支笔管，让他蘸印泥在笔画写得好的地方打个标记。杨先生想多挣几个红圈儿。钱先生了解杨先生的心理，故意调侃她，找更多的运笔差些的地方打上杠子。我见过杨绛先生的大楷‘作业’，她很重视钱先生的批示。两位老人童心不泯感情纯真如初。”藏书网

杨绛总有交好的近邻，她在与谢蔚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图书室）做邻居的时候，杨绛多次问她生活有无困难，还变着法儿帮忙她，借口要找人抄《堂吉诃德》译作，找谢的大女儿帮着抄，每每抄了一段后，总要付给多数倍的稿酬，让人真不知该如何报答才好。

杨绛曾称钱钟书为“书痴”，其实夫妇两人均嗜书99lib.net如命，乐此不疲。新的、旧的、中文的、外文的，但凡到手都要翻翻看看。好在供他们阅读的书，如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外文书刊也从不断炊。只要手中有点外汇，他们就张罗着买书，国外出版社的稿酬，他们一般不取现金，而是开出书单子，请对方以实物支付。

屋里一横一竖两张旧书桌，大的面西，是钱钟书的；小的临窗向南，是杨绛的。

杨绛在三里河南沙沟的寓所四室一厅，家里摆设非常简朴，没有豪华装饰和家具，地面是光光的黄木地板，没有铺设地毯。门左边有一间大约二十多平方米的房间，这是兼作书房的会客室，屋里只有五个中型书架并排着，给人一种坐拥书城的感觉。清澄的空间，体现了主人不尚繁华的气质。

八十年代以来，关心钱氏夫妇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仰慕他们的来访者络绎不绝，特别是“钱迷”们，杨绛只好出面挡驾。她告诉我们：“我经常看到钟书对来信和登门的读者表示歉意；或是诚诚恳恳地奉劝别研究什么《围城》；或客客气气地推说‘无可奉告’，或者竟是既欠礼貌又不讲情理的拒绝。一次我听他在电话里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我真担心他冲撞人。”为了得到平常人的那份安宁，钱氏夫妇杜门谢客实属无奈。两人居家生活，相敬如宾。“杨绛练书法”的轶事，便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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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待人接物，一招一式无不透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陈子谦曾告诉读者他“一直难以忘怀”的一件小事，他写道：“1984年５月我去拜访钱钟书先生，那天是杨先生开的门，她是那样温文尔雅，一副娇小文弱的样子。当钱先生让我坐下以后，杨先生从里屋用旧式茶盘端出两杯茶来，递一杯给我，递一杯给钱先生，然后双手托着茶盘一直背朝里屋退下，直到我告别时她才从里屋出来，满脸微笑送我到门口，我连忙请杨先生留步，只有钱先生送我下楼。杨先生端茶的动作，特别是她的‘却行’显然是一种旧式礼节，这在当时我真还觉得不好理解，特别是对一位后生晚学，何必如此‘讲礼’，这般客气？联系着钱先生当时穿的那件对襟布褂，我真是谜一般地猜不透他们的心蕴。现在看来，这就叫文化，这就是我们的传统，不管你如何漂洋过海，懂得多少门外语，受多少西洋风气的影响，到头来骨子里的还是本民族的东西，根子还得牢牢地扎在民族文化的传统中。杨绛尽管留学过巴黎，翻译过《堂吉诃德》，写过现代剧本和小说以及理论著作，但到底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女性，所以才是那样的‘文质彬彬’、‘温柔敦厚’，写《干校六记》那样的作品也是‘怨而不怒’——”藏书网９９lｉb•ｎeｔ

“为什么一大一小不一样呢？”人家问道。

简朴的房间里，最醒目的是大小书柜放满书籍：中文与外文、古典与现代杂陈，显示着两位主人中西文化贯通。《围城》的英、俄、德、日文译本也夹杂在其中。

一九八九年，他们的女儿钱瑗第二次去英国伦敦作访问学者，回国时为两老买了一辆脚踏的健身车，于是两人每日各踩十五分钟健身车权作锻炼。若遇到晴好的天气，再双双散步一二十分钟。这些活动，给颐养天年的老人带来恬适和惬意。

走进杨绛和钱钟书的家里，只觉得满室书香。他们把客厅与书房合二为一了，主要空间都被书柜和书桌占据着。两张老式的单人沙发挤在一隅，权且待客。

杨绛笑吟吟地改口：“对，对，他的来往信件比我多，需要用大书桌。”看钱钟书案头，确实堆满信札和文稿。他坐在桌旁，举着毛笔告诉我：“每天要回数封信，都是叩头道歉，谢绝来访。”

“他的名气大，当然用大的；我的名气小，只好用小的！”杨绛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