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门听政，既议决重大军政国务，还议决重要人事安排。御门听政是发现、考察、选拔人才的重要场所。顺治帝在御门时发现徐元文，是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徐元文（1634—1691年），江苏昆山人，顺治十六年（1659年）状元，时25岁。顺治帝御乾清门召见徐元文，告诉他是自己亲自选拔的，并亲赐冠带、蟒服、皮裘、靴子等。回宫，奏启孝庄皇太后说：“今岁得一佳状元。”就是今年得到一名优秀的状元。明日，顺治帝又御乾清门，徐元文率领新科进士谢恩，百官陪列，鸿胪读表，前此未有。徐元文被依例授予翰林院修撰，蒙多次宣召，经常陪顺治帝到南苑打猎，乘着御赐骏马九九藏书，好一派潇洒。顺治帝命内阁学士折纳库为徐元文牵马，徐元文急忙说：“不敢，折公是我翰林院的老师！”便改为内廷侍卫牵马。后来，顺治帝又经常晚上在便殿召对徐元文，夜深了，赐夜宵。顺治帝问侍从人员饿吗，又给侍卫赐饭。（《张文贞公集》）康熙初，徐元文为国子监祭酒，后改翰林院掌院学士，任《明史》监修总裁官、左都御史，官至文华殿大学士。

第二，不做颂扬。平定三藩之乱，朝臣多称颂康熙帝的功德，奏请给皇帝上尊号，独元文上书“愿皇上倍切咨儆”，不歌颂皇帝功德，还劝皇帝更加谨慎。

其兄乾学与弟秉义，以招权纳贿，结党营私，贪渎获罪九*九*藏*书*网，被参解职。而元文“谨守礼法，门庭肃然”，退休回家，路过临清，关吏检索，“仅图书数千卷，光禄馔金三百而已”。徐元文居家一年，患病而死，才58岁，有《含经堂集》传世。

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雍正帝开始御乾清门听政。大臣奏事，君臣讨论。雍正四年（1726年）十一月，谢济世为御史，因弹劾雍正帝的宠臣田文镜而下狱。是时，雍正帝御门听政，允许科道御前奏事，谢济世拿出奏章。雍正帝问：“云何？”对曰：“钱法。”雍正帝说：“钱法大难，朕方筹画。”雍正帝问：“又云何？”对曰：“劾河南巡抚田文镜贪黩不法状。”雍正帝环顾左九九藏书网右后说：“彼号能臣，朕方假任，尔无惑浮言。”就是说像田文镜这样的能臣，朕刚信任，你不要相信传言，并退回其奏疏。谢济世伏地不起，争谏益力，因而见罪。（《篷窗随录》）雍正帝在这点上，缺乏气度和雅量。

御门听政还是清朝兴衰的一个历史信号。

第三，限制特权。当时京城民人被卖到或骗到八旗下做奴仆的，生活凄惨，纷纷逃亡，称作“逃人”。清廷颁布惩治逃人法，规定：捉到逃人，逃人及其邻左邻右和十家长（甲长），连坐处死。有的大臣为此上奏，顺治帝将奏疏掷于地。徐元文还是疏奏。《清史稿·徐元文传》记载：“京师奸人，多掠平民卖旗下，官吏豫印空契给之，屡发９９liｂ•ｎｅｔ觉，元文疏请禁止。又八旗家人投水、自经，报部者岁及千人，疏请严定处分。上俱从之。”

第一，严肃学规。任国子监祭酒（国家大学校长），条规严肃，纪律严明，满洲子弟不听管理、违反纪律者，“辄加挞责，咸敬惮之”（《清史稿·徐元文传》卷二百五十），这是后人做不到的。

御门听政，还有故事。御门听政时，康熙帝同大臣讨论数学的开方、圆周率，以及音律等，还表演测水流量，谕道：“算数精密，即河道闸口流水，亦可算昼夜所流分数。”怎样计算河道闸口的河水流量呢？诸大臣既没有听过，更没有见过。他说：“先量闸口阔狭，计一秒所流几何，积至一昼夜，则所流多寡，可以数计矣。”然后，命取观测日晷表，用御笔作画展示：“此正午日影所至之处。”就把这张画放置在乾清门正中，让诸大臣等候观看。到正午，果然日影与御笔画处恰合，分毫不差。与政大臣的反应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胜欢庆之至。”（《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五十四）

元文为官，颇受赞誉。

徐氏兄弟三人：兄徐乾学，康熙九年（1670年），一甲三名进士（探花），授编修（正七品）；徐元文，顺治十六年（1659年）一甲第一名（状元），为修撰（从六品）；弟徐秉义，康熙十二年（1673年）一甲三名进士（探花），为检讨（从七品）。兄弟三人号称“昆山三徐”，史称“一门三鼎甲”，清朝仅有，学林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