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光知道，作为一个商业化十足的媒体，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世界范围内似乎都不愿意刊载或广播那些令受众不快或从内心中感到不舒服的内容。比如，中美撞机后，美国媒体一定要大量刊播美国全国人民拥军拥属的画面和歌颂美国飞行员“英雄”事迹的报道。如果媒体报道指责美国间谍飞机来中国侦察飞行或播放中国飞行员王伟及其家属的画面或报道王伟英雄事迹，就会遭到美国公众的痛骂，广告商就会退订。同样，在中国，媒体经常刊播大量的揭露贪官污吏的报道和各种有钱人和新贵们追求时尚的信息，因为这满足了广大受众的心理需求，广大读者和网民在这些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们不喜欢阅读那些反映社会失败者的新闻，认为这类新闻与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不相干。

李希光所指出的中国媒体的诸多不适应形势发展的弊端，正是中国高层目前正在研究的课题。正如李希光所说：“中国主流媒体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来自国际，而是来自国内。”可以肯定的是，李希光的对新闻工作的思考更使中国高层深深感到改革的迫切性。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新一轮新闻媒体的改革已经初见端倪。李希光显然充当了新闻改革的排头兵。他告诉人们，清华的国际传播中心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致力于中国的新闻改革，使世界人民在全球的传播时代能够听到中国人的声音，并为反映出中国人民的心声和立场找到一种传播模式。九-九-藏-书-网

尽管“李希光事件”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但作为一个在新华社工作了十多年的新闻记者、一个新闻学教授，李希光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停止改革中国媒体现状的九_九_藏_书_网呼吁。有人说，作为学者，李希光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总是握着手术刀，似乎随时为中国媒体“动手术”。李希光曾说，媒体存在的价值在于促进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一个健康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媒体存在的目的是报道新闻，而报道新闻的目的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的目的是建立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不是保护强势，让强势的声音被听到。强势集团没有民主制度也会发出声音，民主制度和新闻自由的关键是让弱势者发出声音。

我们看到，江泽民同志已经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民主政治。而政治改革的前提是新闻改革，这意味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的媒体模式将在中国出现。

如何扭转这样的局面？李希光认为，培养更多的高度专业的新闻工作者是当务之急。以一种新的思维教育新闻记者，使从事新闻工作的人能坚持新闻的公正性，维护公众利益，恪守新闻道德。2003年初，李希光在新浪网与网友交流时指出，我们的报道应该围绕和公九*九*藏*书*网众相关的重大事件，而且报道这些事件的时候，必须多信源地进行。新闻最终要由老百姓自己根据媒体提供的平衡的新闻事实作出理性的判断。新闻媒体仅仅是提供新闻事实。如果一张8版的报纸，7版是言论，只留下1版是新闻报道，那就很不好。李希光说，如果我要办一张报纸，第1版是要闻，第2版是言论和读者来信。如果我有20个版面，言论最多占两版，我要让公众自己根据新闻版面提供的事实作出自己的判断。现在国内的媒体是越来越多地发表个人意见，而不是报道事实。个人意见更多的是偏见，常常会误导公众。记者是提供新闻事实，不应该作出新闻的评判。如果记者成为新闻事件的裁判，其结果，就造成谁掌握媒体、谁拥有媒体，谁就操纵了公众的大脑。

李希光看到，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电视台为了留住受众，办了很多的脱口秀节目，把新闻当成娱乐节目来讲述，新闻、事实、传言、个人言论、甚至虚构的故事混杂一块，受众难辨真伪。这样商业化了的新闻学正在改变公众的胃口，传统的公共精神新闻学正在让位于金钱驱动的商业化了的新闻学。

在李希光眼中，中国媒体的新闻写作有两个主要弊端，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充满记者的意见，第二是充满了套话、空话、行话，甚至废话。

2002年11月21日，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美媒体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与会的中美两国传媒界高层人士和专家学者对媒体的日益商业化、集团化、垄断化和并购热感到担忧，认为这将会影响新闻媒体的公正性和损害公众利益。

2002年4月，在李希光接受广州电视台采访、惹出“李希光事件”的前一个星期，一个高品格的学术峰会——“21世纪新闻教育峰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密苏里大学、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香港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的新闻院系负责人，以及中国部分新闻媒体的负责人50余人与会研讨。李希光在峰会上就当前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中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他认为中国主流媒体如果不加速新闻改革，按新闻规律办事，最终很可能会导致西方媒体为中国设置议程。他还向与会者赠送了自己的新著《新闻学核心》。在该书的封底上，人们看到作者的这样一段话：“真正的新闻学培养的是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无冕之王’，他们通过挖掘真相，使公众的知情权得以实现。”

李希光早年参加一个在北京召开的艾滋病与媒体研讨会，在会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媒体不敢报道艾滋病问题。国家计生委的官员说：从中国的政府来说，我们鼓励大家积极报道预防艾滋病，但是至于各个报纸报道不报道，你问问在座的北京报纸的总编。当时在座的北京一家报纸的总编辑无奈地说，我们不能经常报道艾滋病，为什么？如果我报道了，我的广告商会不高兴，我的广告商不希望他那一张漂亮的房地产广告或者汽车广告，摆在一个艾滋病患者的照片旁边，影响广告的传播效果。就这样，公众的知情权与媒体的广告和利润之间发生了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