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到那座祠堂前，操场上的雨水还没有被太阳晒干，到处都是污泥、霉烂的稻草和牛粪。我看见小扣拎着一只铅桶从祠堂的一间侧门里走了出来，去井台边打水。她当时在麦村小学的食堂里烧饭，供应那些民办教师的一日餐。她似乎在跨出门槛的一刹那就看到了我，不过，当她拎着满满一桶水斜着身体从我边上经过时，却装出一副没有看到我的样子。
仲月楼随后开心地笑了起来。
解放以后的第二年，仲月楼回到了水杨庄，度过了一段短暂的闲居时光。他在村里当了一个时期的赤脚医生，这一职务不仅使他获得了优裕、清闲的生活，甚至受到了人们普遍的尊敬。但是好景不长，一年夏天，他在给大队副书记的老婆接生时出了一起模棱两可的医疗事故，不久就被免去了赤脚医生的职务，改由一个刚刚从公社卫生院调来的女青年充任。当时，水杨庄没有什么人注意到他，村里的人总是将他当作一个和蔼可亲、精明强干的江北佬。因此除了生孩子之外，凡是女人会的他都会：比如筛谷子啦，结毛线啦，扎鞋底什么的。有时，女人在编织上遇到难题，还上门向他求教。
“我当时并不明白她的话只是一种借口。”仲月楼飞快地瞟了我一眼。
这个古老的画面一直滞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受到了梦境的浸润，在不安的睡眠中悄悄生长。
这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几个在水库大坝上巡逻的基干民兵在水杨庄的上空发现了几枚红色信号弹。当时，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正通过无线电广播叫嚣反攻大陆，那几枚不明来由的信号弹立即引起了基干民兵的警惕。他们一方面用手摇电话机向公社武装部作了汇报，同时连夜组织了大搜查。
我还是没有弄明白他的意思。
他告诉我，他的妻子在五十年代末前后替他生下了两个孩子。这个跟随他多年的女人好像在一夜之间就丧失了所有的耐心，她压抑多年的放荡的欲望使她终于失去了检束和控制。
这些日本人在谈起昔日的那场战争时，语调既轻松又幽默：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的军队更为残酷，而是因为战争本来就是残酷的。
那天下午，我们的队伍走到桔麓山下的一条狭窄的小路上，和一支由南面走来的游行队伍迎面相遇。大概是游行的组织者为到底应该谁给谁让路发生了争执，麦村革委会的宋主任九九藏书网佩戴着红臂章，手里提着一只铅皮喇叭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最后，队伍最前面的几个人动手和对方打了起来，我被人彻底地晾在了一边。大雨就是在这个时候下起来的。
蒋介石向台湾溃逃的前夕，作为一名征战多年的老兵，他已晋升上校军衔。由于这个出身兽医的农民对地理以及空间知识的极度匮乏，使他对蒋介石采取的这一“愚蠢”的举动发出了自我欣赏般的嘲笑：解放军连长江都跨过去了，那条像肠子一样细的台湾海峡怎么能够守得住？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固执地留了下来。在一九四九年广西山区的一次起义中，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我来到村中的一块池塘边上，在一片杨树林里见到仲月楼。那时，他正在给一个小孩剃头。
当时，仲月楼正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基干民兵撞开他的门，像一阵风似的闪了进来，仲月楼在凛冽的寒风中，面对着身背步枪的武装民兵，立即从睡梦中醒了过来。这个智力和判断力都在走下坡路的退役军人也许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他穿着短裤，赤着脚，半睡半醒地从床上下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我有罪，我坦白……
他的叙述显得语无伦次，时间在一九三六年冬和现实之间来回跳跃。一九三六年冬天，我在他的战时救护所里第一次见到他的妻子，她当时正坐在门边的一张竹椅上专心地修剪着指甲，偶尔用眼角瞥我一下。那是一个沉闷的中午，门外阳光如织，一行行马队拖着疲惫不堪的影子从窗下掠过。马蹄敲击着石板，发出铮铮的声响。在他们的身后，远处的一带森林苍翠如黛。
紧随着她的放荡而来的是一种女人异想天开的愚蠢。在她与仲月楼之间一次次形同虚设的温存之后，这个时常深夜不归的女人费尽心机地迫使仲月楼相信：这两个孩子无疑都是他的骨肉。作为一名医生，仲月楼在接受这一欺骗中的事实时遇到空前的困难。尽管他的良知还不至于使他背叛医学常识，但对那两个在他身边活蹦乱跳的孩子还是尽到了一名父亲的职责。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小孩的脸上渐渐显露出村里农机站长和拖拉机手的轮廓。尤其糟糕的是，农机站长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而他的儿子却是一只眼睛小，一只眼睛大。
在经过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之后，我们的谈话是从他那只被弹片削掉的耳朵说起的。随后又很快过渡到女人身上。那些回忆和想象之中的女人引发出了一个又一个话题，它迅速打消了我们多年不见的隔阂。同时，它使我随后产生了这样一个幻觉：在了无生气的阳光和雨水的背景之上，我们的谈话多年来一直延续至今。岁月在他脸上留下的痕迹比我想象的还要深刻，他的身体如同一具蚕蛹褪下的空洞的壳，衰朽不堪，弱不禁风。
仲月楼告诉我，他的妻子一直不相信他的耳朵是在战争中失去的，她认为实际的情形应该是：他在北碚城内一家妓院里，他乖张的行为激怒了一名妓女，在厮打的过程中，那个女人将他的一只耳朵咬了下来。
不过，这次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无边的雨幕将池塘砸得坑坑洼洼，在秧田和棉花地的上空腾起一团烟雾。一杆倒伏的旗帜裹满污泥和粪渍横亘在我们之间的水洼里。
当村里的男女老幼从竹林和房舍中闪现出来，朝学校操场走来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斜了。透过运河岸边那排稀疏的树丛，我看见了杜鹃，她正端着一只木盆从池塘的码头上走上来，她用手遮住眼前耀眼的光线，朝这边张望。然后，她将一条粉红色的被面抖开，晾在树林中的一根绳子上，将它的皱折拽平。这时，两个女人端着凳子走到了她身边，和杜鹃说起了什么话，同时用手朝这边指指点点。
但是，以神秘莫测的方式向前推进的历史又一次无情地嘲弄了他。退守孤岛的国民党居然在台湾一待就是许多年，而且还神差鬼使地造成了经济上空前的繁荣。一直等到仲月楼的骸骨被埋入坟墓，坟堆上的青草长到一人多高的时候，时间依旧在戏弄他。
接下来出现在操场上的是衰老不堪的徐复观校长，他拄着一根拐杖，戴着一副老式眼镜，在祠堂前石狮旁正和一个年轻的女教师说着话。也许是徐复观说起了一件开心的事，那个女教师不时用手拢一拢齐耳的短发，笑得腰都弯了下来。徐复观有一次带领一帮学生做新编的广播体操时闪了腰，因为，他的身体始终像墓碑一样挺得笔直。
“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贞节的女人。”仲月楼像是自我安慰般地说道，“她们好比埋藏在地下的财宝，有些人守住了贞操并不是她们愿意这么做，而是人们没有将她们开采出来。”
我在九九藏书网战后第一次见到仲月楼是在一九六六年的春天，也就是我从越河劳改农场获释后的第二天。当时，他是以一个剃头匠的面目在麦村的村头出现的。
没有什么比仅凭惯性生活更使人感到惬意的了，但是，他所找到的这条道路并没有给他带来一劳永逸的安宁，日本人的撤走并不意味着他心目中访麻问菊的乡居生活的开始，想象中的链条再一次被切断。随后的三年国内战争又重新将他置身于一个对他来说是极为可笑的境地，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淮海战役还差一点让他发了疯。后来，当我们终于有机会坐在麦村的茶馆里喝茶的时候，他提起这场战役依然流露出一种迷惑不解的伤感：真是奇怪，国民党那么多的部队，那么精良的装备，死活就是打不赢。
一直处于担惊受怕之中的那个小孩被仲月楼蹩脚的手艺弄得战战兢兢，仲月楼的这句话使他立刻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仲月楼是在那天黄昏离开麦村的，当时，运河工地上的农民已经收工回家了，他们扛着锄头和铁锹，在一杆红旗的指引下，一路说笑着朝村子的方向走来。从河堤下不断涌出的人流很快就将仲月楼瘦弱的身影遮住了。
在暴雨初降的一刹那，一些妇女想起了晾晒在外面的衣物和谷子，开始朝村子的方向狂奔，另外一些人则纷纷逃到附近池塘边的一个黄瓜棚里去避雨。这时，我看见了仲月楼。他孤零零地站在田埂上，劈面而来的斜斜的雨点使他睁不开眼睛。
后来，红色信号弹事件很快被查实为由于几个外乡来的亲戚从城里捎来了焰火而引起的误会。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但是，那些在这件事情上遭到挫折的基干民兵却对仲月楼的发现如获至宝。为此，他们得到了上级机关的嘉奖，而仲月楼，这个潜伏多年的阶级敌人被抓获的消息立刻被登上了省报。
一群小学生手里拿着小板凳，沉默不语地从那道拱门里走了出来，他们身边跟着一位神情肃穆的中年妇女，她手里握着一杆长长的教鞭，不时地朝那些走散了队形的学生敲上一两下。
“我再也受不了啦。”她常常在梦中这样叫道。
那个女人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充满忧伤的眼睛盯着门前被阳光拉
长的影子发愣。空气是滞重而静谧的，屋里弥漫着药棉和酒精令人不安的气息。她和仲月楼好像为什么事刚刚争吵过，整整一个下午，仲月楼都显得怏怏不乐，好像这个女人给他带来的仅仅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九*九*藏*书*网天空翻卷起一道一道的乌云，在隆隆的雷声中，像是要将天上所有的雨水都倾泻下来。我看见道路两旁的树木在风中狂舞
着枝条，一杆杆红旗发出泼拉拉的声响。
我们沿着稻穗之中的田垅朝那里走过去的时候，我仿佛感到自己走在了几十年之前的老路上。那天清晨，父亲第一次带我去看徐复观先生。那时的天地如此清新，河道上轻雾弥漫，芦荻飘香，道路上的草丛里一丛丛的草莓和浆果沾满了露水，阳光隔着树篱的雾气照射过来，变幻着缤纷的颜色。小鸟叽叽喳喳地叫着，它们的声音清脆，嘹亮，带着浓浓的湿气。我们走上了那座运河的木桥，听到了流水淙淙的声响，河道上的船只在薄雾中行走，桅杆的帆布哗哗啦啦落下，像一群鸽子扑棱着翅膀，在天空中飞远了。
在麦村，我第二次见到仲月楼是在一九六七年的夏天。我在被押往邻村批斗的游行途中遇到了突然降临的暴雨。
“什么借口？”
“还有什么比婚姻更无聊的吗？”仲月楼手里拿着一把剪刀，看了我一眼。
最后，他们将搜索的范围缩小到了包括仲月楼的住宅在内的几间民房四周。
暴雨过后，火辣辣的太阳再一次从云层中露出脸来，那些在瓜棚和树下躲雨的人再一次朝我们走过来。也许是在刚才躲雨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达成了和解与默契，宋主任很快决定，两支游行队伍合拢在一处，到麦村小学的操场上去开会。
麦村小学的校舍是由原先运河南岸的一座祠堂改建而成的，我记忆之中的白墙青瓦现在变成了一律的灰褐色，只有墙头和瓦楞上的青草依旧呈现出往昔的样子。祠堂东侧的一块玉米地被开辟出来做了操场。操场边的两道粉墙上用红漆刷成的一幅标语已经在风霜雪雨中褪了色。
“女人的借口，或者说一种信号。”
那天下午，我正在村外的运河水利工地上挖土方九-九-藏-书-网
。小扣推着一辆装满面粉的小车绕道来到了工地上。她一边用脖子上的毛巾擦着脸上的汗珠，一边不安地朝四下里打量。她告诉我，有一个外村来的人正在村头四处打听我的住处。我知道，小扣当时脸上慌乱的神情不是因为那个外乡人的到来，而是她的丈夫，一个瘸腿的泥水匠正站在村中一家新造民房的脚手架上朝这边张望。
从那以后，仲月楼的日子过得更为艰难了。他身上往常的那种幽默的举止和言谈也荡然无存。他除了例行的批斗和游街之外，还有一些个人生活的自由，在那段时间里，他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很快学会了有些年轻人一辈子都难以学会的各种手艺：拉大锯，砌灶墙，染布，种植蓖麻，修钢笔，自制用来给小学生描红的红墨水……
那个小孩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仲月楼手中的剃刀，缩着脖子，目光中流露出极大的恐惧。我注意到他的头皮上被剃刀划破的地方已经渗出了一丝血迹。
从日本人的到来至战争结束，仲月楼经历了他漫长一生中最为明朗而光辉的日子。日本人的到来煽起了他长年积郁难解的体内的激情，并使他晦冥而颓废的生命得到了拯救。在这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战争中，他那过于敏感、充满警觉的大脑过早地退化了。他再也用不着替外界和自身进行思考，用不着去判断、辨别、选择。或者说他再也不愿意沿袭从前的那条让人左右为难的道路了，为此，他得到了机会。
“没有。”
可是，随后的一件偶然发生的事使他这种单调而闲适的生活也彻底葬送了。
八十年代中期，那些当年在侵华战争中不可一世的日军后裔，换了一副模样来到这里，在这一带兴办了规模巨大的养鸡场。那些对昔日纷飞的战火记忆犹新的老人总是赶不上时代的步伐，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些远道而来的日本人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杀人放火，掠掳妇女，而是千里迢迢赶来替我们养鸡。
我和仲月楼在南京保卫战中失散后，他随着南下的部队去了武汉。武汉失陷后，他又匆匆忙忙赶往重庆。他在鄂北的一次战役中受了伤，这次负伤使他失去了一只耳朵，它给我们后来的见面带来了最初的话题。
仲月楼支支吾吾地跟我讲起了他的妻子。一方面，他是那样急于宣泄心中陈积的痛苦，同时，讲述本身又使他意识到了深深的耻辱，这仿佛使他遇到了一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