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秘密社会研究是中国研究里的“旁门左道”中国学者对自己历史的无知和偏见导致了该学科的发育不全。相反，在欧美和日本，许多学者知难而进，竞相研究秘密社会问题，究其原因，第一，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秘密社会现象是欧美和日本历史上极其罕见的现象，中国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众多的秘密社会组织呢?他们试图要借研究秘密社会来解开中国社会结构之谜。第二，战后基于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原因的探讨，学者们试图从秘密社会的“反叛—革命”的关系链中寻找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是令施拉姆（Schram）等西方学者为之困惑不解的问题。因此，当秘密社会研究在中国学界还是“灰姑娘”的时候，蔡先生的研究就受到了海外学界的广泛关注。

当时蔡先生所开的选修课是近代会党史，在决定报考研究生后，我选修了这门课。记得蔡先生每次在课上都会分发复印的论文和史料，这与我上的其他选修课很不相同，令人感到新鲜。多年后，当我到日本东京大学留学时，才知道外国大学教师给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开选修课时，都这样做，这对培养学生尽快进入学术领域有着润物无声的作用。蔡先生上课时每每旁征博引，漂亮的板书总是写满了一黑板；下课后，对学生嘘寒问暖，鼓励学生从事研究。久而久之，我对秘密社会史研究产生了一点兴趣。但是，我知道，秘密社会史研究不是一门简单的学问，不说别的，单是寻觅可信的史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埋首故纸堆，耗费时日，很可能如披沙捡石，一无所获，因此我并没有想过要研究这个课题。临近报名考试的前夕，有一天蔡先生突然告诉我说不招收启蒙思想史方面的研究生了，希望我改考会党史方面的研究生，这样我才报考了蔡先生的会党史研究生。

以上，皆是我亲身所闻所见。那么，蔡先生在秘密社会研究上到底有哪些建树呢？对于蔡先生在秘密社会研究上所做的贡献，人们都不会有任何疑义。但是，如何进行评价？则是人言言殊，各有各的标准，即使同是蔡先生的学生，认识也未必统一。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蔡先生在秘密社会研究上的贡献，大而言之，是开启了一种新的秘密社会叙述方式。在蔡先生关于秘密社会的众多著述中，影响最大的是发表于1962年的《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的论文。有关天地会的历史起源的说法，长期以来受天地会会书和近代政治话语的纠缠，人们普遍将天地会的起源定位在“反清复明”上，并由此形成了天地会民族革命的叙述。在蔡先生的论文发表前，这一观点统治了学界达一个半世纪之久。

最后，该书还有一个重要的研究，即对东南亚华人社会里的秘密社会之研究，这也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对该专题展开的研究。需要附加指出的是，近年蔡先生很关注海外华人社会的秘密社会关系网，他的研究从东南亚扩大到澳大利亚，最近他在《江海学刊》上发表的论文就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20世纪80年代正是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大地高涨的时代，“文化热”几乎席卷了整个学界，我知道，蔡先生曾经和历史系其他教师共同编纂了长达5册的《严复集》对中国近代启蒙思想也颇多心得和研究，所以决定报考蔡先生招收的近代启蒙思想史方面的研究生。

1984年9月，也就是我刚刚进入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决定报考研究生。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众多的著名学者之中，我选择了报考蔡先生的研究生。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一位已经上研究生的同学时，这位同学对我说，蔡先生是著名的会党史专家，每年从世界各地和全国各地来到蔡先生门下学习的学生和学者为数众多，如果进入蔡先生的门下，必定会有很大的收获。然而，我选择报考蔡先生的研九-九-藏-书-网究生并不是要研究会党史／秘密社会史，而是要研究近代启蒙思想史。

（四）第四个时期（1874—1894）是长江流域哥老会反“洋教”时期。对这一时期哥老会与教案的关系，蔡先生考察了1891年的长江教案和四川余栋臣的反教活动，会党参与和发动教案是民众对半殖民地化进程的反弹，透显出会党群众民族意识的觉醒。

19世纪后半叶，日文著述里开始出现“秘密结社”这一日语词汇，其意思和西文里的“scret society”相差不多。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平山周、宗方小太郎等人对中国秘密社会进行了考察，且留下了比较详细的文字，他们和著名的宫崎滔天等一样，都曾参与了孙中山打倒清朝统治的革命斗争。1903年平山周以笔名发表了《哥老会》一文，认为哥老会是一种反体制的“秘密会”其传统可以追溯到汉代。1911年平山周发表的《支那的革命党及秘密结社》（中文名即著名的《中国秘密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指出哥老会和天地会一样是“反清复明”的组织。1907年，曾经与闻唐才常自力军起义的宗方小太郎在《支那的秘密结社》一文里，除对哥老会、白莲教、连庄会、盐枭、安清道友会等多种秘密结社加以介绍之外，还提到哥老会，认为“其宗旨旨在反清复明，打倒清朝，恢复明室”。平山和宗方的认识代表了当时日本人对中国秘密社会认识的主流，对后来日语里的天地会、哥老会等秘密社会叙述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人是时代的产物。在现代主义的文化氛围里，除非有很高的思想自觉和定力，很难静心关注民间社会和文化。说实在，考上硕士研究生后，我对研究会党史／秘密社会史不但信心不足，而且心存偏见，认为研究精英社会文化更有价值。于是，在1986—1987年蔡先生去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我擅自改动了硕士论文的题目，将本来预定要做的哥老会研究的题目改换为反映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教案研究。一年后，蔡先生回国，我将写好的硕士论文呈在蔡先生的面前，等待蔡先生的批评，没有想到蔡先生对于我的“越轨”行为十分宽容，他说教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既然你有心研究这个课题，不妨深入做下去。要做好这个题目，光看中文资料不行，还需要阅读大量的外文资料。这样，这篇论文略经修改，成了我的硕士研究生论文，蔡先生还允准我提前答辩和毕业，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事情。

毕业论文我做得很苦，很不成功，但是我从中受益匪浅，首先养成了阅读英文专著和资料的习惯，其次开始关注国际中国学的动态。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里，能够阅读外文资料的教师很少，指定学生阅读外文资料的教师更少，这方面蔡先生堪称楷模。现在我的学术论著虽然大多是以日语写作的，但是我仍然保持着大量阅读英文专著和资料的习惯。

作为中国学者写作的第一本会党史专著，《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在秘密社会史研究上奠定了一块重要的基石，此后问世的好几部研究秘密社会的著作大都沿袭了蔡先生的秘密社会研究体系。由于有了这些研究，秘密社会不再仅仅属于贩夫走卒、下里巴人的历史，用已故的陈旭麓先生的话说，会党组织是乡村的宗族组织和城镇的行会组织之外中国社会的第三民间组织。9９ｌｉｂ.neｔ

20世纪70年代末，继“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学界开始“拨乱反正”后，蔡先生迎来了自己的学术春天。蔡先生连续发表了大量秘密社会方面的论著，在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上，构建了其关于秘密社会研究的体系。这个体系以第一本中国会党史专著《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为起点，以《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为补充，对秘密社会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

（一）第一个时期（1761—1795）是天地会的初创期。在这部分里，考察了早期天地会的早期活动，详细研究了1786—1788年台湾林爽文起义，指出清朝为了镇压这次起事，调动了七省十余万兵力。

（七）第七个时期（1921—1949）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任务的变化，对秘密社会采取动员和镇压的策略的时期。蔡先生第一次系统地探讨了二者的复杂关系，对于揭示中国革命的起源问题具有很大的助益。

（二）第二个时期（1796—1840）是天地会广泛传播时期。天地会的组织形式已经由福建和台湾传遍南方数省和东南亚，而且出现了多达数十种之多的名目，形成了完整的结盟仪式、传会制度、组织机构和隐语暗号。大规模的会党起事虽然很少见，但数百人规模的会党起事不断。

林起义不仅是清代会党在其历史上发动的一次大规模起义，也是促成清朝统治由盛而衰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蔡先生的秘密社会研究促成了整个中国学界对秘密社会重要性的认知，也对国际中国学的发展有所贡献。蔡先生关于天地会起源于民众“生活互助”的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叶美国中国学兴起的民众文化（popular culture）研究热衷得到了呼应。在王大为（D.Ownby）编纂的有关华南和东南亚地区的天地会、三合会和公司的论文集里，学者们普遍倾向于反对简单地视这类结社为反体制的民间组织。王大为认为，异姓结拜、会、秘密结社、公司等是一种文化现象，其复杂的仪式和所持有的政治姿态是非精英社会的一个表象。这一认识可以说标志着西文著述舍弃了以往的秘密社会叙述，从而有着极其重要的话语转换的意义。遗憾的是，由于作者将秘密结社定位为非精英社会的存在，从而忽视了秘密结社作为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网中的纽结作用。我在自己的一系列日语论著中，本着把围绕秘密社会的诸话语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来研究的精神，进一步提出了自己关于秘密社会的粗浅看法。

（五）第五个时期（1894—1911）是会党与革命党势力发生联系，会党参与反清起义的时期。该书通过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和辛亥革命两个个案，剖析了革命党人与会党的关系，指出二者的关系极其脆弱，革命党人既不能有效联络和改造会党，又不能在夺取政权后满足会党的要求，这样二者的关系只能走向破裂。

1992年，我离开南京大学到日本留学，在东京大学并木赖寿教授的门下继续学习。一年之后，我正式进入了博士课程。记得围绕博士论文的选题，并九-九-藏-书-网木赖寿教授和我有过一次谈话。在听完了我关于进行中日韩三国近代对基督教的受容过程进行比较的研究计划后，并木教授温和地对我说：你长期在蔡少卿教授门下学习，有很好的关于会党史的知识基础，选择这方面的题目怎么样?和并木教授的谈话过后，我开始阅读日文秘密社会研究方面的著作，其后我渐渐体会到并木教授的话的分量：一个留学生要想在短时间做出一篇为学界主流认可的高水平的论文绝非易事，并木老师委婉地劝我研究秘密社会问题乃是有深意的，即希望我扬长避短，把在蔡先生处学到的东西发挥出来。

意味深长的是，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蔡先生成了国内媒体的关注焦点，一篇《扫黑必先反腐》的文章，使蔡先生的研究走出了象牙之塔，蔡先生成了一位公众人物，是人所关注的中国当代黑社会问题专家。凭我不时浏览的因特网上刊载的媒体对蔡先生的报道，我觉得国内媒体对蔡先生的研究的认识有很大偏颇之处。前文已经稍稍涉及秘密社会话语的起源问题，我觉得蔡先生关于天地会起源的考证等研究，其实是要把作为历史现象的秘密社会和作为历史叙述的秘密社会区别开来。被称为秘密社会的民间结社，其形式和性质各异，它们之所以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社会，是由中国社会的多样性所决定的，历史叙述中的秘密社会，无论它是出现在正与邪（正统和异端）还是科学与迷信、近代与传统、革命与反革命的语境里，可以说无一不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当我们使用“秘密社会”一语时，应当把“黑社会”和“秘密社会”区别开来，秘密社会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干旧政府的禁令，但未必就是犯罪组织，而黑社会在今天的中国就是违法犯罪的组织。蔡先生既是秘密社会问题的专家，又是黑社会问题的专家，二者有关联，但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历史和现实更不是没有曲折和断裂的线性关系。有些媒体将二者混为一谈，则不但有损于蔡先生在中国秘密社会研究上的地位，而且是给众多的中国民间秘密社会组织、进而是给中国历史抹黑。作为研究中国秘密社会历史的后学，对于媒体的片面炒作，我深以为惧。

在我展开自己的研究计划的时候，为了尽力网罗资料，我走访了好几位日本中国秘密社会研究专家。已90岁出头的酒井忠夫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个。1996年初夏，蔡先生访问日本的时候，行走不便的酒井教授特地赶来看望蔡先生，两位大家聚首，连续畅谈近5个小时。酒井教授以后每给我打电话，必问及蔡先生的近况，很关心蔡先生有没有新的著述问世。1998年酒井教授将其以往的研究汇成多卷本的《酒井忠夫著作集》出版时，特地要我请蔡先生为其著作写出版推荐辞。酒井忠夫教授是日本中国秘密社会研究第一人，他的帮会、善书研究在国际中国学界具有很高的地位，至今笔耕不辍，他要求比自己小20多岁的蔡先生执笔写出版推荐辞，可见他对蔡先生的秘密社会研究评价之一斑。

蔡先生的论文的意义在于，第一次大量使用原始档案资料，而不仅仅是天地会会书来考证天地会的起源，据此提出了天地会非“反清复明”的组织，而是民众“生活互助”的组织的观点，这就提出了一种与此前欧美、日本和中国语境里的关于秘密社会的定说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观点。虽然，至今仍有不少学者不同意蔡先生的观点，但蔡先生的首倡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秦宝琦教授的呼应和补证，秦教授的一篇篇劳作使得这一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人的支持。站在今天的立场，反观天地会起源的争论，我个人觉得蔡先生《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一文的重要意义，不在于试图回答天地会是什么的问题——天地会由洪二和尚于乾隆二十六年在福建漳浦县创立，而是在方法论上导入了另一种天地会叙述方式，即把围绕天地会／秘密社会的诸话语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里来研究，从而把对天地会／秘密社会的历史叙述建构在可以捕捉的历史时空上。

蔡先生的研究以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为代表，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我从1985年上硕士研究生正式师从蔡先生，迄至1992年离开南京九九藏书大学到日本东京大学留学，约有7年时间在蔡先生门下做研究生和助教。在蔡先生众多的研究生之中，我是最早毕业的一个，虽然每每受到先生的关心，但因为心有旁骛，在秘密社会史研究上迟迟没有入门，开始真正从事这一研究是到日本之后的事。至今，我虽然穷十年之功浸渍于此领域，但要全面评介蔡先生的秘密社会研究，则是力小而任重，难堪其责，这里仅就个人的一孔之见，举其三二点，略加妄评。

在《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一书中，蔡先生第一次对近代中国的秘密社会及其历史演变作了整体概说。他认为所谓秘密社会“就是一种从事特殊的宗教、社会或政治活动的，具有秘密宗旨和礼仪的，抗衡于政府的秘密团体”。对名目众多的各类结社，蔡先生采用了把中国秘密社会分成两大系统的说法，即一个是以天地会、哥老会为主体的会党系统，一个是以白莲教为主体的教门系统，比较了两类系统的异同。《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一书特别把会党分为城市型和农村型两个类型，对其功能、性质和历史作用分别加以详细论述。根据秘密社会在近世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的演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蔡先生把秘密社会分为七个时期——在既有的近代通史研究框架里把握秘密社会的轨迹。

中文“秘密社会”一语，最早见之于欧榘甲1901年在日本发表的《新广东》一文，文中将具有反体制倾向的兄弟结拜和民间宗教教派称为“秘密社会”、“私会”。1905年，孙中山在海外致公堂改组之际起草的《致公堂新章要义》里有“秘密社会因之日盛”语。在民族主义叙述中，秘密结社被描绘为民族革命的承担者。反清革命者通过地域话语和儒家革命话语，巧妙地把近代革命和秘密社会整合在同一政治语境中。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事变后，出于抗日民族主义的现实需要，有关秘密社会系“反清复明”的民间结社的说辞，再度为世人所关注，有关秘密社会民族主义的历史叙述被重新提起。历史学家萧一山和罗尔纲的著述肯定和赞扬了秘密社会天地会反对异族入侵的民族主义。二人都是历史学家，所言自然都有一定的文本依据。另一方面，他们都强烈地意识到中国正在遭受异族日本侵略的事实，希望通过以天地会“反清复明”来激励国人高扬反日民族主义，这种含有现实目的的著述无疑带有非历史的倾向。1957年，萧一山在继续坚持天地会起源于“反清复明”说的同时，居然引述天地会之故事来比喻国共分处台湾和大陆的处境，试图以天地会“反清复明”来激励国民党反攻大陆。

《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主要是研究秘密会党的历史，对于秘密宗教问题没有做专题研究。如果不写秘密宗教，单单写会党，还不能构建中国秘密社会的整体像。有鉴于此，蔡先生又完成了一部《中国秘密社会》的著作，更全面、更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整个中国秘密社会的全貌，至此，学界又有了一部完整的秘密社会专著。通过这两部专著，蔡先生构建了自己关于秘密社会的研究体系。这一藏书网研究体系在他主编的、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秘密社会丛书”中又进一步得到了铺展和体现。

蔡先生十分强调对史料的占有和理论学习的重要性。还在我做大学毕业论文的时候，蔡先生就指定我详细阅读一本关于东南亚华人秘密社会的英文专著，并以这本书为中心评述国外对秘密社会的研究。

我长期关注美国和日本的中国研究，有一种感觉，即美国的中国学鼓励知识冒险，充满活力，薄积而厚发；日本的中国学提倡学术承续，老气横秋，厚积而薄发。蔡先生的秘密社会研究很为欧美和日本学界所知。我翻阅过英文、法文和日文绝大部分秘密社会研究论著，发现蔡先生的论著被引用率一直很高。我到日本留学后，在书本上得到的对蔡先生的印象，又以亲身经历得到了验证。1993年12月，日本神奈川大学人文研究所请我作了一次关于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的报告，其时我到日本才一年多，日语说得语无伦次不算，对秘密社会也所知不多，之所以该研究所的教授好意请我作报告，大概是他们先入为主，认为名师出高徒，蔡先生的学生必是秘密社会研究的高手。

秘密社会研究是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里的一朵奇葩。蔡少卿先生长期从事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是蜚声海内外的中国秘密社会和黑社会研究专家。

（三）第三个时期（1840—1874）是会党纷纷揭竿而起的时期。

该书关于哥老会源流的考辨、太平天国和天地会的关系的研究、太平天国与斋教的关系的研究等反映了这一时期会党的活动特点和政治风貌。在揭示了会党的政治作用的同时，蔡先生还特别指出该时期随着地域政治和社会的变动，出现了会党和教门互相融合和渗透的现象。

（六）第六个时期（1912—1921）是会党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关系破裂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各地革命党政权对会党进行的镇压。与此同时，会党的动向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向，有的表现出游民无产者的落后性，有的在政治上亮出守旧复辟的面貌。

最先使用“秘密社会”（secret association、secret socity）一词的是19世纪初的欧洲人。传教士米怜（Dr.Milne）最早对东南亚华侨中的天地会进行了研究。1822年米怜死后，其研究成果由另一位著名的传教士马里逊（Dr.Morrison）整理后于1826年公布于世。这篇文章对此后欧美语言里的天地会叙述具有重大意义：第一，以会书为据叙述三合会（天地会）／秘密社会起源史；第二，把天地会和欧洲的共济会作比附，带有明显的东方学（orientarism）色彩。可以说，19世纪中叶以后的西文著作都是循着这一运思路径的，以此构架的秘密社会的历史叙述一直影响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中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