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型知识分子进行反清革命时，我们仍可见到他们到处寻求盟友，四处联络会党的身影，因而会党的政治影响和作用与前相比就不可同日而语。例如，林圭，戊戌政变后留学日本，倡革命实行主义，协助唐才常联络长江各省会党，组织自立军7军，担任中军统领；蔡钟浩，协助林圭组织中军，到常德运动会党；毕永年，与唐才常、林圭交谊甚厚，从事会党活动；何来保，为《湘报》撰稿人，自立军起义时，与赵必振到常德运动响应；王天曙，变卖家产助唐起义；谭翡，在长沙密谋起义，甚为出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唐才常在上海成立正气会，组织自立军，在秦力山、林圭等人的协助下，准备在长江流域依托会党举兵“勤王”这种努力虽然因为诸多历史原因而失败，但湘籍革命党人并没有放弃联络会党的努力，与唐才常相比，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等计划更周密，准备更充分，对会党在利用、联合的同时又注意改造，因而成效也更大。为了联络会党，他们组织同仇会，依托刘揆一父辈与会党交谊甚深的关系，依靠刘道一等人的艰苦努力，与会党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于是便有了历史上著名的湘潭黄、马会晤，浏阳普迹市授仪式，有了震惊中外的萍、浏、醴起义，这正像李时岳先生所说的那样：“如果说，革命知识分子与群众相结合的途径，在湖北主要是投入新军，在湖南便主要是投入会党。”

魏源等虽是主张师夷技以制夷的人，但在对待民间教、会问题上则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清政府一边，与黄兆麟、蒋云宽等人一道指骂教、会为“匪”主张习其情形以镇压之，“御之之法曰：近之防闲，以遏出、以截归”。天地会在湖南的情况基本上是由黄兆麟等这样一些封建官吏向清廷上奏后被后人知晓的。从奏折中不难看出，他们充满了对天地会的憎恶，于此不必多言。咸丰年间，曾国藩对待会党以“屠夫”闻名，“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在反洋教运动中，周汉、贺金声等封建士绅频频利用会党举事，但他们心底里对会党依然鄙视，咒骂哥老会为“无知之徒，造言起义，摇惑人心，藉以卖放飘布，骗取钱文，而乡人亦竟多深信不疑，趋之若骛，诚为可惜……生为下愚，死为下鬼，岂不深可痛惜战。请君即不为自计，亦当为父母妻子以及九族六亲计。不然，起义之说实倡乱之由，乱之所归，祸岂得免”？唐才常是一个有新思想、新观念的人，又是一个欲行大难、倡大改革者，与康有为、谭嗣同多有契合点，按常理推测，他对会党的态度与曾国藩等相比应有很大的不同，但不幸的是，他对会党仍旧是鄙视的，戊戌变法的失败使通过变法倡大改革已不可能，只有借民力行大难而为之。在当时，这个民力就是会党，因而唐才常骨子里鄙视会党的思想就不得不隐蔽起来。但我们查阅《唐才常集》历史还是把他的这种心迹袒露在我们面前。唐才常主张在地方设立保局清户口以防会党，认为“此局一行，则地痞之充斥，会匪之潜滋……一概廓清”。他对家乡浏阳还表现了特别的关注，询问“有土匪滋事之说，倡首果系何人？扰乱果系何乡？近今已贴然安靖否”？告诉家乡父老，“今别有一策，使吾浏屹若长城，虽千百土匪无如我何。其策安在？惟有急筹千余金，购德国极好后镗枪二百支，招一二百人，练习精熟，待有事时，再招一二百人配成一营……虽有土匪数千人闯入吾境，呼吸之间，拉朽摧枯，无全敌矣”。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兴起了一股投帮入会之风。从对会党的处置心态层面来说，他们中的部分人不再视帮为匪，因而与曾、左等人相比，在思想观念上不能不说是一种飞跃，但是我们通过考察他们的整体行为便不难发现，在心底里他们仍然摆脱不了对会党的鄙视，因而在他们的社会实践中，这种心态还是通过其行为无时不刻、无处不在地表现出来，即使像孙中山、黄兴这样超群的领袖，仍然抹不掉这种心理轨迹。黄兴一方面高度评价自立军起义，“堂堂正正可称为革命军者”。在进行革命中，“联络的弟兄，以两湖等处的会党为多”，坚信“革命军发难，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并举为上策”。并且与“毕（永年）素投契……而秦力山、唐才常均倚重兴、恒资擘画”。另一方面随着共进会的成立，他与会党头目的不和谐音便产生出来了，表现出了对会党首领的强烈不满。辛亥革命后，黄兴对会党的态度便趋于冷淡，对孙中山重用“青红帮头子”陈其美表示不满。1912年4月在南京，黄兴甚至宣布“倘军人等再有结党事情，一经查出……惟有执法从事”。黄兴为什么会这样做呢？这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因为他“急于摆脱与会党的干系”。湖南立宪党人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摘桃子的角色，这些所谓上流社会的人物，在辛亥湖南光复中充分施展了他们善于玩弄权谋的伎俩，联合各种反焦达峰势力，合伙将焦达峰这位有功于革命的会党领袖谋杀。之后，立宪党人便对会党大开杀戒。1917年2月上旬，谭延阖专电广西督军和省长，请求派兵赴湘协剿湘桂边境的“会匪”“非两省营、县会合兜剿，直捣巢穴，智不足以清匪源而靖地方”。不仅如此，谭延阖还多次与桂、粤、黔等省军联络，协商共同派兵进剿，商定会剿的具体方法。99lib•netwww.99lib.net

武昌起义后，湖南的光复更是在会党领袖焦达峰的领导下实现的，会党为湖南的光复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会党群众亲切地称焦达峰为焦大哥，但在湖南立宪党人的眼中，焦只不过是一个“草窃”湖南光复，与他们所希望的“文明革命”相差太远，日思除焦而后快，因而，在屠杀焦达峰时，一点也不含糊、不文明。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两者不可等量齐观，但我们还是有必要对革命党人的这种功利主义进行深刻检讨。说革命党人对会党采取了功利主义态度似乎有些用词不妥，但只要我们比较一下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就不能不得出这种结论。会党的行为在辛亥革命前后并无太大的差别，革命党人为会什么要采取不同态度呢？

由于道、咸以来，湖南民间社会实际上经历着一个会党化的过程（所谓民间会党化，一是指入会入帮的人数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具有相当的群众基础，这在前面已有论述；一是指民间社会在意识、行为、道德规范等诸方面受着会党制约与影响，如“村民与书差滋闹，辄以风闻匪党滋事等语”要挟，地方官“匿灾讳盗，相习成风”等，即可作这种意义上的理解）在民间社会逐步会党化的情况下，有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此不可能不侧目而视。所谓代表人物，实际上是有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尽管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与阶层不同）总的来看，这些代表人物从心底里是鄙视与仇恨会党的，从黄兆麟到曾国藩，从曾国藩到唐才常、黄兴、谭延阖等概莫能外，只要我们翻阅有关奏折、书信与文集，有产阶级的这种心迹便会一览无遗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从此以后，湖南会党的命运便是另一番凄惨景象。会党竟是这种结局，这是为什么呢？

因此，笔者以近代湘籍人物对会党的处置态度为研究区域，就是为了由此管窥社会各界代表人物对待会党的心理轨迹与现实态度，以及由此展示的历史意义。笔者依据《湖南历代人名词典》录叙的近代人物1300人粗略分析，他们大致可分为学者、清军官、清吏、湘军将领、社会名流、会党人物、革命党人等七类。这样一些湖湘人物，除了像汤鹏、魏源、贺长龄、郑国鸿等嘉、道时期的人物，其他大部分人多与会党有一定的历史关系（会党人物除外）例如，湘乡市近期编纂的《湘乡军事志·清末湘乡籍湘军将领表》录有营官、参将、知府以上的人物54人，这些人无一不沾满会党的鲜血。众所周知，曾国藩是有名的“剃头”、“屠夫”王珍因屠杀会党凶残而被称之为“王老虎”其他像李续宾、刘松山、刘锦棠、蒋益澧等在其任内对会党也是大开杀戒。至于非湘乡籍的左宗棠、江忠源、刘长佑、刘坤一、陈士杰等，对会党同样也是毫不心慈手软。所谓“湘运之兴，从湘军起”不如说，湘运之兴，从镇杀会党始更为贴切。再如，前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唐才常、毕永年、秦力山、黄兴、刘道一、刘复基等，都曾花大力气在会党中展开工作，收获成效虽不一，但至少说明会党在他们的政治生命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有学者认为，“黄兴即使当时不是一个会党人物，至少也是一个十分了解会党内情的革命者”笔者认为，这样的结论对当时的革命党人同样适用。一些会党人物如雷再浩、李源发、洪大全、晏仲武、朱洪英、何贱苟、陈绪懦、谬星阶、马福益、龚春台等也曾令清廷、士绅、湘军、革命党人、传教士等侧目而视。清廷更是直呼会党为“地方之害”因而笔者认为，以湖南为典型研究区域应当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九-九-藏-书-网

但是，我们看到，湘军撤营之后，曾、左处置会党的行为又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卫聚贤的《中国帮会》曾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光绪初年，左宗棠带兵去新疆，看见他的军队排队去迎接大龙头，这个大龙头原来就是两江总督要他拿办的哥老会头目，他便问幕客如何是好，得到的回答是：“我们的军队自士兵以至将官，都是哥老会。”对这样的军队与会党，左当然不能大开杀戒。为何？牵一发而动全身，惩一人而罪全军，己不保也。曾国藩的态度转换比左还快，他一再批示湖南巡抚刘蓉以及在家的曾国荃：“哥老会之事，余意不必曲为搜求……即明知哥老会，唤至密室，恳切劝谕，令其自悔。”

原因很简单，就是革命前会党对革命党人推翻清朝统治有用，革命后对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无益。有用就联络、运动，无益便镇压，这便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为此，孙中山可以忘却与海外黄三德多年的至交关系。革命党人可以在其控制的省份对会党大开杀戒。在湖南，我们也全然不知谭人凤这位感情上已倾向革命的会党人物在焦、陈事件中究竟处于一种什么位置，是袖手旁观，无动于衷，还是想急于摆脱与焦、陈的干系？抑或这种心态已在当时湖南革命党人中有一定市场？革命前夜，他们还在为会党举事大唱赞歌，革命之后，他们的声音便和前清政府如出一辙，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变化，又是多么明显的功利主义！在他们眼中，底层民众自身的社会状况是无足轻重的，帮会民众为什么会结帮？促成结帮组会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根本不需要过问，如果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会党仅仅是他们的雇佣军的话，那么，辛亥革命的“全民性”便要打上一个大问号。昨天的盟友变成了今天的敌人，资产阶级从来不会想到自身会有什么不对。在他们的潜意识中，这不是一个资产阶级对与不对、做与不做的问题，全部问题都出在会党那儿。令人惊异的是，史界也有人这么认为。资产阶级进行反清革命，能有什么不对吗？反清成功以后，会党就应该俯首帖耳，遵守秩序，安于现状，听凭革命党人与上流社会的靠拢，与袁世凯、外国列强妥协。在这种思维方式支配下，资产阶级许多不光彩的东西被掩饰、讳匿了，资产阶级除了经典著作讲在反封反帝上不彻底的弱点，就再也找不出其他的毛病。在有的学者眼中，会党在辛亥革命前是盟友，之后便是暴民、乱民，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思维逻辑。要知道，在进行近代民主革命时，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成熟到十全十美的地步，因为当时中国９９ｌｉb•ｎeｔ社会本身就是十分的畸形，从这个畸形社会中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领袖人物也必然会表现出当时时代的特征，孙中山是如此，黄兴等近代湖湘人物亦如此。

为了剿灭会党，曾国藩四处网罗“人才”塔齐布便是被他发现的奇才，“一见奇之，委密捕世盗数名，皆克获”。显然，曾、左的行为无疑是为地方士绅镇压会党撑腰打气，因而在曾、左等的鼓励支持下，“各州县捕治匪徒来省者渐多，严刑鞠讯，日有斩枭杖毙之案，前后所戮者二百余名，湘中匪徒闻风敛迹。李公瀚章以已西选拔朝考，出公门下，时暑湖南益阳县事，上书于公，劝以缓刑，公未之从也”。曾又先后派刘长佑、李辅朝、王珍镇压耒阳、常宁会党起事，派江忠济镇压湖北通城会党起事，派朱孙治剿平安化串子会起义。不久，长沙城发生提标兵与湘勇械斗事件，但曾仍未因此停止屠杀会党，而是奏请移驻衡、宝二郡，继续捕屠。同时，又告诫各地在办团时不要流于形式，屠杀会党不要手软，湖南团练因之纷起，如“辰勇”、“郴勇”、”平江勇”、”宝勇”、“衡州勇”、“邵阳勇”等均以凶猛强悍著称。一些湘军悍将也均是在与会党的较量中练就了杀人不眨眼的本领，王珍就是其中一个代表。在湘南到处出现他赴剿起义军的身影。何门起义，朱洪英、胡有禄起义就是在他的亲手镇压下失败的。其他如李续宾、刘长佑、储玖躬、陈士杰、王加敏等也因此而“知名”。例如，储玖躬，随同王珍镇压桂东、永兴、蓝山、道州等地会党起事。江忠济镇压嘉禾、宁远等地会众，以道员被用。罗泽南与弟子王珍、李续宾、蒋益澧倡办团练，镇压衡山会党，1853年，协助曾国藩镇压永兴会党。邓绍良参与镇压广西天地会和李源发起事。胡林翼参与镇压李源发起事。

三、近代湖湘人物对待会党的基本心态如何认识近代人物与会党的关系，是会党史研究中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史学界把较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辛亥革命与会党问题上，对其他相关问题则较少关注，例如太平天国与会党，除了罗尔纲、荣孟源、蔡少卿、简又文、周育民做过较系统的研究，其他则没有进行太多的研究，即使像陆宝千这样有会党史专著的学者，正面研究的程度也不是太充分。再如，即使是在革命党人与会党关系的研究中，尽管学术界立论多，但正像饶怀民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有许多新的领域有待进一步开拓”。在辛亥革命与会党问题研究中，又主要是对会党定性的争论，对会党在辛亥革命中作用的探讨，而缺乏关于革命党人对会党处置心态及行为的检讨。笔者认为，这种研究难免有失偏颇，站在资产阶级的角度看待会党，得出的任何一个有关会党的结论者只能是充满着资产阶级的感情色彩。当我们换一种角度去看待资产阶级、士绅、湘军人物、清吏等对会党的处置心态及行为时，就会发现另一种天地。

并斥责曾国荃，“认真访拿，意欲搜尽根株。兄意不以为然，盖营勇无知，相率入会者盈千累万，搜之不胜搜，拿之不胜拿，兄意一概放松”。他的原则是“凡探告会匪者皆不批准，凡供板会匪者皆不捕拿”。几年下野，曾国藩对会党的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变。这又是为什么呢？稍加揣测，可知为私利使然也，为保曾氏门第也。ｈtｔｐ://wｗw•99lib.net

四、简短的分析有产阶级对会党鄙视、仇恨到举刀相向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在适当的时机，他们总会把这种对底层民众的鄙视用“适当”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政治上，他们都是十足的功利主义者，是比生意场上狡诈商人还精明的政治生意人，这在曾国藩、贺金声、唐才常、黄兴等身上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反映。曾国藩对会党从杀到“抚”除了在他的家乡、民间社会已哥老会化，剿不胜剿，主要还是为了保护门第鼎盛的曾氏家族。因此他规定，对湘乡哥老会“不准擅杀一人”“局绅不准擅断一狱”如此，“则是湖南之福，亦寒门私家之幸也”。显然这种功利主义，体现了地主阶级的无比自私，没有必要引起史家的重视，但从某种意义上，这也告诉了我们，汉族地主与清朝统治者“分离”的信息。反洋教是封建士绅与会党难得的契合点，蔡少卿、周育民、邵雍等在各自的专著中有广泛的论述。从崔睐的《哥老会说》可知，此前，乡绅对哥老会的状况已有相当的了解，但封建乡绅在反洋教中能认同的仅仅是哥老会冲锋陷阵、骁勇善战，因为哥老会这种特点可以在反洋教中为士绅所采用，以达发泄他们对西学东渐的强烈不满，在周汉反洋教、余栋臣起事、贺金声组军起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惊人的相似。笔者认为，这种功利主义发生在反对外国侵略的过程中，就不能不承认它有可取的历史价值，因为这种功利背后所追求的东西与曾国藩相比较，毕竟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一旦失去这个基础，士绅指会为“匪”欲除之而后快的本性又会恢复到原来状态，贺金声的《与会匪文》已充分说明了这点，无须再多的说明。作为新型知识分子的代表，唐才常等对哥老会心存不满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毕竟刚刚完成从“旧”到“新”的转换，毕竟他们的家人、族人还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但是当行大难、倡大改革时，他们便会取大义而舍小利，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可以暂时捐弃对会党的前嫌，在这点上，正好体现了地主阶级与新兴资产阶级的本质差别。因此，应该说，这是一个时代的飞跃。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会党有更清醒的认识，所以，他们在组织、利用、改造会党方面比唐才常等更有方法，更有成效；所以，不论唐才常还是黄兴，他们利用、联合会党的目的与曾国藩、贺金声等完全不同；所以，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利用会党的功利主义本身也不可等量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