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研究是先生一贯致力于研究秘密社会的一个自然的延伸和扩大。80年代中后期，先生在美国的时候，就系统地阅读了《时报》、《顺天时报》、《北华捷报》等报纸，复印了许多资料，这是他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一书的起因。这本书最早列入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社会史从书，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大约涉及当时认为有点敏感而实际纯属学术范围的问题，出版社支付了一半稿费，改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今天，它仍然是该领域的必读书。1986年以后，社会史研究正式展开。1987年3月27日，先生主持召开了本校中国社会史研究论证会。副校长余绍裔、学报负责人蒋广学、哲学系宋林飞及本系师生23人出席。先生在会上介绍了西方学者关于社会史定义和研究对象的认识。他指出，研究社会史，不仅要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还要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会议一致认为，开展社会史研究可以促进史学改革，推动社会科学边缘学科的发展，揭示历史演变的真实过程和发展规律，还有助于我们准确认识国情、民情，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会议建议成立社会史研究室，开设社会史课程，作好规划，与其他高校相关研究机构建立联系，进行合作。余绍裔副校长表示学校将给予大力支持。

无锡会议得到了省社联副主席胡立锋先生和无锡市社联主席华祖春先生的大力支持。无锡会议与会代表60多人，讨论了江苏省的民俗、传统学术、社会团体、地方史、外国传教士、当代社会经济等问题。我和徐梁伯教授于3月份专程赴锡落实了有关问题，但会前却生病住进了医院，未能参加。

会议的组织也非常周密，重要事情先生和我商量解决，具体事务由我安排。与会学者的学术热情、论文的高质量、争论的热烈程度，使会议的开放性、学术性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获得了舆论的广泛好评。

受先生之托，我有幸参与了有关活动的筹划和落实，在专栏的组稿、丛书的组织和会议的会务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也受到了锻炼。

学报表示将在次年开辟社会史专栏。这里还要强调，学报蒋广学教授、朱剑教授对我们的研究给予了重大支持。学报在1988年第1期、1989年第2期、1990年第3期连续3年发表社会史专栏文章。在1988年的专栏中，还发表了学报编辑部《要重视和加强社会史的研究》一文。文章介绍说，本期发表的一组论文，是历史系社会史研究室几位同志“根据他们正在撰写的几本中国社会史丛书的主题构思或某些章节改写出来的”文章呼吁“有更多的同志来关心和从事社会史的研究”学报的这3期专栏，是在先生的号召之下，在蒋广学、朱剑教授的大力支持、直接关心和组织下出版的。专栏的这些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有比较高的转载率，成为学报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具有竞争性的重要特色之一。这一点，不仅显示了先生的高远的学术眼光，也表现了蒋广学、朱剑教授不同凡响的编辑素养。比学报社会史专栏更早一些的是中国社会史大型丛书的启动。大约是在1987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汪维玲同志找到先生，商谈合作出版社会史丛书的问题。汪维玲同志是一位非藏书网常在行、非常有责任心、也非常诚实讲信用的优秀编辑。在她的支持下，先生主编的《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一书于1988年10月出版。此书所翻译的18篇论文，反映了西方学者关于社会史的理论思考和史学实践，介绍了某些西方学者的成就，阐述了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学术方法的关系，是该领域的重要理论工具书。为了提交给1988年的第二届社会史研讨会，汪维玲同志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出版，受到与会人员的热烈欢迎，并对以后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起到了重要启示和推动作用。从1989年起，先生主编的中国社会史丛书陆续出版，一共20本。丛书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史的历史面貌，从制度、思想、法律、宗教、宗法、伦理、风俗、阶层等各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结构。在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丛书中，它的系统性、学术风格的统一性和作者水平，也都堪称一流。

我在教学中常常以此为例，告诫学生学问必须出之以诚，来不得半点虚假。有一次，某市的一位资深官员，拿一篇没有发表过的讲解词申报研究员。第一次交给先生通信评审，当然无法过关。第二次有关部门主动来打招呼，被断然拒绝。先生回答说，写一份讲解词就能当研究员，我没有听说过。我想，由于对学术的执著，先生才显得如此不通融。今天，人们对类似情况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报载某大学膳食科科长也申报博导，先生的做法无论当时或者今天，可能都无济于事，但是恰恰显示了他的正直。在当下的知识界，尤其在我们周围的环境中，这种正直是有还是没有、是多还是少恐怕不是我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清楚的。

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后期的大约十多年时间里，先生在社会史研究方面组织的这些活动，对于推动当代社会史研究，对于提高南京大学在这个领域的地位，对于培养年轻一代学者，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在历史学界，先生是一个视野开阔的学者。1985年9月下旬，先生应邀赴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讲学并研究。10月5日，先生来信说：“从各方面的感触，使我认识到，中国必须发奋图强，急起直追。我们的科学事业要飞速发展，我们的知识面要扩大。”

《文汇报》、《新华日报》、《南京日报》、《扬子晚报》等媒体作了报道，认为会议“基本上反映了目前国内和国际中国秘密社会史的研究水平”会后校外事办公室的同志说，你们的经费如此紧张，但会议却办得如此有水平，真正出乎我们意料。多年以后，省社科联学会部还有同志对我说，当年的会议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一个成功的典范。1995年，社会史学会被评为江苏省社科联先进学会。

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先生每写完一章，就立即让人送给我。先生的本意，是像其他作者一样交给我修改定稿。先生流畅简洁的文笔，秀丽端正的字体，正确无误的标点令人赏心悦目。我总是以此为例，告诫同学们读书做文章应当努力追求如同先生一般的炉火纯青。先生的文稿当然无须一丝一毫改动，但他的身为典范，却是全书顺利统稿的重要因素。这是一次成功的合作。1993年在南京召开第一届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前一天，先生突击写他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写好后也是专门送给我征求意见。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他所写的开幕九-九-藏-书-网词高瞻远瞩、纲举目张，固然没有什么大的地方可改。

先生的这一席话使我终生难忘。从1977年留系教书至此时已有8年，我是一个害怕无谓纠纷也不愿浪费时间的人，从来不想在把精力过多地花费在人际攻关方面，更不肯无原则地和什么人搅和在一起，以什么拉帮结伙的手段取胜。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学里，这样的行为方式需要付出代价，多半可能会使自己成为一个自生自灭的边缘人。但是我坚信应该一心一意地走自己的路，做自己想做的事。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我真的不曾希望会有人欣赏自己。先生屈尊来我家、对我的诚挚的关怀与爱护鼓舞了我的信心，使我意识到过去的选择是有意义的。先生离开之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也把先生的器重看做可遇而不可求的知遇。

继1988年的会议之后，先生又先后主持了1992年5月在无锡举行的江苏省社会史年会和1993年6月在本校举行的第一届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说起我和导师蔡少卿先生的关系，应该不止18年。我于1973年进入南京大学读书，记得先生也是这一年从江苏盐城市的一家工厂调来南大历史系任教，如此算来已有30年。在我人生的道路上，30年的师生关系是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这里，我只截取了1984年以来先生对我的教诲和我们之间的相处，因为这一段先生更直接也更深地影响着我的为人为学。

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所以能报批成功，是由于先生过去在该领域积累了相当的学术成果，是我校学术研究的重要特色。会议于1993年6月1日至3日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及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德国、韩国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出席，其中国内学者近80人，国外学者18人，共收到论文60多篇。讨论的问题涉及秘密社会的产生、发展及其活动规律；天地会、罗教、一贯道、红枪会、青帮研究；秘密社会的作用；秘密社会与清末以来的统治政权的关系；秘密社会与国际黑社会的联系和区别等。由于先生在学术界的极大影响，由于与会的秦宝琦、赫治清、饶怀民、周育民、邵雍、马西沙、韩秉方等学术界中坚学者的鼎力支持，会议的成功是有保障的。

在先生的耳提面命之下，我走到了今天的境地。我追随先生读书，先生给了我长见识、长学问、长才干的机遇。先生对我的垂爱，是我生命中的一种缘分。只可惜由于我天生笨拙，不能深刻领略人生的真谛，不经意的地方甚至可能有辜负先生厚望之处。作为他的学生，我本当为先生做更多的事情，但是限于周围的环境和风气，无论先生自己还是我，都不免疲于招架之感。这种状况下，就我个人而言，内心总还感到非常有愧。趁着先生七十华诞的机会，我衷心祝愿先生和师母健康长寿，我相信先生的学术精神必将随着他的学生的代代相传而永葆青春。

在1984年以前，我与先生没有很多交往。先生第一次给我留下比较深的印象大约是在1974年。有一次，先生在全系师生大会上作了关于严复的学术报告。事后不久，好像《新华日报》发表了先生这次报告的全文。1974年前后正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界处境艰难的时刻，极“左”思潮甚嚣尘上，而先生的报告论点鲜明，分析中肯，说理透彻，同学们反响十分强烈。1975年初，我们参加江苏省委工99lib•net作组，到江都县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先生也参加了，和胡守军、姜元德等同学在一个组。他们和先生朝夕相处，亲密无间。

我认真推敲，竟直接在他的稿子上改了一句。文稿说，希望与会学者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开展学术争论，在有关问题上通过争论求得一个统一的结论。我主张通过争论求得学术进步而不必强调取得统一的结论。先生欣然同意。对一个晚辈也许并不正确的意见，先生是如此从善如流。另外，先生还将一些研究生的论文初稿让我先看，而我从来都是直接在稿子上批语、修改、删节。先生对于类似批改，从来十分支持。先生至今，培养了那么多硕士、博士，许多人在学术界已成栋梁之才，博士论文出版发行者有几十部之众，先生的德行哪里是言语可以表达的？我和先生相处十多年来，他在学生面前商量事情提到我，从来都称李老师而不称小李或者直呼名字。多次有同学告诉我，说蔡老师常夸你是一个十分聪明、能干的人。不光私下谈话，先生在1996年6月19日的一份材料中，还写了“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助手，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和组织才干”这样的荐辞。说来非常惭愧，大约也只有我自己才明白我的愚钝。先生对我的夸奖，除了鼓励的意思以外，也是在同学面前表示对我的信任。在这里，还要提到师母潘先生。她是“文革”前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后来长期在江苏省法律界工作，是一个专家型的法律界前辈，一个正直、细致、很有水平和事业心很强的长者。无论当面还是电话里，她从来都称我李老师，我曾经要她喊我小李，但她未肯改口。先生夫妇对我的格外尊重，是他们平等、厚道的高尚人格的体现。由于先生的注意，我和他的许多硕士、博士，例如孙江、朱槿、杜景珍、李子龙、刘平、吴东生、朱同友、蔡勤禹、黄建远、彭邦富、刘才赋、张宝明、朱俊强、孔祥涛等人，多年来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师生加朋友的关系，甚至朋友的成分还要多一些。先生对我现在的硕士、博士生也一样关心有加。我的学生孙先伟，由于他的推荐得以去公安大学任教。先生不仅有德于我，而且惠及我的学生，这是我永生难忘的。

在我和先生18年的师生关系中，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先生的诚恳和宽容。记得1989年我想申报副教授，他亲自来到二号新村我的家中，如实地对我说，今年的名额非常紧张。我是评委，但是不能投你的票，希望你理解。1990年冬天，先生因病住进了省人民医院，但是对我的职称问题仍然非常关心，我的问题得以顺利解决，凝聚着先生的关怀。先生在许多情况下都为我考虑，为我说话，甚至后来在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的时间问题上都费尽心机，这些恩德都是永远无法报答的。我是一个率性的人，过去为先生做事从来不拘小节，而他从来都非常大度。大约是1990前后，先生决定组织研究生们撰写《民国时期的土匪》一书，因为他身体有病，要我为他做一些组织和全书的统稿工作。经过仔细考虑以后，我提出了三条建议：第一，所有作者都署名；第二，稿费按实际写作数量分配；第三，我统稿时无论删谁的初稿均不得有异议。没想到先生马上非常高兴地表示赞成。之所以要提这些条件，是因为集体写作必须妥善处理好署名和稿费问题，尤其是在内容上必须有统一的观念、构思和文风。我的第三条原意九九藏书只是针对研究生和年轻教师，在我的思想深处从来也不敢想改先生的文稿，所以认为删改稿件自然不包括先生本人的文稿。先生的谦虚和博大令人难以想象。后来这本书的处理完全遵守这些原则。书的出版时间是1993年5月，实际拿到书和稿费更晚一些。作者之一的孙江于1992年3月赴日留学，当我和先生商定预支稿费并托人转交孙江同学之后，孙江十分感动。稿费数量不大，但是对于90年代初的贫穷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知识分子来说，倒还真有点雪中送炭的味道。

先生对学生学习方法、态度的要求也是非常严肃的。1986年5月1日，先生来信，要我转告诸位研究生，“要及早注意论文范围，收集资料，不要脱离实际空想研究方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先生是“文革”以后较早注意国际学术动态，较早主张学术精品的学者之一。先生的这些学术观念还贯穿在对学生的日常培养之中。有一次，他和孙江、李子龙、何练生、杜景珍、朱槿诸同学讨论问题，我也在场。有同学不接受其他同学的意见，当场顶撞起来。先生非常生气，毫不客气地给予严厉批评。事后，他对我说：做学问切忌目中无人，年轻人有这样的苗头抓一下是有好处的。先生的严厉态度可能有让年轻人一时难以接受的地方，不过如果吃过了做学问的甘苦，真正知道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道理以后，才会体会到先生的用心。先生不仅要求学生诚实做人，在他的为文为学之中，也非常注意以身作则。在他的《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一书中，有一段引自《知新报》的史料，为中山大学历史系谭棣华同志代为抄自广州中山图书馆。他特地在注释中如实地加以说明并致谢意。这是一件很细小的事情，本来不值得说什么，但是面对时下文抄公满天飞的现实，似乎小处所见者也甚大。

直到会议即将开幕，他还在为多筹集一点钱而找人。除了繁重的事务，他还无微不至地关心着陈旭麓教授的生活。会议期间，为了保证陈教授的休息，减少他的活动，只安排他作了一次讲话，其余时间在宾馆里看一点材料，以保证一种轻松和休闲的状态。先生每天都去陪陈教授坐坐，聊聊天。他仔细记录了陈先生的报告，后来又将其收入在会议论文集。在这些事情上，体现出先生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人。

这期间我和先生没有接触。

学报社会史专栏的推出、中国社会史丛书的出版和第二届社会史研讨会的召开，是我校社会史形成学科特色的重要标志。先生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学报推出专栏很大程度上是冲着他的学术声望而来的，而年轻人通过专栏得以崭露头角。丛书的基本思路、选题和作者，他也都认真考虑，决不马虎。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经费来源单一，科学研究的投入相当有限，举办大型学术会议必须到处化缘。

1984年10月，先生带我去上海，出席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承办的第一届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上有机会结识了许多前辈学者和同辈的朋友。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魏建猷先生高大魁梧，豪迈而又平易近人。周育民、邵雍先生与我差不多同龄，他们诚恳而又能干，现在是秘密社会史研究方面的中坚人物。我的朋友宋亚平当时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王承仁教授的研究生，自此之后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情。他后来到湖北省政府当过秘书，也到广州下过海，90年代读了章开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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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的博士，如今在湖北做一个市的书记。这次会议让我真正认识了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的地位。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研究开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革”中断，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文革”后的第一次盛会。先生关于天地会起源于乾隆二十六年即1761年的观点是1964年提出来的，会上成为争论的热点。先生似乎比较宽容地看待大家的不同意见，很少发表看法。但是后来继续挖掘档案、继续争论的结果，却更加坚实地证明了先生当年的学术观点是正确的。先生应邀在大会上做了一场关于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分期问题的学术报告，报告的内容就是他后来出版的名著《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一书中“关于会党史的分期”报告在与会学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普遍认为第一次把近代秘密社会的发展线索做了清晰的划分，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会议期间，先生还应上海市历史学会之邀作了一次学术讲演。先生后来被推举为中国会党史研究会会长，真正是众望所归的结果。从先生的身上，我知道了一个学者必须以学问立身的道理。

大约1986年底或1987年初，先生要我去他家。他拿出了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的一封来信给我看。信中有对先生素仰其名之类的客气话，主要内容是邀请我们共同推动社会史研究，建议我们承办第二届社会史讨论会。冯尔康教授是一位卓越的学者，也有很强的活动能力。早在1986年，他们就发起并组织在南开大学召开了国内第一届社会史讨论会，从此固定地每2年召开一次会议，汇集了各个学科的专家，成为历史学各领域中人气极旺、备受关注的学术亮点之一。经过筹划，在先生的主持和胡立锋、万仁元、冯尔康、储镜明、乔志强、赵清、王家范、余明侠等知名学者的通力支持下，第二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于1988年10月25日至29日在南京举行，与会学者120多人。会议就社会史的定义、中国知识分子、近代城市的结构与管理、商人及其社团、秘密会党、社会风俗等问题展开的热烈讨论，给所有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发表了先生在会上的主题报告和我写的长篇综述。会议期间，江苏省社会史学会成立，先生担任会长。著名学者陈旭麓教授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赞扬社会史研究形成了“南蔡北冯”的局而，这既是对先生和冯尔康教授的肯定，也是对这次会议的肯定。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先生除了继续致力于秘密社会史的研究和教学以外，还花费了相当精力推动近代社会史的研究。

本文所以强调我和先生18年的关系，是因为1984年先生正式收我作他的入门弟子。大约是1983年下半年，我准备考研，为了照顾家庭，打算考本教研室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时隔不久，忽然传说本专业已决定停招一年。听到这个说法，我不免有些感到意外。在我思想上有些彷徨苦闷的时候，有一天，先生忽然来敲我家的门，他很恳切地跟我们夫妇说：“几年来我反复观察，小李是一个读书做学问有前途的年轻人。现在，我欢迎你来作研究生。”

“现在任何学科都带国际性的，都要通信息，比水平高低，要吸收国外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