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也充分认识到会道门的重要作用，并专设有会道门工作部，有目的、有计划地培植、利用汉奸会道门为其侵华反共服务：一是创建会道门，这些会门实际上是一种汉奸组织，如道德会、协和会、大同会、新生会等；二是进行改造会道门，把旧有的会门加上伪政治工作（派政工人员）使其质变名不变，如侵占山东的日本特务机关花大力气改造了的安清道义会、一贯道、秘密教、提篮子会、硬拳道、黄沙会等；另外，以“万道归一”的口号企图统一会道门，如将红卍会、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一贯道等会道门组织成为“山东宗教联合会”；1942年，京师普济佛教会为适应东亚和平的需要，在日军的授意下改名为“未来和平宗教会”不久在济南组织分会并建立“山东保卫团”协助日军进攻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三是利用会道门，这不同于改造，而是相互利用，这些会门更多，如铁板道、皈一道、部分天主教，据统计有二十多种。日本侵略者利用会道门主要做下面工作：（1）在沦陷区，以会道门形式组织群众，提出“保家防匪”的口号，阻止八路军深入其占领区活动，如在“治安区模范县”山东峄县，日军强迫当地农民参加红枪会组织，每天晚上都要开讲、练功夫，即使农忙季节也不例外，有时还胁迫他们去峄南抢粮。

（2）在边缘区，则以发展会道门作为向抗日根据地封锁或蚕食的先锋队。

（二）对于根据地的会道门，中共派干部深入其内部进行争取教育工作。1938年，毛泽东、洛甫等在致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的电文中指出，“对于会门、土匪采取慎重的态度去应付，依据具体可能条件打进去改造他们”。1939年，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视察新四军工作时，对干部们提出，要“争取青帮、大刀会的群众，我们应研究这些组织，进行政治工作，争取他们”。刘少奇也曾撰文指出，不论红枪会、联庄会，“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反对苛捐杂税及土匪军队的骚扰，是单纯的武装组织，他们对于一切问题都是从本身利益出发，谁去骚扰掠夺他们，他们就反对谁，解决谁”“他们在政治立场上是中立的”因此，我们要动员、教育他们，提高他们的民族意识，领导他们对日作战。这便给各个根据地处理土匪、会道门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1940年6月，中共晋冀鲁豫边区党委派人利用与会首杨贯一的亲戚关系打入天门会，成功地利用、争取了天门会武装。对于根据地内遭敌利用的会道门，中共明令禁止，并向人民宣传解释敌人利用封建组织破坏根据地的阴谋，并指出某些证据。对某些会门头子与敌勾结有破坏行为的，中共发动、号召会门群众反对。规定根据地内的会门头子必须向抗日政府自首、具结、宣誓不再进行会门工作。一般的会门群众，应经过深入教育后吸收加入各群众团体，使之在民主民生斗争中，唤醒其民族阶级的觉悟，从而使会门解体，实际消灭。到1943年8月，根据地内“十分之八大体上解体了。就是在边缘区也不是很普遍的，一般的是隐蔽活动”。

（四）对于积极反共的会道门，坚决予以打击和消灭。一些汉奸会道门散布谣言、暗杀放毒、刺探情报，积极配合日军行动，如当日军“扫荡”沂蒙时，秘密教门便散布恐日病的歌谣：春到五月桃花开（因为是五月“扫荡”遍地死人无人埋；俊俏佳人身无主，绫罗缎匹无人爱。又：红球落地遍地坑（红球指日军之炮弹）不论穷富放悲声；八路军婆娑世界，遍地江山人该死，骨头成山血成汪。再如，当中共扩大民众团体时，一些汉奸会门又造谣说“推背图”上写着：单看龙蛇跨马，五洋大闹中华；西方佛子回去，胡儿对对还家。意思是上天上说五洋各国进攻中华是“天命”是“气数”非得等到西方的“佛子”回去以后，鬼子（胡儿）自然就出去了。那么，当然也不用参加什么抗日了。山东泰西昆山县徐楼村、耿楼村红枪会头目王明煌、徐四等惟恐中共及八路军宣传抗日主张会对他们扩大组织不利，因此，蓄意对中共的抗日主张进行中伤，阻碍中共的组织化，并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进攻抗日武装。中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941年12月23日进行反击，毙伤王明煌、徐四等400多人，俘获300多人。经过多次平息、打击会道门的暴乱，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和巩固。www.99lib.net

抗战时期，中共在处理根据地的会道门及其他地方武装的过程中，依据制定的有关策略，视不同情况、不同对象，区别对待，大致有以下几种运作方法：（一）对人民群众为了抵御日伪军、土匪骚扰，保护生命财产自发组织起来的民间武装组织，中共采取积极支持、引导的方针。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人民纷纷组织自卫团体，同时，中共对会门积极进行改造，“变会门为自卫队、游击队”“变会门为救国会”，在抗敌斗争中发挥了巨大威力。江南丹阳游击队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就是在江南沦陷后各地为防匪抗敌组织的自卫团基础上，在中共的支持、引导下组成的。为支持引导这种民间自卫武装组织，中共制定了《人民抗日自卫团组织条例》鼓励“凡年在16岁以上、45岁以下无废疾者均应参加自卫团（妇女以志愿为原则，其工作无基础之地区男子亦以志愿为原则）以进行抗日游击战争，或配合抗日主力军作战”据不完全统计，到1942年，仅山东一地，民兵就已发展到17万人，自卫团发展到82万人；在1939～1942年，民兵、自卫团同日伪军作战达18093次，毙伤和俘获日伪军共9000余人。

这些文章和谈话为中共各地方组织处理本地区的会道门问题指明了方向，从而将对会道门武装的争取工作统一到中共的方针政策上来了。1940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下发《中央关于哥老会及青帮的工作指示》分析了哥老会及青帮的产生原因，指出了在抗战中开展哥老会及青帮工作的重要性并着重提出了在沦陷区、国统区、游击区及抗日根据地开展有关工作应注意的原则，为各地成功解决会道门问题并动员、组织其成员参加抗战提供了必要的方针、政策保障。

1942年后，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斗争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一批抗日意志不坚、见风使舵的会道门纷纷投靠日本。鉴于此，中共决定取缔根据地内的会道门组织。晋冀鲁豫根据地为中共抗战时期领导的最大的根据地，也是其武装力量对日作战的最主要区域。1943年3月该地区颁布的取缔会道门政策颇具有代表性。该政策宣布对于一切受敌利用之秘密结社严加取缔，规定：（1）凡本地区内违反抗日利益之一切非法秘密落后迷信组织以算卦、孔子道还乡道等，或其变相化名之组织，一律取缔，并宣布解散。（2）受敌利用之各种组织会门造谣惑众，图谋不轨，破坏抗日秩序，执迷不悟者，凡经查获，均按汉奸处置。（3）假借会道门摆坛设祭，勒索人民财产金钞者，均以诈财处置。（4）曾原在沦陷区（平津太原等地）受汉奸所迫组织之佛教、道教，现不违反抗日利益，积极参加抗日建设工作者，得向抗日政府请求登记，悔过自新，不得再行活动。（5）凡参加会门道门及其他一切非法秘密团体者，应即退出，并向政府声明登记，以免受汉奸利用。随后，中共在其根据地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汉奸会道门的斗争，如晋冀鲁豫边区便破获、瓦解了世界普济佛教会、一贯道、万国道德会、大刀会、红枪会、九宫道、华北道德总会、混元门等组织，沉重打击了汉奸会道门的嚣张气焰。藏书网

与此同时，彭雪枫也撰文强调争取绿林武装（即土匪和会门武装）的重要性，指出：“对于会门武装，对他们应有正确的基本认识：（一）他们是比较原始的反贪污反土匪的民间自卫武力，（二）他们的潜势力在民间广而且深，（三）战斗精神及战斗经验都相当丰富。倘若对他们诱导有方，在军事政治方面武装了他们的头脑和武装了他们的手脚，我们相信在从前反抗军阀压迫的时代，他们能够大量消灭军阀的数万大兵，我们更相信今天他们也能够严重打击日寇的进攻。”

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为了团结和争取一切抗日力量，中共对会道门以及与这些团体有关的地方武装便广泛开展了争取、教育工作。1935年底，中共中央及其主力部队到达素以匪祸严重而著称全国的西北地区不久，便着手解决该地区的土匪、会道门问题。此前，中共川陕根据地陕南特委将“神团”改造为游击队，为中共解决会道门问题创造了较为成功的经验。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对哥老会等组织的宣言，号召他们和全国人民一起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结成亲密的、兄弟的团结，共抱义气，共赴国难”“欢迎四路好汉弟兄都派代表来或亲自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1936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设立哥老会办事处，成立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委员会筹备处，并于同年10月15日在陕西省保安县的马头山成功召开了全国哥老会代表会议，也就是“马头山开山堂”抗战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争取、努力下，中国建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包括各党派各界各族团结抗战的局面，为争取、改造土匪、会道门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

此外，中共对党内轻视争取会道门武装参加抗日工作的错误思想认识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初，中共党内很多人认为会道门落后，有“迷信仪式”因此，不愿对他们做耐心的争取教育工作。为此，中共决定对根据地的全体党员干部普遍进行宣传教育工作。1938年1月16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保卫河南》的社论和《怎样处理地方武装》的文章，认为正当“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准备迎接中原会战的时候，正确地处理地方武装，如红枪会、联庄会、民团、土匪等武装力量，是有特殊的意义和重要性的”彭真在《论冀鲁豫红枪会工作》一文中指出，红枪会、大刀会等秘密会社，“不但包括着最大多数的农民，而且拥有极大数量的新式武装，这是一支极雄大的群众抗日武装力量。但如果不善于去团结他们，就会使抗日力量受到不必要的损失”关于如何对待会道门的迷信仪式和习惯诸问题，他指出：“一切在会门中工作的同志，对于他们迷信的仪式和习惯，必须严格审慎地遵守，须知今天我们在会门中工作的中心问题，是红枪会能否抗日和能否争取他们进入抗日战争统一战线。应把迷信的问题放在次要地位，同时还要了解，我们固然不提倡迷信，但如果违反他们的习俗，是会惹起他们的反对，而被日寇和汉奸利用来反对我们。”九九藏书

会道门问题的成功解决具有重要、深远的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中共创建抗日根据地工作的顺利开展，极大地支持了抗战，同时，也为后来中共处理、解决此类问题积累了必要的经验。

（三）对敌占区及接敌区之会门，中共采取积极、主动打入的策略，争取与团结会门群众，孤立其中汉奸分子，推动会门打击敌伪下乡抢掠的便衣队、特务分子，拖延、减轻对敌负担，广泛揭露敌人残暴，反对抽壮丁，利用矛盾打击汉奸；对于为敌特伪化所组织的会道门，必须尽力争取。抗战时期，日寇利用一些对中共政策不满的封建势力，利用会道门在中国农村中广泛巨大的影响与群众的迷信落后心理，同时也抓住中共初期在边沿地区政策上的失误，操纵在各地普遍存在的会道门，从而造成了群众与中共的对立。对于这种为地主所掌握、所操纵又为日寇所利用的带有群众性的组织，中共没有简单采取“打”的方法，而是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同的原因、对象，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新四军挺进江南后，日军曾企图利用江南普遍存在的大刀会打击新四军。为此，新四军对大刀会的迷信采取不干涉的办法，着重从政治上团结争取他们，结果大刀会也渐渐走上抗战的道路。1938年5月11日，河北南宫六离会趁八路军主力攻打威县之机杀害过路的八路军官兵，并扣押了前往交涉的八路军谈判代表。八路军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决定，“为开展工作争取群众，决以主力集结南宫附近。在部队中动员教育后，即向六离会活动地区进行武装宣传；分化瓦解其组织，争取群众，进行民族教育，揭破汉奸阴谋；对为首者镇压之；散发告人民书，张贴布告，使群众勿生疑恐慌”5月12日，朱德、彭德怀指示徐向前，“必须联系检查地方党及我们部队在该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对该区伪组织内幕，应灵活进行争取、分化，孤立其领袖的工作，并须自己以抗日行动与广泛的统一战线影响之，决非简单镇压的方法”。据有关指示，八路军在展开强大政治攻势的同时，对六离会进行反击，致使六离会彻底覆灭。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会道门问题已对中共创建、发展抗日根据地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能否积极、稳妥地解决这类问题并为抗日所用，成为中共能否顺利创建、发展抗日根据地，乃至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中共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针对项英等人批评新四军“招兵买马”的言论，说：“有马不好吗？为什么要反对？有人不用，有马不骑，革命能成功吗？”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大举南侵，国民党军队连连溃败，中国的民间社会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一些封建迷信团体如会门、道门等，依仗其在民间巨大的影响，乘机活跃起来，有的甚至组织武装。据统计，山东、安徽等省的民间武装至1938年已达100万之多。这些各色各样的民间武装多属土匪或会道门武装并受到日本侵略者、中国国民党的高度重视。九_九_藏_书_网

1942年3月中旬，刘少奇在从新四军回延安时，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途经山东，代表中央帮助、指导山东工作。刘少奇同志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要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总方针。中共山东分局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检查纠正了抗战初期不敢放手发动人民抗日武装的缺点，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积极壮大人民武装力量。通过对地方武装，尤其是会道门的争取，中共在山东的力量得到极大的发展。

国民党是刻意利用和操纵会道门的，常利用它们来组织团结群众，破坏中共创建的抗日根据地。

抗战时期，中国的会道门势力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动向，并对中共创建、发展抗日根据地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中共从各地具体情况出发，并结合不同时期的政治、军事需要，采取了积极、稳妥、灵活的策略，较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本文试对此作一论述，希冀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抗战时期，中共的会道门策略是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在中共关于人民战争和抗日持久战的方针指导下制定的。在抗日的大原则下，对会道门采取团结和争取、不干涉其封建迷信的策略，“允许信仰自由，不管你信仰三民主义、共产主义也好，不管你信仰耶稣主义、释迦牟尼也好，不管你信仰鬼神、信仰关公也好，只要你抗日，就应该合作”，从而使他们积极抗日、协同作战，并经过艰苦工作去瓦解他们，“建立这些团体中的党的组织，加强政治教育，使迷信团体变成游击队自卫团，成为进步的抗日力量”，最终纳入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对投靠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民众、积极反共的会道门则坚决取缔、镇压。这种策略是对会道门势力挑战的创建性回应，是正确的，成绩也是极为显著的。当然，中共收编会道门武装并非一帆风顺，因为会道门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落后性，“私人利害观念尚未克服，因之动作极不一致，配合也不密切，甚至在日寇汉奸的阴谋挑拨下，相互猜忌，相互争夺，引起了一些愚蠢的行为，减低了抗战的力量”：有的先抗日后投敌，有的先降日后反正，有的身在曹营心在汉，有的脚踩两只船，有的既抗日又反共但对共产党的态度前后又有差异，有的见风使舵视情况的变化调整中立的程度……但是，整个抗战时期，一方面由于中共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另一方面因为抗战本身是一场保卫家乡、挽救民族危亡的民族自卫战争，稍有国家民族观念的人都不愿当亡国奴；同时，日本侵略军蔑视中国民众及其对会道门的粗暴行为也使很多会道门心生怨恨，“敌人压迫，经济负担太重，伪军的摧残，‘配给制度’使会门与原来保家愿望相反……在敌占区，有些会门感到没有出路”，因此，会道门参加抗战比较普遍。例如华北的红枪会武装数十、数百地建立起来，单河南信阳一地的红枪会就拥有七八万人之众。他们在“抗日高于一切”、“保卫家乡”的口号下奋勇杀敌，创造了许多奇迹。其他如东北的大刀会、红枪会，湖北的哥老会，上海的青、洪帮，皖南的大刀会等都在中共有关政策的感召下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民族抗战中，与全国人民一道为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九*九*藏*书*网

国民党各地方组织在暗中策划反共阴谋时，也注意利用和操纵会道门，甚至组织暴动（如山东长清、阳谷就曾发生过黄沙会、忠孝团的暴乱）从而达到反共的政治目的。国民党山东党部在制定的反共计划实施办法中便明确提出了利用、操纵迷信团体的策略：一、利用民众迷信心理，拉拢全省各地道门、帮会、基督教民之领袖分子，假借不伦不类之名义，先使入伙，使在不知觉中为吾人效死；二、收买全省各地道门、帮会基督教民之顽固激烈分子，加以训导，使在不知觉中服从本党指导为吾人效死；三、分别各项民众迷信团体之性质，选派本党中熟悉该团体内幕之干练同志，假借该团体所需要崇拜之人物，如道门中之师傅、宫长、坛长、法师、道长……诡称由为该团体素昔认为之圣地到来渡世救人，如对道门则称由昆仑、峨眉、珞珈、灵鹫等地，以坚定其精神上崇拜尊敬信念……民众头脑简单，如此一行，则莫不为信仰之团体效命致死，而实际则为本党效命致死；四、假借迷信方式……复将本党训民众之方法秘密融化运用，使其自己虽入钩而不自知；五、利用以上方式，假借各该团体崇拜人物训示命令为号召，发起对中共之大规模暴动屠杀行为；六、在进行过程中，应随时运用其固有组织与反抗心理，使其不断流血，俾其与中共结成百世不解之仇。

（3）在抗日根据地，则利用会道门作特务活动线网之掩护；另外利用中共政策的弱点（如负担重、差务多、站岗放哨多等）组织群众反抗政府，“扫荡”时做内应，或武装暴动，有的则长期埋伏。

应该说，中共争取会道门参加抗战的决策并非一开始就为全体中共人士所接受。抗战全面爆发后，王明从苏联回国。他片面夸大“统一战线”的作用，顽固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反对积极发展人民抗日武装。这对中共抗日武装力量，特别是江南新四军力量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中共东南局书记项英深受王明思想影响，曾拒绝批准新四军二支队收编土匪部队。当然，这种思想还来自其他方面。中共军事领导人罗荣桓就曾在回忆录中分析道：由于本身的年轻，加上过去长期处于地下党的地位，缺乏执政的经验，对政权的作用认识的不够，因此在政权的领导上也出现了偏差，从而“障碍各种工作的开展”如在争取会道门工作上，突出表现为不敢发动他们，尤其是对于争取反正过来的伪军与收容编制起来的土匪，我们党“对他们的党政工作是异常微弱或者根本没有”因而“往往把他们摆到边缘游击区而获得勒索抢掠的合法地位，这不能不造成我们在严重三角斗争相持的地带上遭到失败”。